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底，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讨论组建临时政府等事宜。
据近年出版的《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一书披露，1981年3月2日，宋庆龄在信中对陈翰笙说，孙中山的老同志“汪精卫和黄兴确实很坏……等有一天我和你谈谈其他‘老同志’的事，你会目瞪口呆的！生活中到处都有这种蛇。”
将黄兴与汪精卫等观，并斥之为阴毒的“蛇”！
这个评说，太骇人听闻了！
显然，宋庆龄的这种极端观点，不会是无端冒出，也不可能是她本人对黄兴、汪精卫等人的独有看法，而应是生前受孙中山一面之词的影响。
因为，宋庆龄与黄兴、汪精卫等“老同志”，都是通过孙中山来认识的，而极少有她独自面对相处的时候。
然而，孙中山真的是这样看待他的革命战友吗？
应该说，宋庆龄的这个评说，只是证明了孙中山对黄兴等人，的确有过这类毒言恶语，但，却并不因此表示孙中山将黄兴等人，真的视为坏蛋毒蛇，真的一贯系统是这样的认识。
因为，如果孙、黄等人之间关系的性质，真如孙中山这一面之词的恶劣境况，那历史上便不会有孙、黄领导的同盟会革命活动，不会有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
但是，孙中山为何对黄兴等人，又会有这类刻薄恶言呢？
其实，这只不过是口若悬河的“孙大炮”，平日间因某件事而冲动激愤的一时之词而已。
不仅孙中山，就是一般人，在日常人际关系中，私下也常会出现这类对朋友产生激愤恶评的现象。但是，这往往都是一时一事的独立冲动之举，而并不是表明对被恶评之人真的痛恨之极，更不是表明被恶评者不再是朋友、或好朋友！
出现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凡在与朋友相处的实践中，人们也大体都明白，对朋友君子的一时恶毒抱怒，与对仇敌小人真有的切齿痛恨，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私下恶评归私下恶评，是朋友的，却照样还是朋友。
但是，由于我们几十年来所受的某种历史教育薰陶，长期都是被某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思维所笼罩，从而对近、现代史中的历史性人物，都已铸成了种种单一模式印象，即完全将这些人物的面貌，贴上了固定分类的标签，或是革命者、是好人，或是反动派、是坏人。而这种标签的划类，则又是常以某种主流政治观念为准绳。
由此，在人们的眼中，历史人物便都成了一个个有或善或恶之特别身份的符号，而忘却了他们也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会笑会哭、有优点也不乏顽行的人！
实际上，历史活动中的那些人物，若从不同的角度看，他们就都会有“好”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坏”的情况。而这个不同的视角及评价，也就是不同的人，各自所作认识了。《增广贤文》中，之所以有“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的古训，就是告诫世人：对人的评说，是多样的，是经常的，是有褒、有贬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
近日读《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之中，便发现，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在他的书中，说到蒋介石、李宗仁等人时，竟无统一“标准”评价，而是常常似乎存在说法上的矛盾。因为，张发奎对这些人中的同一个人，居然是既时有好评、或感激；而在另外某个时候，却又予以激烈的抨击、指责。例如他在回忆中，有称道蒋介石的为人（“信守诺言”），也记有几处感谢蒋介石送钱给他，以助他能维持部队军饷、或个人出国费用之事。然而，在书中另一些地方，他又激忿抨击蒋介石，说蒋有野心，颐指气使，总想军政大权独揽，云云。
对李宗仁亦是如此看待。既有说李宗仁是仁厚之人的赞语，但，也有怒斥李宗仁的愤慨文字，说李总欲处心积累想消灭他张发奎的第四军。
张发奎说的这些，看似随心所欲，是非混乱，但，却都是他的真实想法。
只是，这些说法，是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境下，而具有的不同想法。他的这些话，若只看某一篇章，蒋介石、李宗仁就是“好人”，而如果仅看另一些言论，蒋、李则都又成了坏家伙。
人与人相处，总是会有些矛盾、有些不同意见的冲突。因此，要赞扬一个人，或要诋毁一个人，特别是对一生故事很多、经历丰富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人们都可以找到他所需或褒、或贬的材料、证据。
所以，真正要评说一个人，是不容易的。
况且，平时人们评说一个人时，往往都只是以某种视角来界定，而不是以全面的情况来分折与推断。因而，对同一个人，不同的人，便往往会有不同的、甚至互为极端的相反评说。
例如，对曾国藩的为人与才能，在历来恃才傲物的左宗堂眼中，就一直不怎么看得起，故对人放言说“涤公（曾国藩）才短”，嘲笑曾国藩为“猪脑子”。而蒋介石、毛泽东却对曾国藩极为崇敬，尊其为师，自勉“独服曾文正公”。
乍一看左与蒋、毛的不同评价，这同一个曾国藩，简直就变为二个截然不同的人了！
为何会如此？
实因左宗堂是曾国藩的平辈同僚，故对曾的处事不足之处，自然看得多，也容易常盯着其缺陷。而蒋介石、毛泽东，则是以后辈学生的视角，解读曾国藩，故看到的便多是曾的事业之道、权谋大法。因此，不同的视角，便造就了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眼中，会有不同的形象。
当然，所谓不同视角，也还是有大视野与小视角、大原则与小度量的区别。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既是同志，却又不可避免常会有不同意见、或发生矛盾。而矛盾冲突之际，象孙中山那样性格如“大炮”之人，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出口了。
但是，这些矛盾，显然，却又远没有到足以影响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合作的程度。
毕竟，共同的革命追求，是他们坚实的友情基础，是大原则。
而平日工作与生活中，不可避免发生的冲突，则全是小矛盾。
同样的指责性负面语言，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后面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无疑，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是经常能听到孙中山指责、抱怨他的那些老同志的话语。
但是，她作为事实上（年龄上）的孙、黄后辈，显然，还没能全部认识与透彻理解孙、黄等人之间的那种筋肉相连之血盟关系，没能体会到孙、黄等人之间长期“和而不同”境界的意义。毕竟，当22岁的宋庆龄与近50岁的孙中山结合时，已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事了，宋庆龄能目睹的孙、黄之间关系，时期极短，又正逢发生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的做法，遭到黄兴、汪精卫等人反对，惹得孙中山不高兴等情况。
而实际上，孙、黄之间，矛盾归矛盾，争吵归争吵，二人却仍是战友。所以，当黄兴表示退出中华革命党内部争论，与孙中山暂时分手时，孙中山赠以一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再共尝”，以发依依惜别，黯然神伤之感。而当黄兴在此不久后（1916年）去世之际，孙中山更以个人名义向海内外发函，哀告黄兴的死讯，自省“后死何堪”，惺惺相惜、痛悼战友之情，可见一斑。
因而，当时涉世尚浅、对内部同志激烈争纷情况见识不多的宋庆龄，显然，是以短时期内孙中山的某些激忿之词，而在自己一生的思维中，定格了孙、黄等人的全部关系，以为孙中山的那些私下抱怨、恶言毒语，就是孙对老同志们的本质评价。
由于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独居高位，面对的多是向她示以尊敬、唯诺、服从的人，而象孙、黄等战友之间那种为不同谋略方法而激愤争执的场面，她几乎不再能看到、更不能从中感悟什么了。
所以，孙中山去世几十年后，宋庆龄还以为她披露的是一个历史大秘密。
而现在的人，如还觉得宋庆龄所说的那些，是宋抖出了什么秘密，那则是因为，他的思维，还没有从以往那种片面的历史薰陶中解放出来。
同样，若没有从历史中认识到这一点，人们也就难于理智看待身边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