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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从官员贪懒与坐等出事看制度之弊

国务院对台办副主任龚清概落马,因为时间与台湾大选前后相随,不免让外界浮想联翩:台湾大选结果让龙颜无光,因此以腐败之罪追责。此情此景,让我想起前一向中纪委网站刊发习骅的那篇以古讽今之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

龚清概从亲信到阶下囚

1月19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龚清概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这条简短声明透露的信息有限。但其他媒体透露的信息却值得玩味:

一、龚是出身于福建省的本地官员,2013年10月被提拔至国台办任职。外界都知,今上“龙潜”之时,虽然曾在福建、浙江与上海任方面大员,但浙江任职只有5年,上海仅一年,只有福建才是长达18年的“龙潜”之地,龚清概由今上亲自提拔这一推论可以成立。二、龚所犯之罪是在福建任官时的旧罪,属于“带病”提拔。三、追究旧罪时机不早不晚,就在台湾大选后三天,本身已说明问题:龚某落马,非贪之罪,乃台湾选战失利之罪。

今上以此表明:当此怠政、懒政成风之时,治吏从重,就算是御选之官,只要办差不力,也绝不容情。这与“习骅”2015年2月写的那篇《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思想是一致的。

嘉庆朝贪懒之风终成“癸酉之变”

现在回过头来说《官员都在坐等出事》这篇文章。作者借清朝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813年10月8日)发生的癸酉之变,即天理会在首领林清带领之下攻进紫禁城,箭射隆宗门,几乎端了皇帝老巢之事,分析清朝中后期朝政“因循疲玩”(懒政怠政)之弊,以古喻今,训诫本朝官员。

这场事变确实非常刺痛嘉庆皇帝之心,因为事发后他发现两点:一是这场早有预谋的事变,只有皇上被蒙在鼓里。二是此事实乃内外勾结早有预谋。

早在事发前一年,至少有四位官员五次收到了相关信息,其中三次是事变之前的警告。如果说台湾知府汪楠在1812年夏天收到信报后杀人灭口,是不想多事,那么皇家宗室豫亲王与九门提督隐匿不报则着实可恨,豫亲王不报一是因为参与起事的二把手祝现是其管家,二是他因祝现引介到林清家住过并收受重礼,因此担心受牵连,为个人利益计较将社稷江山皇帝的安危置之不顾。九门提督吉伦职司京师安全,两次接报均置之不理,在天理教将攻打皇宫的当天,仍然不管不顾。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10月7日接报林清等次日攻打皇宫信息,却当作没事,继续饮酒作乐。

这叫做:情报工作做到了家,但国家机器却严重生锈运转不了,掌管机器的机师们连转动一下的兴趣也没有,最后皇帝老子的家居差点被端,连皇后纽祜禄氏都做好了自焚的准备。事后搜集的信息更是让皇帝皇后如坐针毡:宫中的太监刘得财、阎进喜等十余人都是天理教中人,攻打皇宫就是他们作内应。

怠政懒政,大清中期与本朝一脉相承

习骅结合当今现实,对清朝中叶政治做了深刻解读:

当时的官场贪懒成风。文章概括曰: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官员懒政,完全是因为升官依靠三途:不犯错误、上司满意、报喜不报忧,唯独不靠业绩。“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

文中引述魏源对大清官场风气的概括:“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习骅的总结说:“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习骅总结的清朝官场风气只要将“修齐治平”改成“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是今天的官场态势。

读完这篇《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之后,所有读者都会认为这是在说今天天朝官场习气与朝廷之弊。有人因此借题发挥,认为本朝官员都怀抱幸灾乐祸之心,坐等天朝头顶上这块天塌下来,因此描画出一张又一张的“2016年危机路线图”。

习骅的苦心难补天

习骅将文章标题定为《官员都在坐等出事》,但其本意不是希望出事,而是告诫官员:朝廷是皮,官员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与当年蒋介石在1948年临战前夕教导手下将官出于同理。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总揽东北党政军大权的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一意孤行,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一再电令其派兵解围,总是拒不出战。蒋介石不得不亲自飞往沈阳,召集东北国民党军师长以上将领训话,痛陈形势之危之后,蒋掏心掏肺地说了一段话:“此战是死中求生,我已经60多岁了,死了没什么,可你们还年轻,再不听我的话,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

当年,蒋委员长这番苦口婆心之语,在场的国军将校都没听进去,最后确实是“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抓了去”,当作战犯狠狠改造了多年。今天也同样,习骅言之谆谆,官员听之藐藐。

政策性改革难纠制度之弊

我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只能通过改变制度来治理腐败。现在习近平通过反腐与意识形态宣传,注定不能真正治理腐败,还会进一步导致官员懒政与不作为。原因如下:

一,腐败之弊源于制度,成了制度给官员的馈赠与奖赏。这道理,我已经在《习近平驭马的缰绳空荡荡》一文里讲过:江胡时期驾驭官员,有系统性的金钱馈赠和收买;除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与洗脑之外,还有特别接地气的物质主义。积弊已成,如今习近平手中那根包上“共产主义理想”纸皮的缰绳,用来驱策官员形同无物。他想通过人事整改与惩治腐败官员,让官员过得“清汤寡水”,谁还有“革命”动力?于是官员们以懒政、不作为来消极怠工。

二、“多做多错,不做不错”已形成恶性循环

不罚无以立威的另一面是奖励必须恰当。在贪懒成风、升官机制不变的前提下,惩罚办差不力的官员,只会让官员更加不愿意做事。多做多错,这是2015年证券机构奉命救市的教训。2015年政府拉抬股市,并预先定好一万点目标,等于是权力之手与市场之手硬搏,结局不一定如今上之意,但谁也不敢当面对皇上说明这点,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救市重任。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问世,救市三军悉数以“做空中国”、腐败等罪名入狱。这些证券界实力人物当然会有腐败之行,不少人还非常严重,但因救市失败却罚其腐败之罪,只会让官员们谨守“不做不错”这条懒政之道。

龚清概这位福建官员被带病提拔到国台办副主任,乃因今上对国台办的官员不放心,要用自己人坐镇。如今因2016年台湾大选结果偏离今上意愿,坐以昔日旧罪处罚,只会让官员们惕惕日励:只有不办事,才能不出错。更何况,台湾今日之局,主要原因之一是“天然独”一代成长,“当然统”一代退出历史舞台,并不完全是龚某办差不力。

以政策与人事之改变来救制度之弊,就算皇帝本人再勤政,恐怕最后也难逃崇祯那句“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之叹。如今对官员讲“只有朝廷大河水涨,才能有官员小河水满”这类道理,效果不会比当年蒋总统临战之间对众将官讲“一个个都让共产党把你们抓了去”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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