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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先生的理学人格与实践

蒋介石先生一生治身严谨、砥砺节操,深得理学的精要,形成有气节、有德操的人格和生活实践。这一点后来也体现在他治国的方方面面。蒋的一生,实际上是在实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语见《大学》)的理学信条。

正心诚意不松懈

在武昌起义的时候,年青的蒋介石已经熟读《王阳明全集》和《曾国藩家书》。奉之为行事为人的圭臬,后来的治国思想也多来源于此。顺理成章,蒋介石先生当然喜读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传习录》,并向友人推荐。张学良日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写道:“我问蒋介石,我应该看些什么书?蒋介石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蒋先生在《自述》里谈到早年留日的一些观感,注意到日本人喜欢读《传习录》,“(在日本时)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在故国读《传习录》的人已经不多,蒋的观感不免带着一些遗憾吧。读王阳明的书,这是心性的修养,可以看作是理学人格的基础。

清末的曾国藩自身就是一位理学家,注重以理学指导实践。曾国藩在程朱理学之外,又不排斥心学和气学。从这个角度说,可算得上是理学的一位综合者。蒋介石看重曾国藩,且师法之,以曾为榜样。蒋常向僚属和学生推荐曾国藩,认为曾、左能够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不为枝节所迷惑,而从义理上找原因,这是典型的理学家语言。蒋介石常读《孟子》,领会其中浩然之气,甚至在弥留之际,还让儿子在床边诵读。可见蒋修身之诚,甚至做到了死而后已,这是他严肃、认真生活态度的体现。《孟子》为理学家们所推重,其中所述说的理念,又为理学家所继承,多成为理学的源头。

理学的大流,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枝。理学精神既提炼于中华传统思想和精神,后来又成为传统品德的骨架。不过,理学与基督教并不冲突。蒋先生身为基督徒,就恰好说明宋明理学与基督信仰并不冲突,本质上不是两样不同的理念。表现或许有所不同,却正是“一理万殊”的写照。近日发现一本手抄本《圣经》,蒋读了三遍,其上多有圈点和密密麻麻的眉批。蒋还常仔细研读夫人翻译的灵修书《荒漠甘泉》。受洗之后的蒋介石先生,有持之以恒的读经、祷告生活,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也不中断。这当然也是蒋先生中规中矩的理学人格的体现。由蒋先生的范例看,广而言之,中国国学与基督信仰也不存在无法调解的冲突。国学实在没有理由固步自封,以致要排斥世界性的先进认识,否则,就难免有心胸狭窄、流于少知表浅之嫌。

于细微处见精神

蒋生活严谨,蕴含理学精神,这可从不抽烟的小节略见一斑。三、四十年代的民国,抽香烟是比较普遍的,许多名人、政要都是吸烟的。甚至蒋夫人宋美龄也有烟瘾,蒋先生多次劝她戒烟,都未成功,直到蒋去世以后,才戒掉吸了六十余年的香烟。蒋生活在普遍吸烟的大环境中,能够不受沾染,殊为不易。蒋介石写字从来就方正工整,决不刻意追求花哨、潦草。记日记也是认认真真的,从一九一五年,一直记到一九七二年八月,这时蒋先生已界八十五岁高龄。这些都说明蒋先生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有传统品德作基础。

蒋先生事母至孝,体现传统的孝道,这当然又是理学所尤其强调的,称之为人伦的大事。另一方面,母亲王氏早年的教育,对蒋介石又有着深刻影响。蒋曾敬书《先妣王太夫人家训》,有八个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早年的品德和理学教育在此可见一斑。在那无理悖逆已经开始的年代,蒋先生还是守住了这些教训。蒋所书的对联、条幅不少,其中不乏理学精神的流露。有一个蒋手书条幅写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乃复兴。”蒋所强调的“礼义廉耻”,当然还是典型的理学信条。能由修身进入到治国的境界,这也是人生际遇使然吧。其实,理学并不排斥生活的趣味。蒋曾手书一幅,那是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隔窗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境中。”想必蒋先生当时是触景生意、禅思盎然了。

早年的蒋介石,曾经浪迹上海十里洋场,寻花问柳,但他却能反省自责、痛改前非。青年时期之后,生活作风也趋于严谨。当然,可想而知这个过程也是艰难的。有一次,蒋介石经香港赴上海,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这一次却没有守住底线,因而又写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仍然要与“好色”作斗争,要克制这人欲。正是因为有这反躬自责的理学修炼功夫,才终于没有沦陷在情欲之中。蒋介石先生身居高位时能够持守克制情欲的心志,已属相当难能可贵,能够真正做到不“沾花惹草”,就足见其修养功夫之深了。

愈挫愈奋的实践

理学精神讲求“诚”,就是诚信,以蒋先生的理学素养,必然会励行这个诚字。蒋介石先生克己守信,坚持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从来都不是虚话和谎言,这有今日台湾的富裕、民主作佐证。尤其让中国人宽慰的,民主确实已成为今天中华民国台湾的现实。说是实现主张也可,说是励行承诺也罢,至少言而有信是其中的精神。

清朝末年,腐朽的满清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失去天命和民心,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有武昌起义发生,大中华民国取满清而代之,传承了中华和人类的优良传统。按照理学的思想,义理总是亘古到今、一以贯之的。但是,蒋所处的那个年代,世界性的不法流行,各地风行反叛,以破坏传统为乐事。这种狂暴潮流波及中华,突出表现就是大规模无信、无义的非法颠覆活动,荒唐、怪诞、变形的共产思想,竟然在大陆形成了以邪为正的世界。那时,又有军阀作祟和日军的大举入侵,不时地穿插其间,灾祸迭出。时局岂止是万分艰难。实际上,中华民国的创始者和守望人,向来都是重法制的,遇上什么事情,动不动还是要找“法源”,也就是法律依据。这一特点与理学的重“理”、重“道”颇有些关系。只可惜,大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一路上历经风吹雨打,凶险时现,不尽人意处肯定也是不少的。蒋先生不得不退居海岛,坚持不懈地守望大中华民国。能够暂时保有台湾本属不易,坚持下来并发展壮大,则可称得上千秋功绩。蒋先生虽退居台湾岛,仍然还是不畏强暴,卧薪尝胆为中华的未来而努力,可以说是愈挫愈奋的典型,彰显了中华的正气。其中所表现的道德精神,自是源远流长,也是忧天下的更大诚信的体现。

现在的台湾社会,渐渐臻于民主、富裕、公义的境界,从这里,可以看到大中华民国的锦绣未来。对照两岸的境况,很能说明理学的正邪之辨。本来,蒋、毛就大不相同,殊若天壤。一个讲求品德和诚信,虔心秉承正气;一个以诈术为乐,以邪道为本。毛的暴虐、荒淫,今天已是尽人皆知。在大义上,毛也反复无常的,一时一个主义,可以说是翻云覆雨。因此,大陆是一以贯之的人祸横行,当年无辜死人每以百万、千万计,这样谬种流传至今,始终不能摆脱乱象。今日大陆的风气,挂着仁义道德的条幅,所行却实在不堪入目、入耳,民主也只是招牌和幌子。贫困、悲凉、灾祸流行。这不能说不是根子不正所致,种下的是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不行在正道上,就必然没有好结果,又要贻害百姓。

结语

既探求、笃守天地的义理,那就必然有正气运行,行之于日常的起居,当然会有益于身体健康。蒋先生以操劳的一生,享有八十八岁的高龄;夫人宋美龄则有一百零七岁的高寿。回观其人的道德和操行,这些也许并不会令人感到十分的惊讶。历史的迷雾渐渐散去,在时间的冲刷中,个人恩怨也变得淡漠起来。这时,真实的价值就会显露出来。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的逐渐披露,蒋先生为人处事的心路历程,必然更为世人所知。后人将从蒋介石先生的人格和修身实践中获益不少。

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黄花岗》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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