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乔木现在每天都在图书馆上班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英国《卫报》8月6日报道，自从乔木上一次踏进课堂以来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在他曾教了十多年课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官员们把这名直言不讳的新闻学副教授贬到了图书馆。
“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理由”，乔木说。他认为此举是作为对他支持多党民主制及言论自由等思想的一种惩罚。
无法教书，他每天在写教材的英语总结以及梦想着中国议会能自由选举。“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也许10年或15年，中国将开始民主化”，他说。“15年后我将是60岁，仍然是一个做政客的好年龄。”
随着习近平任中共总书记接近第三年年末，乔木的政治热望显得更是空想。
当习2012年11月上台时，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曾希望他有可能带来一些政治改革措施。外国观察家们指出习的父亲被认为反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事镇压，而习的女儿正在哈佛大学就读。
然而，这些希望已被证明惊人的错位。作为一名如此强大的领导人，习主持了几十年来对中共对手们最严厉的镇压之一。
活动人士们说自7月初以来，至少有232人被拘留或审问，显然是为了让批评北京的人权律师们静音。
像乔木这样的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叫苦，抱怨对他们思想的审查和不能容忍日益加剧。
“情况越来越糟糕”，45岁的乔木说。他公开倡导西式民主和公民权利，令他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自从（习）掌权以来，政府已经收紧了对思想研究和教育的控制。就象一个小文革。”
中国高校的困境仍然与毛泽东时代的过激行为相去甚远。毛对高等教育的概念是出了名的敌对，他曾经对一名共产党的同事说“知识不是在学校里获得的”。
文革期间，随着毛泽东的红卫兵们肆虐，数以百计的教育机构被完全关闭，知识分子受到迫害或流放到农村劳改。
但对于那些曾希望有一个更宽松时期的人来说，习近平主政下的压制代表了一种令人沮丧的转向。“自1980年代以来，我还没见过这么糟的”，位于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历史学家Tim Cheek说。他是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方面的专家。
Cheek说，自1980年代西方思想和做法受到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攻击以来，中国自由主义学者现在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
“之前我没有预见到会是这样，我想我们许多人也没有预见到。我曾认为，（在习近平主政下）中共会变得更加自由主义和没那么强硬”，Cheek说。
“（自由主义学者们）非常郁闷。他们看到没有办法阻止习近平正在做的这种逻辑和方向，因为他正在关闭公民社会，或是对它施加了非常强的约束。他们感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将是未来十年里的样子，这让我目瞪口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情况。”
Cheek补充道，为了让中共免于崩溃，习近平在试图重塑和加强其党，这些学者“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斗争中连带受到伤害”。通过他的共产党“反改革”，这位国家主席现在要求其追随者绝对的服从，清除那些被视为障碍的人，他说。他补充道：“他要求知识分子的忠诚比要求中共党员的忠诚更为严苛。”
前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教授谌红果的寒意可以追溯到2013年初，当时中共内部被称作的“九号文件”开始流传。
这份秘密指令警告说，为了保持该党继续执政，需要反对七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包括人权、司法独立和多党民主制。
谌红果说，这些思想一下子在课堂上被禁。他于2013年12月辞去教职，称（因为）越来越缺乏学术的“自由、公开和宽容”。“如果不允许大学讲师在课堂上讲这些概念，他还有什么可教的呢”，他说。
乔木说，“在习近平之前，我们只是担心他们会删我们的帖子。最糟的情况是他们会删你的帐号”，这名2002年加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者说。“但自习近平掌权以后，情况变了。他们开始抓人。”
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一些人在寻求逃离。
两家西方领先的大学学者们说，他们已注意到寻求临时教职的中国大陆学者人数攀升，一些人可能是在寻求远离中国。
其他人已经离开。直言不讳的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去年1月被北大开除。夏业良称北大此举是出于政治动机。他已搬到了美国，现在在华盛顿卡托研究所任访问学者。“我想念我的那些朋友、亲人和我的父母，想念很多东西”，夏说。
他称在一个全国性的抹黑运动中，看到官方媒体给他贴上不称职和“反党”的标签，令他在自己的国家无法就业。“我被迫离开。在中国，没有一家大学敢接受我当教员。”
Cheek承认并非所有的学术讨论都受到影响。“你可以谈论人民币的汇率，你可以哀叹地方级别的腐败......这没有问题”，他说。“这不会威胁到中共的秩序。”
然而，任何学者的工作激怒或威胁到了这个政党，现在可能不好过。Cheek说，许多自由主义者“进入了运动模式，就是把头低下来、避开，不要留文字。”
“我们都试图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他补充说。“坏消息是情况越来越糟。有更多的监督、更多的压力。好消息是我的中国同事们几十年来在用一种方式回应，那就是：他们应付、掩饰，他们等待时机，用另一种方式去措辞。所以，我不认为他们会放弃。”
谌红果说，习时代已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寒蝉效应”：学者们在自我审查，或完全避免某些话题，很多期刊现在干脆避开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
尽管如此，他仍然乐观。“要让知识分子沉默是不可能的”，谌说。“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主义者，但（社会日益自由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乔木淡化他被困在学校图书馆里的日子。“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不象曼德拉”，他说。
他表示决心要避免被迫流亡，当民主终于来到中国时，他准备竞选公职。“我研究了东欧国家的转型，通常是教授、作家、律师和记者成为了政客”，乔说。“我想成为一名国会议员，去批评、监督政府的腐败”。
“我们必须去改变我们的国家，而不是改变我们的国籍。”
原文链接：'It's getting worse': China's liberal academics fear growing censo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