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人姓李名景孝，四川南充市人。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时期在薛岳将军麾下从连长做起，在三次长沙大会战中屡立战功，一直当到营长。后来在国共三年内战中，其所在的部队被击败，最后随部队成了中共所谓的“投诚起义”人员。当时来接收他们的共军军代表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所以从今以后咱们就同志相称了。”以后李还被送到一个什么军政大学去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1954年李景孝被复员回老家南充，当了农民。对此，李景孝也能泰然处之，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民生涯。1958年中共开展“扫残运动”，即扫除“残余反革命分子”，李景孝因曾任过国军营长，在劫难逃，作为“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被“扫”了出来。好在他在当地农村，平日为人非常低调，基层干部对他并无恶感，于是被“宽大处理”，仅判“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对一个农民来说，既无职可降，又无薪可减，管制就管制，无非是个“四类分子”，不时弄去训训话，挨点骂，也就逆来顺受了。
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来到了他身边。这次上边有一名官员到他所在的公社来蹲点。此人叫张黎群，时任绵阳地委副书记。说起此人，也有一段来历。他在五十年代曾任北京《中国青年报》主编，有一定文学素养，1957年反右时，就差点被打成右派，好在当时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在邓小平面前力保张黎群，而胡当时是邓的爱将，所以张才得以过关幸免于“右”。但“右罪”虽免，“左迁”难逃，于是被下放到地市一级任职。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书记无意中见到李景孝的一手毛笔字还写得不错，甚奇之，遂询问一番，李一一如实作答。张听李谈吐不俗，应对得当，非一般俗品，于是书记大人动了点怜才之心，便说“对起义人员党是有政策的，下面怎么胡来？”于是在这次社教运动中，便把李景孝作为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典型，宣布摘掉其反革命帽子回归社员行列。这在当时真可谓皇恩浩荡了。事后张黎群又在一些文章中把此事作为落实党的政策加以阐述，这一来当地对李景孝就基本作为“人民”一视同仁了。李对此自然十分感激，经常对人说“张书记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可他万万没料到“福兮祸所伏”竟由此开始了。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席卷中国大地，地委书记本来就是走资派的最佳人选，更糟的是张黎群在此之前与三两个文友在《成都晚报》搞了个《巴山夜话》的专栏，发表了几篇不痛不痒、谈天说地的小品、杂文一类的东西。姚文元一批《燕山夜话》是“反党黑话”，“夜话”二字立刻就犯了大忌，于是按姚文痞的标准，诸如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都可以给你信手拿来扣在头上，所以什么“走资派”、“黑帮分子”，当然就全部“实至名归”了。
但当时置走资派于死地的还有条滔天大罪叫“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于是造反派们立刻就想起了这条“钢鞭”，李景孝是最典型的好材料。本来李景孝一介“脱帽”农民与他们官场半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来了个“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黑主子当然就是张黎群，活靶子就是李景孝。于是李被抓了出来，要他揭发张黎群“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行”。李生性耿直，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人的“革命”意图，更觉自己哪能这么黑着良心以怨报德，于是不但不配合人家的“革命行动”，反而一再重复：“张书记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呀！”这在人家看来恰好证明阶级敌人与走资派的“铁哥们儿”关系。所以最后张黎群是被打翻在地，李景孝也被作为“走资派包庇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并以反革命罪重判有期徒刑15年。
二
1966年，我与李同被囚于芙蓉煤矿劳改队二十七中队并在一个小组。当李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加反革命，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模样，所以渐渐相互接近且比较信任。他悄悄对我说及他过去的事，真是一肚子委曲，他说：“硬说人家张书记招降纳叛，他招我去有什么用嘛？人家怎么看得起我啊，真是天大的冤枉，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只能不痒不痛地安慰他几句。但我渐渐就觉得这人有些不对头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诉说自己的不幸一样。那时哪里还可能有什么心理医生来帮助他呢？我只有不时悄悄对他说：“老李呀，想开点，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开始他对我的话还有点认同感，后来我的话就根本不起作用了。
1967年元旦过后不几天，有天晚上进行所谓政治学习，先是读毛语录，再读几段报，然后叫大家作认罪检查，把自己骂一通。李景孝已是好多天低着头一言不发了，那晚“刘中队长”点名叫他发言，谁知他充耳如不闻。刘生气了，便走到他面前骂道：“你这个家伙耳聋了吗？怕检查你的反动思想呀？”谁知这时李竟抬起头来，像朗诵似的一字一板地说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包。”此言一出我们都吓了一跳：这是毛的诗，那时就是“圣旨”，谁敢去这么改？而且最后那个字真还改得有点妙。虽然“刘中队”与诗是无缘的，但这“英雄”二字他是听见、而且听懂了的，“啪”的一巴掌落在李景孝的后脑袋上：“他妈的，好嚣张，一个死反革命，你是个什么英雄？”谁知李不惊不惧，笑嘻嘻地答道：“当然是抗日英雄嘛！”这下可把“刘中队”惹火了。一声“给我捆起来”，早有几个天天盼着记功、减刑的“劳改积极分子”，闻风而动拿着绳子，按住人，不一会儿就把李景孝五花大绑捆起来。“刘中队”拿出铜哨一吹便把全中队的人集合起来，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立马升级为斗争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七斗、八斗”关禁闭等措施，李似乎又好了一点，从兴奋转为抑制，可以好多天一言不发，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就是双眼直勾勾地坐着发呆。但不几天又乱说乱动起来，有一次大家正集体开饭，他吃了还不到一半，便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大叫“紧急集合，日本鬼子把我们包围了”，结果被几个“积极分子”狠狠揍了一顿，说他“装疯卖傻”、抗拒改造，而他只一个劲地叫：“弟兄们快突围，你们这些汉奸不得好死！”见此情景，我心里不禁想起了陆游的“夜阑犹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一个在长沙大会战中为抗战立过功的人，怎么连“僵卧孤村”耕田而食也不可得，中国人啊，到底谁在发疯呀？！
三
1967年3月21日，正当文革闹得一塌糊涂之际，我们31个所谓最顽固、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被集中一处，叫各人收拾好铺盖衣物。这时一个武警兵（听别人叫他什么班长），拿着一支短枪走到我们排成双行的队列前，一脸凶相地说道：“今天把你们调去一个新的改造场所，大家坐在汽车上，给我规规矩矩，就大家都好，哪个敢不听招呼，我丑话说在前头，老子的子弹不认人！”真比土匪还干脆。接着我们连人带行李分坐在两辆解放牌汽车中，车厢上用帆布篷包了起来，最前面是一辆中吉普开道，该车正前方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大书：“后有车队——犯人”，“犯人”二字特别用的是黑字。吉普车后就是两辆装有犯人的车，再后面又是一辆解放牌敞篷车，上架机枪一挺，十几个武警全部荷枪实弹。这时我才发现，李景孝也坐在我身旁：原来疯子也成了“最危险的反革命分子”了。在汽车发动的嘈杂声中，李凑在我耳边悄悄问道：“要弄我们去做什么？”我悄声答道：“谁知道呀，说是调去其他地方。”李不言语了。隔了一阵，他又捏着我的手悄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老弟，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啊？”他显然想到了可能把我们这些人弄去秘密处决。
这时我才发现，他在精神病不发作时，还是清醒的。在那种环境里，我怎么敢和一个时而清醒，时而又不清醒的人多说什么呢。经过大半天的行程，还算好，不是去“黄泉”，而是被送到了位于宜宾东北面的四川省第四监狱。
也许是一种缘分吧，我和李景孝，又编在一个组。也许是环境的改变，在到监狱后三四个月里他除了时不时嘴里自言自语说些莫明其妙的话以外，并无特别的异常言行。
可是四监狱比“芙蓉”监管得更严，不然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最危险的“分子”调来呢？其中最无人性的就是所谓“三人监督小组”，即由狱吏将囚犯三至四人编成一个生活中的“监督小组”，这三个人就变成了医学上的“连体婴”一样，除了干活外，做什么事，甚至拉屎撒尿都必须三人一同“行动”——他没拉完，你就只有站在厕所里等他完了才能一道走。因为这三四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狱吏比较相信的“劳改积极分子”，以此将“反改造分子”像篮球场上“人盯人”战术似的加以“盯死”。我和李景孝以及一个叫杨宗和的人被编在一个“连体婴”组。杨在国民政府时是个警察，后来还升任了警长，“镇反运动”中由于他检举他的上司有功，被宽大仅判管制，但1958年“扫残运动”中，仍被作为残余反革命分子“扫”了出来，而且一判就是15年，看来他以前的“功”是白立了。但此人仍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积极靠近政府”，争取早日“新生”（提前出狱之意）。要如此，最好的“终南捷径”莫过于向狱吏告密他人的“反改造言行”，而这个李景孝经常口里都有自言自语式的、在杨听来都属“反动言论”的话。虽然这位杨宗和既识字不多更不会写字，但“政治嗅觉”却比我们强多了，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听见李景孝在说“反动话”，而且要由他口述、我代笔给他写成“检举材料”——和他既成了“连体婴”，按规定我就非代笔不可，真是烦死人。
那时我们每个囚徒除了“吃公家，穿公家”外，每月还有点零花钱：积极“接受改造”的是8角，不积极的是5角。这个“贫富差距”不大。这点钱主要用来买点草纸（那时还没有卫生纸），还可买两包烟，就是我们的高消费品了。当时的香烟是要票的，我们哪有？只有一种劣质烟，其烟丝就像锯木末一般，每包5分且不要票，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珍珠鱼牌香烟”。那天下工后在一起抽烟，我发现李景孝没有烟了，便顺手递了一支给他。他接过去后似乎舍不得抽，反复把玩，好一会儿后忽然把烟往地上一扔，哈哈笑道：“不炸珍珠港，也不吃珍珠鱼。”我装没看见只好不理他。谁知一会儿杨宗和就对我说：“给我写个李景孝说反动话的检举材料。”我说：“我怎么没听见？”杨便叫我把李丢弃烟时说的话写上去。当我如实写好后，他还不甘心，又问我：“珍珠港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这些积极分子检举了别人的“反动言论”后，还要分析批判几句，以向政府显示他们的“思想改造”大有进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便说“我不知道”。他对此似很遗憾地说：“你是知识分子怎会不知道？”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便以讽刺的口气问道：“人家说反动话，我帮你写检举，今后我要是说反动话，又请哪个帮你写呢？”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失言，已至少构成“反改造言论”了。他不愧是当过警官的，马上安抚我说：“严同改，你是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我怎会检举你呢？”我听了，真比挨骂还难受。那时囚徒之间既不准称兄道弟、称先生，当然更不能叫同志；狱吏规定互称“同改”，已够令人恶心了，他还再给我来个“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这无异于当面骂我是坏蛋，真恨不得抽他一耳光，但我毕竟还没疯，所以只好苦笑一下了事。
果不出我所料，他去交检举材料时，把我的“反动言行”也一并“交”上去了。当天晚上所谓政治学习时，一个被称为“罗管教”的狱吏，在给我们“训话”时，先是夹枪带棒地说：“有些家伙还很同情这个装疯卖傻抗拒改造的李景孝，送烟给他抽。当然，你的钱多要送他也可以，但你不能讽刺打击人家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犯人的积极性呀！”他越骂，“革命义愤”越升高，便叫道：“严家伟，给我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又问：“珍珠港在哪里你当真不知道？你反革命右派都会当，算是个吃屎分子了；真不知道，还是要包庇反改造？”这位狱吏把知识分子称为“吃屎分子”，不知是他“发明”的还是听别人说的，反正他对念过点书的人特别恨。接着他又问：“珍珠港你究竟知不知道，说话呀？”我知道硬顶要吃眼前亏，便说：“它是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嘛。”谁知他一听更来劲了，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是思想反动，一天就想着美帝国主义，它救得到你的命呀？抗美援朝，我们的志愿军把它什么珍珠港、玛瑙港都全部给他打垮了嘛。”看他那股自豪劲，好像他当年也参加了“偷袭珍珠港”战斗似的。要早知他的知识水平和杨宗和在一个档次，我就不该去提美国了，最后落得自己写反省，承认自己讽刺了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还要检查思想上“留恋美帝国主义”，把自己臭骂一顿——不过我不敢引用罗大管教“训示”中的“志愿军打垮了珍珠港”的话，怕他万一不认账，我岂不成了“诬蔑伟大的党”是日本侵略者吗？那还不罪该万死！？
四
时间把我们带到1969年初夏，当时中共“九大”已开过，在中国大陆除了毛这尊神而外，还有两尊“亚神”，一个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另一个是“旗手”兼第一夫人的江皇后。那时的政治学习除了读报就是作“认罪检查”。那天读了报上的一篇什么谈京剧革命的文章，把个“旗手”吹得来直叫人恶心。这时李景孝突然又自言自语道：“你怕是她妈个好东西呀，哪个不晓得是只破鞋呀。”声音不算大但也不小，听见的绝非一人。这还了得！虽然从语法上来讲，是个“主语缺失”的“病句”，但那时的人，八竿子搭不上边的珍珠鱼与珍珠港都要扯到“留恋美帝国主义”上去，这还能不“铁证如山”？李景孝当场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反铐加绳捆送到单独囚禁室去“关小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又过了快一年吧，一天收工回来在我们监舍外的墙上又贴出了几张大布告。经验告诉我们，肯定昨天或前天又杀了、判了一大批。对这类血腥文字，我早已无雅兴去参观。突然听见有人喊：“看，李景孝，李景孝！”这下我不能不去关注一下，毕竟是一个和我朝夕相处几年，而且互有一定好感和信任感的朋友啊！我快步上前一看，“榜”上第一名就是“反革命恶攻犯李景孝”；所谓“恶攻”就是恶毒攻击之意。首先称其为反动伪军官营长，“一贯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而尤其严重的是，在劳动改造期中，“丧心病狂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语言极其恶毒，手段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只有三个“极其”，却无任何具体事例，甚至“破鞋”一词也未得见。最后是：“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原来中国的一条人命，就是可以这样如儿戏般的被随意剥夺！
几天后，我在下煤井“劳动”时，有几个带班的狱吏在一起闲扯，其中一人好像那天去参加了李景孝的处决大会的。他说：“李景孝这家伙还有点反动劲头，弄他上刑车他还不拉稀摆带（四川方言：即不怕，不求饶之意——笔者注），还说了一句什么‘黄犬无女店’呀，执刑武警赶快把锁颈绳给他拉紧，怕他喊反动口号。”接下来他们就去研究这“黄犬无女店”是什么意思，“研究”了半天，也没个“共识”，甚至还怀疑是不是骂他们这些穿黄衣服的狱吏是“黄犬”。后来话题又扯到李是真疯还是假疯，也意见不一，但有个人却说：“管他真假，现在中央有指示，凡攻击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政治疯子也要坚决打击。”真是“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从此我才知道疯子还有政治与非政治之分，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故其外延所及更令人一头雾水，诸如何谓“反动”，何谓“国家机密”，何谓“妄图颠覆政府”，何谓“反革命”，还不都是权势者随意认定的。李景孝被认定为“反革命恶攻犯”，在当时的布告上还有“反革命放火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就在想，要有革命，才有反革命，以此论之，当然就会有“革命的杀人犯”和“革命的强奸犯”了。不知那些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玩女人像点菜单一样的大人物，是不是该荣获此称号呢？
李景孝离开这个世界快半个世纪了，在中国只不过像大海中少了一粒盐一样，不会有人在意，更没有人会想到如何为这位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的军官恢复名誉，但我作为在铁窗下曾与之相处过的朋友，我还一直记得这个有功于民族而遭杀害的人。愿他在黄泉路上能住到旅店，一路顺风走向没有政治压迫的天堂！
2015年12月18日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