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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 | “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吗?‌‌”党支书问到。

‌‌“对,我是有意见。但我不同意我的意见!‌‌”

早些年流行一些苏联笑话,这段对话是其中之一。如果按照幽默理论,这是典型的悖论笑话,看到的人不免解颐一笑。而当你看完《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大众的生活实景——你就很难笑出来了。

这本书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译丛‌‌”的书目之一。先前知道它很厚,拿到手才发现比想象的还要厚重。更为厚重的是它的内容。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在可怕的斯大林年代,整个苏维埃社会都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据保守统计,斯大林接管党权的1928年到这个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全国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2亿,也就是说,平均1.5户家庭就有一个人遭受迫害。这些人背后,是数千万受害者家属。

按书中所展示的,1000名‌‌“富农‌‌”在特殊定居地生活,冬天不得不在冻土上挖洞而居,很多人死于饥饿和严寒,尸体多到无法全部掩埋,冻结在一起,只能等到春天冰化后投入河中。

富农的子女出于恐惧,有的冒着极大的风险隐瞒身份,伪造新的身份信息并铭记在心,从来不对别人说起自己真正的家史。有人结婚后从来不跟配偶坦白自己真实的经历,多年之后才发现对方也是这样做的,青少年时期也是在特殊定居地和劳改营度过。直到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一些风烛残年的老人才开口对子女说起真实的自己。

还有一类人,他们在年轻时候通过举报他人立功而保全了自己,他人由此遭受迫害。到年老的时候接受采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罪大恶极,反而认为那是那个年代必要的做法。

斯大林统治的恶果之一,就是早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甚至期满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以免祸从口出,不将家里的事讲给外人,在外面看到什么也不要提出判断和批评。

书里说到的很多人是没有自己的真实生活的,在外工作永远提防别人,不敢贸然说出真实的想法,到家后也极少和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父亲不像父亲,母亲不像母亲,依然保持着紧张状态。有人在家准备好一个书包,书包里装有两件换洗衣服和不易腐烂的食品,随时被家中带走时可以拎包就走。

一位父亲在家中被带走的时候,女儿当晚刚刚过完16岁生日。父亲被人带走,女儿感觉整个世界崩塌下来。父亲被带到大门口,忽然回头看着女儿,女儿扑了上去,父亲在她耳边低声说:小鬼,我亲爱的女儿,历史山总会有错误的,但你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书中有人在多年后回忆说: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表面上如此——但你已经习惯于邪恶。你身处这些时间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

刚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还试图记下每一个人的名字,看了十几页后我发现这是不太可能的。一是俄罗斯人的名字长且难记,二是书中出现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反复出现,大部分人只是一闪而过,记不住也基本不影响阅读理解。

这本近70万字的书,是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及其团队采访了太多人才完成的。书后附有采访名单,大概数了一下,密密麻麻有将近500个人名。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量啊。

按作者所说,这些访谈通常持续很久,很多时候都分几天完成。他带领团队需要研究方法,让受访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直接记忆,避开后来形成的印象和意见,记起当时的真实想法,客服对陌生人的恐惧。逐步建立起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在访问上十几次之后,他们才会把珍贵的文件交给作者复印。

除形成本书之外,更为可贵的是,《耳语者》的研究项目资料还被集中放在某个专门的网站,人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主要家庭档案的笔录,以及采访录音的片段。如果没有这个网站,许多档案会因为当事人的去世而销声匿迹。

这些人的平均年龄80岁,在这本书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已经去世。在采访过程中,一个97岁的老太太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那是她遗忘多年的细节,如果没有这次采访,就会成为永久的秘密。在采访过程中,作者珍惜与她交流的每一分钟。

很多口述历史的记录都是抢救性采访,这本书的内容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得来的。

还记得本文开头那个苏联笑话吗?现在以另一个苏联笑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公交车上。‌‌“请问你是克格勃吗?‌‌”

‌‌“不是。‌‌”

‌‌“请问你家里有人是克格勃吗?‌‌”

‌‌“没有。‌‌”

‌‌“你认识的人里面有人是克格勃吗?‌‌”

‌‌“没有。‌‌”

‌‌“那好,你踩我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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