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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164:最后的石牌,鄂西会战-中(1/7)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一百六十四(新抗战系列之九十一)

南县厂窖大屠杀

5月9日,日军占领了南县,却没有抓到国军主力,随即向南面洞庭湖方向尾追过来。

国军73军和86军已经开始大撤退。

86军由于伤亡较少,组织完全没有问题,加上属于中央军部队,撤退相当成功。

73军则不同。

73军是湘军改编的国军,高级军官都是唐生智旧部,所以一向不被重视,属于国军三流,组织和作战能力都相对比较差。

说通俗一些,就是容易被打垮打乱。半年后的常德会战中,73军也是顶在第一线苦战,面对数倍敌军。该军再次伤亡很大,师长彭士量也殉国,全军最终差点崩溃。到常德会战后期,73军收拢残部只剩下十几个连,余部都被打散,军长汪之斌(唐生智旧将)被蒋介石愤怒的解职。

此战中,73军作战也非常顽强,三个师中的二个师平均伤亡竟然超过一半,大大伤了元气。此时原本1万2000人的73军,战斗伤亡超过5000人,其中战死的约3000人,还有2000多伤员。

9日南县沦陷以后,73军立即奉命向南县南部撤退,准备渡过洞庭湖撤到常德。由于战前就有所准备,73军在这一线聚集了大量渡船,只要能够及时赶到,撤退过湖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撤退期间,由于通讯问题,73军一度同第29集团军司令部失去联络,只得自发撤退。

因为伤亡过大,又和日军犬牙交错在一起作战,73军一部没有能够及时同主力撤退。同时大部分撤退中,一部因为基层军官几乎没有几个幸存,出现了无组织撤退的情况。小股部队以连排形式,跟随大部队一同撤退。

不过,73军撤退速度还是很快的,当天他们携带大量伤员,火速撤退到洞庭湖西北水路要冲的厂窖大垸。

这是洞庭湖边的最后一个渡口,距离前线仅仅60公里。

自然,在73军撤退的同时,其他友军都在进行攻击,牵制日军的追击,这才是73军得以全身而退的原因。

从9日开始,赶到厂窖镇的73军主力开始南渡,由于之前已经做好渡江准备,73军的部队在1日内,也就是9月10日基本撤退完毕,剩余的6000多人和2000多伤员撤走了6000多人,但仍然有约3000人失去了联络。

日军虽然设置了洞庭湖上的拦阻线,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只是击毁了73军殿后的一些运输辎重的船只。

到了73军主力于10日基本撤离完毕之时,又有2000、3000人73军散兵和其他部队诸如44军的零星散兵,也跟随前一日主力撤退方向,撤退到这里。此时军主力已经撤走,只能和留守的73军军官一同自行组织撤退。

这时日军主力,尤其是独立混成第17旅团已经于前一日杀到厂窖镇,和国军近在咫尺,撤退几乎就不可能了。

更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并没有仅仅追击73军,而是在这一路毫不留情的屠杀中国平民,并且最终对聚集到厂窖镇上的数万中国平民进行了大屠杀。

日军在中国各地都屠杀,但一般即便屠村屠镇,一次杀几百最多上千就算比较多了。这倒不是因为日军仁慈,而是因为一般当地老百姓会在日军杀过来之前逃走,至少短暂逃走躲避几天。而日军大规模屠杀一般在军事占领后的第一周,之后要么日军撤退,要么日军转为控制。因为控制当地需要老百姓纳丁纳粮,一般不会大规模屠杀,杀光了谁给你粮食和劳动?当然零星屠杀是随时都会有的。

什么在厂窖镇一地能杀3万多人?这主要还是特殊地形决定的。

南县安乡战斗爆发之时,疏散两省交界处的2万多外籍难民就开始撤退。但日军在北面,难民就只能向其他方向撤退。

遗憾的是,安乡南县这个地方很特殊,它是一个半岛地形。只有日军进攻的一面是陆地,其余三面都是洞庭湖。东西宽度只有几公里,南北宽度却有40、50公里。难民一时无法渡过洞庭湖,自然只能向南撤退,暂避战火,就这样被日军赶鸭子一般逼到了厂窖镇来。

资料中写到:湖南省南县厂窖镇位于洞庭湖西北滨,三面临水,形如半岛。小镇扼洞庭湖西北水路要冲,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2万多难民,加上厂窖本地民众2万多人,加上2000、3000国军残兵,一共有5万多人聚集在这块南北长十几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的狭长半岛地区。

73军主力和伤兵在5月10日就在汪之斌军长指挥下全部撤走,随后这里就被5万多老百姓挤满。

这边日军追击到厂窖,发现没有抓到73军主力,恼怒之下开始胡乱杀人,最终演变为大屠杀。

从9日靠近厂窖镇外围开始,日军就四处杀人,并且将难民向厂窖镇中间驱赶,从三面包围了厂窖镇。

由于厂窖镇地形狭窄,是平原地形,完全一望无尽。除了少数村子以外,根本无处遮掩。而且三面是水,唯一一面又是日军,难民无处可躲,无处可逃,完全暴露在日军的屠刀下。

日军的屠杀和南京大屠杀没有什么不同,还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在所谓扫荡战中,以作战的方式开枪开炮进行屠杀;第二、挨村挨户屠杀,上门杀人放火;第三、以征民夫作为诱饵,将难民捆绑带走集体屠杀。

战争一样的扫荡战

因为大部分难民都已经设法躲藏起来,这种方式屠杀的人数并不多。

比较大的屠杀点是黑洲子,甸安河(哑河)两岸等地。

在厂窖大垸西部黑洲子,聚集着约6000难民。

1943年5月10日,日军飞机发现这里有很多人,立即朝这里投弹扫射。难民大乱,四散奔跑。随后大量日军步兵、骑兵又赶来追杀,日本步兵对难民开枪开炮,骑兵冲入人群来回砍杀践踏。

难民无处可逃,除一部当地人依靠地形熟悉侥幸突围以外,大部分难民都被杀,短短一天内被杀害3000多人。鲜血染红了河水,这里地名也从此变为血水库。

甸安河(哑河)两岸被杀死的民众也有数千之多。

当时73军散兵约2000人和1000多难民聚集在这里,试图从这里上船南渡洞庭湖。

渡船尚且没有凑齐,日军主力就已经杀到。国军散兵只得依靠河堤抵抗,但很快被日军击溃,伤亡殆尽。

日军随后对这里所有活人进行扫射和开炮,这3000人背靠水面,其余三面是日军,也是无法躲避,最终几乎没有幸存。

大屠杀后,大北风将水上的死尸都吹到河南端,收尸的百姓在这里收了两天才收清。

现在当地百姓称甸安河为血水湖:甸安河甸安河,尸体挤得个挨个。五里长河成血海,野狗无桥可通过。

以征民夫作为诱饵集体屠杀

另外就是以征民夫作为诱饵,将难民捆绑带走集体屠杀。这种方式杀人极多,而且不会遭到难民什么抵抗。遇难的难民总数不好统计,但当地男性民众几乎被杀光,损失高达九成之多。

因为此时鄂西会战还没有结束,日军珍惜弹药,屠杀中大部分使用刺刀,少部分则是用机枪。

郭鹿萍老人回忆当年:“5月7日,我在河边玩耍,看见好多飞机和汽艇,回到村里,发现逃来了很多衣冠不整的中国军人,感觉很不对劲,就和父亲商量,连夜把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送到了益阳亲戚家。因为家里开着药铺,这是全家人的生计,所以我和父亲都留了下来,没有一起逃走。

“5月9日清晨,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我,街上一片混乱的景象。我们早早关了店门,跑到住在乡下的李枝生家里去避难。到李枝生家时,他家已经挤满了人,粗略一数,竟有40多个。因为我们这里是乡下,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想到日本鬼子会杀人,只是害怕飞机扔的炸弹会炸伤我们。上午10点左右,一小队日本兵包围了李枝生家,然后冲进来几个鬼子,把人全部赶了出去,我躲在床下的水沟里,没有被发现。

“过了一会,我听见外面哭喊声一片,以为鬼子要放火烧屋,便探出头看,不想头部被木棒猛击了两下,眼冒金星。”

郭鹿萍老人指着左眼眼角,那一块微隆的紫黑色皮肤记录下了日军的暴行。

“两个日军把我拖了出去,场子上已有100多个群众,我父亲也在其中,他们上身全部被扒光,只有我一个穿着棉衣。有一个骑白马的军官腰佩指挥刀,指挥手下的士兵把我们分为几组,然后绑在一起。我听不懂日本话,以为抓我们去做苦力,心里慌乱极了。

“这队日本兵把我们赶到德伏小学操坪,命令我们跪在一面墙下,然后抽出雪亮的刺刀。曹云开是第一个被杀的,当日本兵举起刺刀,在他上身乱刺时,他猛地喊了一句:‘你们真的杀人啊’接着头一扭,血就喷了出来。”

据老人回忆,那个刽子手不到一米七高,身体粗壮,头戴军帽,眼冒凶光。

一个接一个,刺刀刺进郭鹿萍的身体时,已有10多个乡亲惨死在这名刽子手的刺刀之下。

“我穿了厚厚的棉衣,第一刀没刺进多深,鬼子见状拼命向前一桶,刺刀穿透我的腹部,从我的后背穿了出来,鬼子怕我不死,连忙在我前胸又补刺了3刀。我痛得晕死过去,鲜血把棉衣染成了红色。”

说到这里,郭鹿萍老人把白色衬衣向上卷起,露出伤痕累累的皮肤。这哪里是一个正常人的皮肤?背部、腹部、胸部布满了伤疤,几乎找不到一块平滑的肌肤,5个刀眼如同5个补丁,永远残害着老人的身体。

“那天下午4点,我渐渐恢复了知觉,睁开双眼一看,鬼子已经走了。便挣扎着爬到40米之外的一块蚕豆地里,和两具尸体睡了3天,鬼子一来,我就装死。那几天一直在下着小雨,我身上的棉衣全湿了,又冷又饿。饿了,就喝蚕豆叶子滴下来的水珠,肚子饿了,就吃小蚕豆,连喊话的力气都没有。”

5月12日,日军在血洗厂窖后,离开了。厂窖街上慢慢有人回来,一阵阵脚步声惊醒了半睡半醒的郭鹿萍老人。

“是聂老三。聂老三是我的街坊,他路过蚕豆地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我分辨出来了。我说不出话,便使劲呻吟,幸好聂老三听见了。当他和乡亲们把我再一次抬到李枝生家的时候,我已经气若游丝,李枝生被砍了8刀,还有一口气,父亲和表兄的尸体也摆在那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人是鬼,以为自己活不长了。”

奇迹又一次降临到郭鹿萍的身上,李枝生的女儿用草药治好了他的刀伤。一个星期后,郭鹿萍急不可耐地奔回家,看到被鬼子砸得粉碎的药铺,他父亲毕生的经营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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