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同他父亲史迪威医生一样，是一个精力充沛的聪明人，也是一个比较出色的语言学家（会西班牙语，法语，中文），甚至可以流利的用中文写日记，而不用英文。他也是一个还算出色的训练教官，对新兵训练很有经验，但他却是一个蹩脚的外交官和一个没什么能力的军人。
就拿抗战来说，史迪威在抗战爆发时候，就一再认为中国必败，很快会投降。但事实证明，国军独立和日军血战五年，就这一点，就体现史迪威军事政治方面能力欠缺。
史迪威之所以被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派到中国，第一在于史迪威在中国呆过很多年，又会一口纯正的北京腔中文，对中国多少有些了解，这是其他高级军官不具备的。第二史迪威是马歇尔的亲信和私人好友，马对他比较信任。
自然，如果史迪威来缅甸，仅仅是作为一个美国的联络员，负责监督美国援助中国物资的使用，他还是完全够格的。
遗憾的是，马歇尔给他的任务是：美军驻华、印、缅军指挥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代表美政府出席重庆军事会议、中国战区与南太平洋战区间的联络员、滇缅公路监督人以及在印缅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
这样一来，史迪威显然是不能胜任的。别的不说，让一个从没有带兵打仗的人，突然去指挥10多万部队，和强大的日寇交手，这怎么可能呢？
同样是美国将军的陈纳德，在1942年赶赴缅甸指挥飞虎队之前，已经用了长达5年的时间仔细观察日军作战情况，研究日军战术，分析日军飞机性能，甚至自己驾机近距离赶赴战场观战。陈纳德自己说观看了数百起空战，花了这么多心血，这才有后来飞虎队的辉煌。
所以说，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史迪威有问题，是马歇尔选错了人。
史迪威虽然在中国多年，但主要坐坐办公室，或者帮助中国修路，对于中国军队并不了解，不知道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也不了解日本军队的情况。
此次同古作战，200师被日军一个师团猛攻下，史迪威还不知死活的让200师自己死守。200师仅有近万人，55师团则有2万多。
杜聿明诚恳的向史迪威说过：根据国内抗战经验，国军需要用两倍量的部队，才能防御住日军。
但史迪威当做耳边风，根本不予理会。
蒋介石也用类似话劝告史迪威时，史迪威居然在日记中认为蒋介石懦弱怯战，实际上蒋说的是大实话。
到了55师团迂回包围准备全歼200师，56师团大部队开始赶到的时候，不但是杜聿明，怕是普通一个团长都知道200师必须撤退，史迪威却居然还是让200师死守，准备收复仰光。
显然此时200师在同古自身难保，何谈反攻收复仰光，这根本就是荒诞不经的想法。就算打，也要退到平满纳，集中新22师，200师，96师，新38师4个主力师一起去打，光靠200师能有什么用？
所以同古战后，杜聿明见到蒋介石，就直言不讳的说：这个史迪威应该说是不懂战略，也不懂战术。如果听他的话，200师在同古就被日军歼灭了。
杜聿明这句话，并没有污蔑史迪威，也是大实话。
其实如果只有单纯的不懂军事指挥，还并不算特别严重的问题，关键史迪威的性格很可怕。
此人是个极为刻薄的人，睚眦必报，受不了一点委屈。
史迪威传记中写道：在菲律宾服役一年两个月后，1906年2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到西点军校现代语系任教官。他在日记上把这作为一件自豪的事写道：他是“1904年第一个回国的人”。他还列出了向他表示祝贺的7个人和没有向他表示祝贺的9个人的名单，这表露出他是一个过分敏感的人。
书中说的没错，你远在菲律宾，不见得所有同学都知道这件事。人家不知道，怎么会向你祝贺呢？史迪威的心眼太小了。
后来所有同史迪威接触的人，都对史迪威不满意，包括马歇尔本人。此人非常会讲刻薄话，做事还不留余地，经常让人极为难堪。甚至对他很支持的罗斯福，史迪威也给他起了个橡皮腿的外号（嘲笑罗斯福的残疾），还在很多场合抨击他。
所以他在中年就得到一个酸性子乔的外号，意思是这个人性格刻薄。
一旦史迪威和某个人结仇，他一定不惜一切代价要搞垮他，至少给他极大的难堪。换句话说，他可以完全针对某个人做事，而不是为某些事才针对某个人。
大家都是有社会经验的人，在这个社会如果想做成什么事情，就必须针对事，不能针对人，凡事以做成一件事为目标，不然肯定会搞得乱七八糟，甚至一事无成。
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军人，在任何时候要抛弃私人感情，以军事政治为重。但史迪威不是这样，他冲动暴躁，感情用事，动辄因为私怨私欲不顾大局，胡乱做事。
如果这个性格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史迪威是一个有着强烈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人。史迪威很清楚自己在目前的美军内的地位。他只是一个边缘人物，无法发挥什么作用的，不可能像巴顿，布莱德利这样获得美军的指挥权。
史迪威这人对金钱，美女什么都没兴趣，甚至对权力也不是非常有兴趣，却非常在意名气，希望在自己的一生成就一个大事业，做一个英雄。
所以，史迪威非常期望像当年洋枪队的美国人腓特烈·华尔一样，依靠指挥一群中国人在国外成就事业。而史迪威最希望做的，就是保住整个缅甸，击垮缅甸的日军。显然，如果他真的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可以青史留名了。
所以，在整个缅甸作战中，史迪威虽然多次对英国人让步，但他并不是在保护英国的利益，而只是期望英国人和他一起作战，因为英国人如果逃走，国军孤掌难鸣，缅甸就会失守。
实际上，史迪威也并不是在保护美国的利益。如果真正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就应该尽量的拖住日军，不让日军分兵进攻美军。拖住日军，只需要像蒋介石和杜聿明说的那样，指挥部队步步后撤，尽量拖住日本即可，根本没必要又是要反攻仰光，又是要全部保住缅北。
至于中国人的利益，史迪威更是没有考虑，甚至放在最后一位。
因为英国人，史迪威指挥不了，他能够控制的只有中国人。所以史迪威只能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以换取英国人能够留下来，实现他个人英雄主义的愿望，也就是反攻缅甸，成为缅甸的英雄。
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从史迪威特别会利用媒体，就可以很好的看出来。
他通过宣传，利用记者和媒体的好朋友，将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美国军人的样板形象，对看不惯的中国人则利用媒体大肆侮辱诽谤，给中国抗战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史迪威的记者作家好友白修德，塔奇曼等人，不是亲共人士，就是共产党。他们和史迪威合作，创造了一个伟大英雄史迪威，在腐败无能的中国坚持维护美国利益的形象。
这种没有事实依据，仅仅靠一些臆想和推论构成的新闻稿和历史书，在后来的国外史学界被称为史迪威－白修德模式，是所谓不可信的代名词。
不过不可否认史迪威的宣传非常成功，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的观点。甚至包括他的继任者魏德迈。魏德迈到了中国，亲眼目睹国民政府抗战情况以后，才惊讶的说：我看到的，和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说的，完全不同。国民政府的坚忍毅力，是我没有见过的。法国人打了六个星期即告屈膝。而坚韧的中国人民已经苦撑了七年。可是，我们美国人对中国在1941年之前为遏制日本而作的自我牺牲，大部分时间皆表现漠不关心。
此次缅甸作战，杜聿明和史迪威彻底闹翻，有趣的是，开始他们是很和睦，互相欣赏。两人第一次见面，非常投缘，这是因为两人的目标一致，就是准备在平满纳歼灭日军。
当时的情况，杜聿明对于平满纳战役，也是非常支持的，史迪威自然非常高兴，大力支持他。
关键在于，随后发生了一些变化，而杜聿明站在维护中国利益的角度，而英国亚历山大将军站在维护英国利益角度，史迪威则站在维护自己的愿望角度，导致大家出现利益冲突，自然闹翻。
王楚英回忆两人第一次见面，写道：当杜聿明于3月14日深夜到史迪威住所“红楼”拜访时，史迪威竟亲自到杜聿明的座车门边恭候，好像迎接久别的老友。
杜聿明在史迪威陪同下走进作战室，对墙上挂的巨幅缅甸军用地形图和地上放的巨大沙盘发生了兴趣。他走近前仔细察看挂在墙上的二十万分之一的缅甸地形图和另一张百万分之一缅甸全图。他把李汉萍处长叫过来问，为什么长官部没有这种地图。李说：“去年12月15日在昆明受命出发援缅时，他向昆明行营领取的全是缅甸旧图，而且只有百万分之一和三百万分之一两种，后来参谋团经由丹尼斯从缅甸英军总部替我们要来一些30年代出版的缅甸地形图，也是百万分之一的，所以不甚详细，甚至与现地有出入，很不合用。”杜聿明听罢，转身对史迪威说：“史将军，您知道，地图对于我们战地指挥官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可是，我们司令部现在使用的缅甸地形图，却是30年代中期英军测制的百万分之一老图，很不详细，且不精确，现地上的地名在图上找不着，图上的地物现地却没有，这种过了时的军用地形图早就应当销毁了，岂能发给作战部队使用呢？我现在看到了您这作战室内悬挂的地图，心里既高兴又羡慕，希望您能替我们也弄到这样精确而且详细的新图。”史迪威随即问我这种地图是从何处弄来的。我告诉史迪威，是前几天我从梅苗英军总部情报部领来的。听说英军总部近日又从印度用飞机运来了一批新版缅甸地形图，可以同英军总部联系。
杜聿明对我说：“楚英老弟，就请你陪同李汉萍处长连夜到英军总部走一趟，请他们给长官部和各级部队发一些新版缅甸地形图。”史迪威让我立即去办此事，并给亚历山大写了封信由我带去面呈。我随即带四名宪兵，同李汉萍驱车来到梅苗北郊燕雀湖畔英国缅甸总督府和缅甸英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弗拉格斯塔夫大厦，拿了五十万分之—地形图22份，十万分之一地形图44份，五万分之一地形图220份，并连夜返回“红楼”复命。
当我回来的时候，杜聿明正向史迪威介绍第五、六两军的历史沿革、编制装备、训练等情况。对于战局，杜聿明认为，目前盟军占据优势，但日军在两周左右时间内极有可能从新加坡、马来亚方面抽出兵力，增援缅甸，缅甸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质的变化。他说：“中英联军必须紧紧抓住目前日军在缅仅有两个师团且被分散配置、其后续兵团尚未到来、日军抢修的泰缅公路刚刚修通、其重装备尚未全部来缅的良机，用最迅速的方法在极短时间内集中中英两军主力，选择适当的地区，诱敌第五十五师团孤军深入，先将其包围歼灭，然后再围歼其第三十三师团，乘势收复仰光，再整顿态势，迎击日军的后续增援兵团。故‘攻势作战’、‘各个击破’、‘包围歼敌’的战术，应成为中英联军在缅甸战场打败日军的首选方针。而选定同古地区对日军发动进攻，则可期必胜之结果。”
史迪威听了杜聿明的分析，大为赞赏，高声说：“杜将军，今夜我二人虽然是初次会面，你我却是一见如故啊。刚才你所讲的缅战方针竟然同我完全想到一起了，真是不谋而合。”他问杜聿明，如何进行同古攻势？杜聿明说：“我设想由第二○○师附必要特种兵部队，在皮尤至同古城垣及其周边要地，分别构筑伏击、阻击阵地，逐次打击日军，不断消耗其有生力量，挫伤其士气，诱敌至同古主阵地前，利用急袭火力予敌以决定性打击，乘其攻势顿挫，指挥失灵，立即以第五军主力加上第六军一部从同古两翼出击，将敌人包围在锡当河西岸、喀巴温河南岸地区歼灭之，然后会同英军包围敌第三十三师团于奥坎、勃固之间，夹击歼灭之，乘胜收复仰光。”
史迪威听着杜聿明的见解连声说：“很好。很好。”
杜聿明接着说：“诱使敌人第五十五师团孤军前进到同古我主阵地前，将其包围歼灭。这一仗的胜算，可以说我们已经稳操在握。但是，我们正面临着同敌军抢时间和争速度的关键问题，这是个极其严峻的现实问题。现在第二○○师刚刚到达皮尤、同古地区，正在夜以继日地赶筑防御工事，积极备战，再有四五天时间，他们就能全部完成作战准备。该师加上配属部队有1.1万人，而日军第五十五师团估计有2.4万人以上，我二○○师完全有能力独自抗击敌第五十五师团，守住同古达一周以上时间。”杜聿明话锋一转，“可是，第五军直属部队到现在才有一小部分到达漂背，炮兵和战车还在腊戍以远的来此途中，第二十二师刚到芒市、龙陵地区，第九十六师还远在保山，第六军的暂五十五师正由腊戍南下。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在一周左右将第五军主力和第六军一部都调到同古至平满纳地区集中，完成战备。这就要求英军保证有500辆汽车日夜不停地在滇缅公路上接运部队来缅，并在腊戍至平满纳以及到同古的铁路线上保持火车畅通无阻，而且能及时提供必需的火车车辆，同时请英军在我军活动和作战地域建设完善的后勤设施，保证供应毋缺，实为至要，这是决定同古攻势能否进行和成败的关键所在。”杜聿明喝了两口茶，又说：“我今晚专程来拜望您史迪威将军，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鼎力帮助，以促成同古攻势能顺利进行。事实很明显，同古之战是缅甸战局发展的转折点。从对日作战的全局来看，我们必须在缅甸战场打败日军，以扭转局势，激励民心士气。”
史迪威说：“杜将军啊，你的话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你我的想法很一致，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是‘不谋而合’，使我深切感到，在缅甸战场上你的确是我的知音。”
杜聿明走后，史迪威对我们说：“杜聿明不错呀。他很有头脑，很有见地，战术很灵活，企图很积极，有进攻精神。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他是我值得信赖的伙伴，对打赢缅甸这一仗，他不但信心百倍，而且很有办法。看得出来，以杜聿明为代表的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很坚强，进攻精神也很旺盛，他们是铁了心要在缅甸打败日本鬼子的，而且战术很巧妙，指挥也很适当。现在就看英国佬的实际行动了。”
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拆台，导致史迪威在缅甸没有实际军权。其实恰恰相反。
远征军之所以在缅甸惨败，恰恰是因为蒋介石过于信任史迪威，给与他过大的权利。
1942年4月，蒋介石赴缅时，曾在腊戍明确地向中国军队的将领宣布了五点指挥关系，确定了史迪威对中国的指挥全权。此外。蒋介石还特别叮嘱第5军军长杜聿明说：“你归史迪威指挥”，要他“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的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
杜聿明甚至在回忆录中抱怨：蒋介石基本是支持史迪威的，基本没有给我下过单独的命令，导致我不得不听从史迪威和罗卓英的。
最终，让这个不懂军事的美国老牛仔瞎指挥，又被狡猾的英国人牵着鼻子走，才让远征军不但没有保卫住缅甸公路，还损失了近6万条生命，连杜聿明自己也差点死在缅甸，中国最优秀的将军戴安澜也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