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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共上点民主课

中共领导不知民主为何物

当今中共领导层均“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红水泡大,只识暴力不识民主,只熟悉坦克碾街的“六四”,不知道可以自由办报的“五四”,实有必要给他们上点关于民主的基础课。

中共虽然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召徒聚众,最后武装夺权,国号亦称“人民共和国”,但一九四九年后的桩桩件件,与“人民共和”完全南辕北辙。从“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直至“六四”、重判刘晓波,哪有一点“民主”?事实上,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对民主自由的认识,怕是“略知之无”都谈不上。

一斑窥豹,一例可证。六四开枪、坦克碾街,邓大人的理由如下:

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坚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这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暴力逻辑。寥寥数语,底牌尽露——否定人权、鄙弃民主、价值错乱、妖魔西方。执持这种暴力逻辑,能够领导国家走向民主吗?离了人权,国权还剩下什么?国权是对国民人权的保护,国权怎能与人权对立?民主自由怎么成了资产阶级与强权主义的东西?无产阶级就不需要民主自由了?那又何必万水千山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再说了,社会主义如果只为无产阶级一家服务,只有无产阶级一家滋润了、得意了,而你的滋润你的得意又压着别人的痛苦与屈辱,社会还能“和谐”么?国家还能安宁么?很奇怪,无产阶级不愿被专政,别的阶级就愿意被专政么?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与包容度远低于耶稣与佛主呵!

降低暴力乃现代化要素

学者出身的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一八九七至一九九三)一语入髓:“拳头,是共产党唯一听得懂的语言。”这一对中共的概括,既来自对中共党史的深刻提炼,也是对“六‧四”开枪的实质概括。

人类文明越高级,现代化程度越高,暴力度就越低。所谓社会文明,主要指标之一便是不断降低政治暴力。一个需要暴力摆平的国家,一群只听得懂暴力语言的政客,与谈民主自由,岂非夏虫语冰?“六‧四”枪声,不仅体现邓小平的政治文明水准,也凸显中共政权的暴力实质。

中共捏着马列图纸搞“阶级专政”,自由民主似乎只针对封建专制与“万恶国民党”,只适用于对外的解构,意识不到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建构,乃是建设现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地基。很简单,没有自由,没有保护自由的民主,即使是“伟大的无产阶级”,还能幸福么?

民主是对自由的政治保障,现代化必备要素。惟有民主,才能建立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秩序,现代化果实才能公平地为人民所享有,才能有效遏制官吏贪腐。民主的优点还在于及时纠错,民主也许不能引向天堂,但可防止进入地狱。因为民主决策的最大依据是非暴力的“点人头”。“暂时多数”既保证决策的相对公平,也保证“暂时少数”的存在权与发展的可能性。总之,民主保证了各种不同意见的“和平共处”,既防止少数对多数的专政,也防止多数对少数的镇压。

民主要义

民主当然是集权的“天敌”,虽说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共一路高举“民主”大旗成功夺权,但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共对民主却特别敏感,直到一九五七年公开表示“反感”。至九○年代,连“自由”都被污名——“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无产阶级就不需要自由,就喜欢专政。其实,民主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相当多元,不仅仅体现于分权制衡——将权力关进宪法的笼子,更有收集社会各方智慧、调动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增强国家认同度,朝野因共识而凝聚,因多元宽容而和谐。

其实,民主不仅仅泽被国家利在全民,也保证政治人物的安全,使政治家能安全从政,不用担心集权制下无法避免的各种阴谋诡计,不用念那“三要三不要”的毛氏咒诀,不用像现在这样拎着心“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如习近平最大的政治危机乃诸侯造反——薄熙来串通周永康搞政变。事实上,“严防身边人”乃中共当今各级官员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千万不要忘记”,他们最大的政敌当然不是人民,而是熟悉之至的同僚。因为,同僚与他仅一步或半步之遥,完全有机会将他合法地“阴”下去,取而代之。

先平衡权力,再处理公务,实为中共各级官员不能言传但必须意会的从政常识。如此这般,集权制当然因内耗太大而影响了各级衙门处理公务的效率。因此,民主不仅仅是民众获得对公众事务的参与权、监督各级官员运用权力的公正性,也能大大提升各级政府的办事速度与行政效率。

民主才是最大的维稳器

“六四”后,中共一直视高校为“动乱策源地”。当代中国大学生对政治对意识形态越来越没兴趣,他们只为自己的就业充满焦虑。不少学生党员追求的不是信仰而是物质——党政机关与国企偏爱党员。

事实上,民主才是最大的维稳器。民主使政治活动公开化程式化,从而保证各种政治诉求的合法化与非暴力化。能够合法表达并争取自己的政治诉求,当然就无必要再选择暴力途径。即便个别人、个别组织搞暴力活动,也不可能得到回应,掀不起太大浪头。欧美国家之所以近两三百年无政变,当然说明人家因民主而避免时局动荡。民主成为欧美国家的最大维稳器,筑就欧美国家“安定团结”最强大的政治基础。

民主制贪

让权力入笼,用宪法管住统治者,制止各级官员制度性贪腐,乃西方现代文明最智慧的实质体现。而中共则是千方百计防范人民,十四亿国人至今没有言论自由。无论政府怎么做,都只能当“歌德”喊“万岁”,否则就是被重点关注的“不安定因素”。大陆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入笼被囚,看着笼外“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笼内“主人”束手无策,既张不开口,也拿不起笔,更迈不动步,因为“主人”既无言论权批评权,更无监督权。

国民弱智论

至于“国民弱智论”,推说百姓文化程度不高、对民主漠不关心、实行民主条件不成熟等斜腔歪调,也该收起来了。一九五○年七至十月,台湾举行五次选举,八百万台湾人投票率百分之六十二至八十二。主持人吴国桢感慨:“任何一个目睹那些选举的人,必定会抛弃自己最后一点怀疑,即认为东方人不适合民主,对民主漠不关心。……我认为只有信任才能产生信任,而且除非给他们一个大胆的起步,否则是不可能有进步的。”

难道今天的大陆“革命人民”,素质会低于六十五年前的台湾人么?六十五年“党的教育”,应该有点提高吧?国人当然也清楚: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至少应该让人民拥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而非以“愚昧贫弱”剥夺民众的参政权,更不应该将一党专政论证成必须维护的“特殊国情”。

《争鸣》2015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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