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美国迎接习近平与教宗为何大不同

让中国人百感交集的直观对比

二○一五年九月,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乎同时访问美国。当习近平率庞大政商代表团到达第一站西雅图逗留两天的时候,教宗正在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总统奥巴马全家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教宗应邀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演讲中议员们起立鼓掌的次数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连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也一反常态热烈鼓掌。习近平到达首都华盛顿时,教宗先走一步去了纽约,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现场座无虚席。教宗在纽约的公开弥撒,有八万人参与,盛况令人震撼,这还是抽签限制人数的结果。与此同时,习近平在白宫会谈,却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他去国会演讲的愿望被拒绝,街头中国人权人士的抗议却如影随形。随后,他去了纽约,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大厅里有三分之二的空位。

这两位访问美国,时间选得耐人寻味。这样的时间安排,简直就是用来作比较的,人们不可能不看到两位访美场景的直观对比,不可能不问两位引起的反应为何差别如此之大。习近平是带着钱包和订单来美国的,访美四天里一口气承诺采购三百架波音飞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注资二百亿元,免除发展中国家债务,出资三十一亿美元对抗气候变化,三年内资助五万中美留学生,等等。可是对于习近平最热切的倡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朝野却置若罔闻。习近平这次访美,可以说是满载而来,空手而归。对比教宗的空手而来,载誉而归,让中国人百感交集。

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理想

教宗在美国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欢迎,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教宗多次尖锐批评资本主义说出了美国学院左派们的心声,也反映了社会底层贫苦民众的愿望。这样的解读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美国,学院和媒体左派从来就有很强的话语权,这种话语不仅是美国引以自豪的思想言论自由,也为美国社会的不断改革和更新提供了多元的思想资源。教宗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现实的尖锐批评,本质上不是要聚拢贫苦民众内心的不满和冤屈,而是倡导全人类的共同理想,那就是人道、自由、公正、民主等普世价值。他提倡的是普世价值指导之下,现代西方社会应该不断改革,使得社会更公平、更自由。所以,从现场氛围就可以看出,教宗的社会批判,所引起的不是愤怒和仇恨,不是革命和造反的情绪,而是谦卑、自律、利他、互爱的感恩之心。这些思想感情,不仅天主教徒认同,可以说美国社会的所有人都会认可。这是教宗受到如此盛大欢迎的根本原因。

同样受到美国民众喜爱和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是如此。达赖喇嘛多次说过,世界上各个宗教之间的不同点一目了然,但是只要深入地看,就能看到所有宗教的核心是一样的,那就是倡导全人类共同的爱,共同的理想。达赖喇嘛多次说过,他把自己看成半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中,追求人类平等的理想是符合佛陀教诲的,仍然是今天的人类社会应该追求的目标之一。很多人想不通,既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都已经证明是失败了的,为什么达赖喇嘛还要这么说?其实很简单,达赖喇嘛是特指追求众生平等这一佛教理念而说的,这一平等、自由、利他、互爱的理念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是普世价值。

从全人类共同理想的角度看,习近平的弱项非常明显。如果说,从江泽民到胡锦涛还在提倡和国际接轨,提倡“和谐”,避免被世界主流理念所排斥,习近平执政后却在和普世价值唱对台。访美期间,习近平的讲话中不乏民主、公正等词,但是没有一个人把习的这一类高调当真,因为在此以前,他的“七不讲”惊世骇俗,在内政上无视基本人权、打压维权律师、逮捕女权人士、镇压非汉民族等等作为,已让他在价值理念方面完全破产。尤其令外界震惊的是,习近平政权对主流宗教肆无忌惮的骚扰。

习近平的宗教政策

习近平成长的五六十年代,是中共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破坏、镇压和消灭宗教的时期。一九五八年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藏区的几千所寺院被摧毁,到文革时期,藏传佛教寺院几无幸存者,不知有多少僧侣死于这场残酷的运动。中共这种灭绝性的宗教政策是以其特有的马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而这种理论也是习近平那一代所得到的教育,在他们那一代的脑中根深柢固。文革后,胡耀邦、赵紫阳等对这种政策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纠正,宗教开始从废墟上重建。而习近平执政后,又出现了逆转。

在最近的统战工作会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等多个场合,习近平都对宗教摆明了态度:“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他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讲话中,提出了“佛教中国化”的政策。

习近平的讲话有这一代人的特点,用词大,句型壮观而空洞。他的宗教观念和政策到底是什么意思,从这些提法中很难看出,但是具体做法就很清楚。最近几年浙江省疯狂强拆基督教堂十字架,主事的领导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信任的人。这一造成基督徒极大悲情的蛮横政策,没有习近平的首肯是不可想象的。无耻的是,浙江当局强拆十字架的时候,拿出来的理由居然是教堂违反了建筑规范,是违章建筑,却动用了武警特警等政府暴力部门。

“佛教中国化”是习近平生造的一个概念。世界各大宗教在其传播史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形成一些独特的风格,宗教学者们称之为宗教的“本土化”。佛教产生于印度次大陆,在后来传播的过程中,除了对教义和经典的不同侧重形成的三大主要流派,即“大乘”、“小乘”(上座部)和“金刚乘”(藏传佛教)之外,根据佛教的“本土化”特点,还有“汉传佛教”、“日本佛教”等等。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等佛教流派是佛教进入中国后产生的,日莲宗则是日本佛教的产物。佛教和人类其他精神和思想一样,也会发展变化,这要靠佛教僧侣和信徒的共同努力。事实上,当佛教传入中国,并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土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当然,佛教也在“与时俱进”,民国初年开始的“人间佛教”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个运动在近现代佛教大师太虚法师、印顺法师、圣严法师等高僧的倡导和推广下,将佛法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在台湾和海外具有很大影响,渐成当代汉传佛教的主流。

习近平的“佛教中国化”显然不是为了佛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利用佛教作为一个工具,来为中共的统治服务。于是,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的“做好藏传佛教工作”,具体而言是“发扬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传统,推进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建设,支持藏传佛教按照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要求进行教规教义阐释”。这无异于说,中共将争夺佛教教规教义的解说权,用中共的解说来改变佛教。可见,所谓“佛教中国化”其实就是“佛教中共化”。

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是百分之百的倒行逆施,怎么能指望得到当代世界的认同呢?

《动向》2015年10月号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