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运用拉吉•帕特尔博士(Paj Patel)的“粮食战争”的概念，[2]对大跃进-大饥荒的起源做了一些历史性追溯，发现它其实是自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一个基本政策——粮食政策——的延续和爆发。究其实质，是一种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对此，毛泽东亦供认不讳地说过：“粮食问题是一场战争”。[3]然而，这一政策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有什么恶性发展？如有，又是以何种政治和组织形式？这些发展和形式和又和毛泽东和中共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估计有何种关系？这些，又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大饥荒发生和发展时面临的新课题。
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无疑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对这一课题，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极有见地的论述。例如，有的分析认为毛企图借大跃进来使国力得到超常规的飞跃，从而在国际共运中和苏联较劲、取代刚过世的斯大林的领袖地位。有的则认为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共领导人一贯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恶性发作。然而，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大跃进的发动和毛泽东对他认为将要到来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分析和急迫感、以及这种“备战”运思的关系。
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接见一系列外宾，如英国共产党主席波内特、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就发表了不少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世界大战的讲话。但当时他认为，会有一个工业化-军事化的战争准备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以进行十个五年计划。”[4]
仅过了一年，毛又把他的战争准备期缩短为“十二年”。1956年1月，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5]1957年11月16日，他又在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1958-1959年间的多次讲话中，这种急迫感又大大加强了。首先，凡谈到大炼钢铁和农业大跃进，他都常常同时谈到可能到来的“世界大战”。其次，他把和平准备期缩短到了十年。例如大跃进发动之际，毛在军委会议上的一个内部讲话中谈到了他的“赶超英美”的大跃进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关系。他说：“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一九三九，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按二十一年算，还有八年，那么我超过英国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过美国……再有七年，有强大工业，苏联有七千万吨，我有六千万吨，一九六七年可以超过苏联，接近美国，十年可以超过美国(有把握超过)，到那时导弹工业，原子弹都有可能。”[7]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世界大战的判断是不正确的，他的思维中浸透了冷战和意识形态的狂想，以致使人隐约地感到一种他对通过世界大战来实现全球共产主义的热望。但可悲的是：如果说这只是一个普通人或民主国家领导人对战争的错误估计，并不会立即对国家的所有政策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但毛是一个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和独裁者。他对战争、尤其是世界性的战争的估计和准备，必然地首先转化为所有国内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基础。如同我们有关朝鲜战争和统购统销关系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个怪圈：中共领导人发动和准备的对外战争，常常首先转化为对内对本国人民的灾难性的经济政策的转换。[8]在准备世界大战的阴影下发动的大跃进，这种烙印和影响更显而易见。
首先，要准备打世界大战，必然要有大量和先进的武器。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整个经济体系会不恰当地向重工业，即军事工业倾斜。这一畸形的发展，用毛泽东后来把它庸俗化简单化的话来说，就是：“以钢为纲”。要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权威和党的纪律来先搞“全党大炼钢”、“全民大炼钢”[9]，即发动钢铁大跃进。这样，重工业和农业乃至轻工业之间必然失去必要的平衡，整个宏观经济就严重失调，最后只能是牺牲农业（农民）来发展工业。诚如同林毅夫博士所分析的：“因为政府优先发展工业，它就采取从重征收的政策以养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原材料，增加城市粮食储量、以及出口粮食换取外汇……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体系，可能是严重的供给冲击出现时中国饥荒发生的更本原因。”[10]
其次，毛泽东把这一世界大战的准备期（或“赶超期”）预定为“十年”左右，完全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工农业水平，当时的中国和毛准备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的“帝国主义”、即欧美国家的差距远远超过了十年。更何况这些早已经工业化了的欧美国家还在发展，不可能停下来等中国来“赶超”。
最后，既然是发动全党全民来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赶英超美”、准备战争，就必然要有一种全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一方面，准备战争，当然是军事化式的组织形式最为合适。另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打了大半辈子的仗，最为熟悉、最为得心应手的当然也是军事化或半军事化的组织和管理形式。此外，从当时中共中下层干部的主要构成来看，军队复员、转业干部也占了很主要的成份。而毛和中共领导人在发动大跃进时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鼓吹和实践，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军事共产主义和“五风”的源起
1958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可能是缘起于对3月11日河北徐水县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人民日报》上的“苦战三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一文的讨论。但是，无论是该文本身、或者是接踵而来的河北省委的理论总结，都还没有把它理论化和系统化到军事共产主义的高度。但到了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徐水县视察中，推动人民公社化，徐水经验的重点便开始向倡导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倾斜，还总结出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其结果是“全县进一步实行军事化，全部劳动力已编成2个团、191个营、666个连，有的乡还给青壮年民兵发了枪支。”[11]在紧接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又利用徐水的经验，公开倡导整个农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军事共产主义形式。他说：“苏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的，确实如此。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12]
为了给这个新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制造公共舆论，毛泽东还积极推动有关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就被授意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提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毛泽东又立刻以“《人民日报》编者按”来加以推广：“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13]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和直接导致大饥荒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某种特殊的因果关系：
第一，既然军事共产主义下的整个农村都变成了军队和兵营，那当然就不允许有私人财产。其实，毛和当时的徐水领导人张国忠等就兴致勃勃地讨论过“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转化为公有。”[14]毛泽东的倡导在《人民日报》上登高一呼，全中国自然应者云集。这种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便成为“共产风”的祸源，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数以亿万计的对财产和劳动力的恶性毁坏。以徐水为例，“在扫除私有观念的影响下，有些村庄鸡猪和树木也归了公，把锅砸掉炼铁，户户不冒烟，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连箱箱柜柜都归公有。群众的基本生活资料——住房也要拆除。县委就曾在住房规划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砖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据统计，很快拆除3.2万间房子。”而共产主义的“新的居民点”又由于资金、材料不足无法及时建成，其恶果是搞得徐水农民住房紧张、流离失所。[15]研究大饥荒的著名学者杨继绳说得好：“‘共产风’，实际是‘共’老百姓的产……由于‘共产风’与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相联系，因而传播最广，最难纠正。”[16]
第二，在所谓的“政社合一”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下，军事共产主义赋予了各级干部在和平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军事指挥员的绝对权力，使他们直接能够动用政府权力（如设立“劳改队”）甚至国家机器（如武装民兵），对不听话农民甚至干部进行任意的压榨欺凌。“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等自然应运而生，使大跃进-大饥荒那几年成为中国历史上酷吏最盛的时期。再以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为例，“有群众说：张国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并指示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358人。……1958年，徐水县共逮捕4642人，其中多为五类分子，有190人是生产队干部和党团员。据西留营、南张丰、八一农场三个劳改队统计，有30人捕后，死在劳改队，其中包括两名党支部书记。”[17]关于“军事共产主义”导致各级干部对农民的残暴管理，山东省监委在当时的一份绝密文件中承认：
近来也有某些基层干部，命令主义的作风有所滋长，他们不了解组织军事化的实质及意义，假借军事化之名，用强迫命令、压服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赵振铎于一九五○年假装积极混入青年团，对党、对人民时刻怀恨在心，在秋收秋种中，乘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机会，借工作名义，向群众大施报复摧残，他在两个月的时间即亲自打人三十二名。在他的影响下，全村有十名干部打人五十四名。在刨地种麦时，强迫一些妇女昼夜在野外劳动，派民兵看守，不准回家。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群众要求回家休息，赵振铎将三、四十名妇女骗到一个屋里将门锁上走了，有些妇女因急于不能回家给小孩吃奶，在屋里大哭。小孩因吃不到奶，再加生活照顾不好，有了病得不到治疗，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死亡达四十八名之多（全村共四一○户）。……该县毛埠乡野家宅村食堂主任赵明书，乘一个社员下地劳动的机会，就去强奸这个社员的妻子，因女方不从，被他扣押一天。寿张县李堂村一个生产队的支书，在翻地时故意多分给一个青年妇女土地，谁翻不完不准回家，晚上别人都翻完走了，他乘机奸污了这个青年妇女。该县付楼一个生产队支书，强迫一个青年妇女的父亲在晚上下地干活，剩下闺女一人在家，被他强奸了。……据了解，在章丘、历城、邹县、武城、宁阳、菏泽、昌邑等县，都发现在人民公社内擅自成立“劳改队”或“白旗队”的现象，将一些干活不积极或有其他缺点错误的人送进去，由民兵持枪监督，强制劳动。如宁阳县姜家集人民公社，成立了“劳教所”和“人民纠察队”，不到一个月，捕了五十二人，集中看押，其中有党员三人，贫农三十一人，中农十一人，地、富七人。章丘县钢铁一团、四团和官营乡，不完全的统计，共有被扣押劳改的一一七人，其中贫中农占百分之九十以上。[18]
第三，军事共产主义还直接造成干部的“对生产瞎指挥风”和群众无法抵制那些荒诞不经而又日新月异的“浮夸风”。原因非常简单：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残暴和腐败。而由于所有资源都掌握在军事化的领导者手里，人们便不得不在恐惧中奉迎他们，以换取活命的资料。于是，说假话或跟着说假话就成为风行一时的必然了，皇帝新衣、匪夷所思的“高产卫星”便到处升空着。这一类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河南在大跃进-大饥荒中是一个重灾区，罪魁祸首之一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他后来的检讨里承认：“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一年来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报八十余万头，其余农具、住房的破坏都很严重。”究其原因，他认为其“一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观念”。他检讨说：当时错误地“觉得人民公社的许多具体办法都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在农村的普遍化，实质上是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在农村中是可行的，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提早实现。”[19]
对于中共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人民公社的实质和恶果，今天的学者已经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如林毅夫博士在1990年就曾用博弈论的方法说明：人民公社式的“农业崩溃的主要原因在于剥夺了农民退社的权利。组织形式的这种转变使农民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农业生产”。[20]又如高华教授在1998年也曾指出：“大跃进虽为一场乌托邦运动，但在落实、巩固、强化国家权力方面却丝毫没有浪漫主义色彩。毛泽东的空想乌托邦虽未能实现，但全国已成为一座大兵营。”[21]
但这里我们必须要补充的是：当年就有民间的有识之士对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六十年初，和北大著名右派学生林昭一起组织了所谓“求索右派反革命集团”的兰大历史系学生张春元[22]就做过这样的分析：
当前农村的巨大变化之一，就是农民的贫困和破产，农村中出现了新兴的阶层——农村无产者。这个阶层的出现是由于当代统治者实行反动透顶的各种农业政策的结果。首先，在农业集体化的口号下，残酷地、变相地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间接地进行控制，对农民的生产所得如粮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计地进行掠夺，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大大地加速了广大农民向农村无产者过渡的进程，在这个所谓“通往共产主义桥梁”的帷幕后，使广大农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广大农民处于“国家”奴隶与依附者农奴之间的地位，从物质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当代统治者的赐予。当代统治者还玩弄着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农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农村，用分化、利诱、胁迫、强制等手段，把农民用军事组织形式编制起来，加强统治，扼杀与堵塞了农民在迁居、就业、外出谋生的起码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与自由方面没有丝毫权利，给农民戴上了无形的枷锁，烙上了奴隶的烙印。[23]
如果说这里还可以做一些补充的话，那么从党国对农民的粮食战争的角度，还可以把失去了土地、粮食、牲畜、工具、房屋和一切私有财产的农民理解为是这场战争中失败的一方。从1953年反“统购统销”到1957年反“合作化”，尽管在和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农民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抗争，但他们还是不幸失败了。而1958年始的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其实质不过是对沦入失败者地位的千百万农民的更严格更残酷的战俘营式的管理罢了。
最近，根据国内和杜润生一起在八十年代写杜的自传的高王凌教授透露，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初就通过陈伯达向主管中南地区土改的杜表示了他心中的农民的未来“就是如何组织农业的‘产业军’了”。这甚至使杜润生大吃一惊地感到，其实是一种“劳动营”。[24]而大跃进中他一再倡导的军事共产主义，正是他建国初期的宏图的一种实践罢了。
造成大饥荒的两个直接原因
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曾提到过他的军事共产主义区别于列宁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苏俄内战时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或“战时共产主义”，他认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25]这里，我们且不论苏联的“余粮征集制”和中共粮食政策的异同，但不能不提及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这又确实是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中没有的。而这一中国军事共产主义的怪胎，已经被众多的中外学者认为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并扮演了“谋杀性的角色”。[26]
对此，美国学者文贯中教授研究非常到位并系统。他采用现代统计学的方法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粮食供应其实已经“极为脆弱，许多地区的农民必须用糠菜半年粮的办法才能维持生存”。但在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农村供给制下，公共食堂先是“突然提倡吃饭免费”，“提前消耗了1958年秋收带来的大量粮食，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的冬天”，“因而触发了粮荒在部分地区的蔓延”。接着，公共食堂制度又急剧地加速了饥荒的发展。首先，“随着食堂的建立，农民已经被剥夺了在自己家中拥有食物的权利，也没有准备和消费食物的权利。当饥荒蔓延时，公社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搜索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其次，“食堂实际上成为一种控制农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农民的最主要的劳动所得，是以供给制的方式提供的，即不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农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样的伙食”。最后，“尽管食堂不再实行农民敞开肚子吃饭的政策，因而不可能再有1958年下半年的大规模粮食浪费，但却提供了另一种更为不公正的浪费机会。由于全体农民的口粮已经集中在食堂的仓库中，而仓库的钥匙又掌握在公社干部的手中，当饥荒发生后，作风不正的干部获得了贪污，腐败，侵吞农民口粮的最大便利。”[27]
其实，这一军事共产主义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在大跃进-大饥荒中对公共食堂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反反复复的坚持的原因。很简单，既然毛泽东想把整个中国农村都变成一个“兵营”，从军事化的角度，当然不会允许“士兵”们在“兵营”里有自己开伙的自由。毛泽东对此曾引用过中国“奴隶时代”的“军队发明”说：“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了？……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乡村就搞不得？”[28]纵观这一场自统购统销以来的国家对农民的粮食战争，其要害是争夺对粮食的买卖权、分配权和使用权。如果说国家的统购统销和农业合作化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粮食的买卖权和分配权，它毕竟还给农民留下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直至公共食堂——这一中国特色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滥觞，才彻底地剥夺了农民对自己口粮的最后使用权。甚至，全国各地都因办公共食堂而没收了农民的锅碗飘盆，剥夺了他们的烧饭权。其悲剧性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悲剧在于作为粮食生产者，竟被迫与他们的产品——粮食产生了越来越远的距离；而生产出食物的中国广大的农村，竟最后成了饥荒最严重的地方。
香港大学的荷兰学者冯克教授在分析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时认为：“1958-1962年间，粗略估计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仅这一项至少有两百五十万人。至于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还有许多死于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为富裕，有的因为干劲不足，有的因为直言不违，还有的仅仅是莫名缘由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29]如果我们可以就此作一点细节上的补充的话，那么这上百万的农民的非正常死亡都和干部利用食堂对农民“扣饭”（不准吃饭）和他们自己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关。这里仅举一例以窥全豹。在甘肃饿死了近百万人以后，中共中央派汪锋取代了闯下大祸的张仲良出任省委第一书记。汪峰在对几个食堂做了细致的调查后，直接给毛泽东写了如下的惨不忍睹的信：
群众对食堂真是怕极了，恨透了。群众说：“交朋友交个管理员，吃馍喝汤不作难”；群众说：“炊事员的肚子，饲养员的热炕，队长、管理员没定量”；群众说：“勺把子上有刀子”；群众说：“食堂是饭厅(打饭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员不顾群众困难，甚至打人、骂人态度恶劣)和花厅(队长、管理员专找漂亮年轻的妇女作炊事员，就在食堂里乱搞)。”例如，六队队长马培继和食堂管理员拜景义，贪污多占，克扣社员口粮，利用社员口粮诱奸、强奸妇女13人之多；1960年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共死了39人。群众对这些事情愤恨最大。这两个食堂已成为破坏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发展和党群关系中的疙瘩了。[30]
现在，我们可以来粗略地比较一下列宁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征集制”和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异同了。“余粮征集制”，顾名思义就是在战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交出剩余粮食支援战争。应当一提的是：这一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行在苏俄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而列宁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战时的“临时办法”。他还公开承认：这一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它是我们在一九二一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31]为此，列宁领导了从军事共产主义向相对自由的“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他很快以正常的粮食税代替了余粮征集制，同时恢复商品经济，肯定商品和货币的作用。开放市场，允许私人自由贸易。[32]和苏俄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换相比，中国的粮食政策走的却是一条倒行逆施的路径。首先，和1918-1920年间的苏俄相比，大跃进时的中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而毛泽东却要整个中国仅仅为了他个人狂想中的未来十年的“世界大战”去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其次，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就已经处于苏俄式的“新经济政策”之中（用中共的专用名词来说，叫“新民主主义经济”）。而1953年开始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其实就是“余粮征集制”的中国翻版。到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又准备倒退到更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否定商品经济，封闭自由市场，取消按劳分配。就粮食征集而言，中共又通过由高估产和“高产卫星”引起的恶性高征购，把这一政策发展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错误巅峰。使之成为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在千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扮演“谋杀性角色”的另一直接原因。
和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相比，大跃进的军事共产主义还经历了一个从“闹剧”向“悲剧”转换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如同我们在分析统购统销时所阐释的：对农民的粮食征购的量首先是根据国家的估产的。大跃进以前的国家征购已经建立在不合理的高估产的基础上，而大跃进中的层层吹牛和“高产卫星”更直接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既然每个社队的粮食产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么对国家的贡献也就应当成倍增长。于是就开始了竭泽而渔、横征暴敛的高估产和高征购。例如，大跃进中国家对1958年粮食产量的估产达8000亿斤，而后来核实的1958年的粮食产量其实只有3953亿斤（这一数字都可能有很大水分），竟高估到4047亿斤之多（达102.3%）。再如，四川1958年实产粮食为224.6亿斤，但估产却达到390亿斤之高（达173.6%）。[33]因为浮夸吹牛，从1958年到1959年国家大大提高了征购指标，有些地区达60%之高。诚如《四川省志•粮食志》指出的：“从1959年起，农村留粮节节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种疾病发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34]这样，农民还有什么“余粮”可以维持生命？在大饥荒年代中常常出现这样不可理喻的矛盾场景：生产了粮食的农民活活就饿死在国家征购了他们产品的粮仓外——轻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谋杀。总的来说，1958年是一个举国上下大吹共产主义牛皮的一年。在农村每天发射的高产卫星中，不但出现了千斤亩、万斤亩，甚至出现了十万斤亩、二十万斤亩。然而，正是这些狂热的大跃进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灾难。
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综合性的。但如果没有毛式军事共产主义的公共食堂制和高征购这两个直接原因，饥荒虽然也可能发生，但绝不会以如此巨大的规模造成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要知道：饥荒并不一定等同于死亡。相反，一些体制性错误的纠正却可以帮助农民很快渡过饥荒、减少死亡。1961年，经历了3年饥荒的中国农村的人均粮食消费量已经到达了最低点。但是在中共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中终于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凡是要办食堂的，都办社员的合伙食堂，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办法，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35]几乎是顷刻之间，除个别地区（如四川），全中国农村的公共食堂即呈一哄而散、土崩瓦解之势。农民重新掌握了对自己口粮的使用权，加上自留地的恢复，饥荒和死人现象竟奇迹般地开始消失。作为一个有力的反证，坚持错误，拒不解散食堂的四川，1961年又继续了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36]
粮食战争的种种新形式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大饥荒是一系列体制性的错误——如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组织形式——的后果。但创造了这一体制的毛泽东个人除了在战略上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外，还有非常具体的“战略战术”的独创。而这些独创用的无一不是他熟悉的战争语言和模式，也无一不给中国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毛的第一个创造是“插红旗，拔白旗”。[37]顾名思义，“插红旗，拔白旗”这是战争中山头攻坚战的命令。如同他在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上解释的，在农村主要是针对主张“反冒进”思想右倾的干部和群众。毛的命令一下，各地农村中那些反对大跃进，尤其是浮夸风的干部群众全部遭了殃。悲剧性的结果是：哪里“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哪里最后饿死人就最多。甘肃通渭县，是比较早发现大饥荒的重灾区，全国有名的“通渭问题”。从1959到1961年，全县近30万人中饿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信阳事件”的八分之一。究其祸源，就在于执行了毛的“插红旗，拔白旗”。该县1958年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中，“共拔白旗565人（其中县机关干部3人，公社干部11人，生产队干部66人，作业队以下干部485人，党员干部304人，团员干部114人，群众干部147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12.5％，受到党纪处分的，开除61名，留党察看20名，撤职3名，严重警告14名，警告4名，计102名，行政撤职处分的463名。”在1959年“复查”中就证明：绝大多数是打击了所谓“思想右倾”的一些好干部。[38]整个甘肃省，当时在“插红旗，拔白旗”等运动中打了130多个“反党集团”，基本上把比较实事求是的干部全作为“白旗”拔掉了，而制造出来的高压和恐怖气氛必然造成好干部倒台；中（等）干部学坏；坏干部更坏——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酷吏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的第二个创造是“先下手为强”的粮食征集战术。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开政治局会议。因为当时全国性的饥荒已见端倪，农民为保命而在收割后拒交高征购的粮食。当与会者汇报讲到“全国都是丰收的，只有黑龙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粮食收起来了，他们是趁热打铁，抓紧收购”时。毛泽东说：“为什么别的省未收起来？请各省学河南的办法，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是一大教训。”毛还说：“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39]
什么是为毛大加称赞的“先下手为强”战术呢？简单地说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征购、就地入库、就地封仓”。据当时主管农业的谭震林解释道：“在征购工作上有一句成语是‘先下手为强’。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把握这个作工作。中央部门、省、地、县委第一书记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就是说先把粮食抓到手，把粮食抓到手里面我们就主动了。去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把粮食抓到手的省，在粮食工作上就很主动。没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动”。但是谭震林又非常心虚地说：“‘先下手为强’这句话，只能在地、县的第一书记中讲，给地、县委的其他部门和下面干部不要讲。因为讲了很容易被误解。”[40]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明摆着的抢劫农民的口粮。原“贵州事件”中被作为替罪羊抛出来的金沙县委第一书记赵广玉在后来的揭发中说：“我也打电话贯彻了这一指示。实际上当时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边为了完成任务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边收边入仓，先下手为强，把征购任务抓到手里再说。因此就造成了重点区、乡、交通方便的区乡、重点产粮的区乡，收的多入仓多，以此数来抵当时未收割或粮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区的任务，因此产粮区死人也就比较多。”[41]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高级干部都赞成毛的横征恶敛的，甘肃省原财贸部部长张天珩就公开批评说：“不能先下手为强，拿来再说，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粮安排好，否则先下手也不强，拿回来还得送回去，这几年农村回销由二点九亿斤到三点九亿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果是虚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决心，按计划安排下去，不能单纯的为了任务，不能不考虑生产、口粮，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肿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这样这不得了”[42]但是在庐山会议后，张即刻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反复批斗。
毛在1959年倡导的“先下手为强”的战术并没有解决中共急需的粮食问题，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大跃进和大丰收。相反各地的粮食收成早已经被竭泽而渔了。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例如，河南信阳地区是“先下手为强”征粮战术的发源地，庐山会议后发展成了架上机枪、开“万人大会”来向农民逼粮的程度：
万人大会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瞒产运动后期采取的一种特殊手段。这种形式是郭陆滩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西振（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志为了进一步贯彻反瞒产大搞群众运动亲手创造的。李西振同志为了使他这一创举，得到落实，亲自在桥口大队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万人大会。大会的具体情况是：会前布置大会内容，以粮食为主，实物兼顾，人人不空手，个个带实物，空手不能进会场，并在会议布置了岗哨，台上架着机关枪，李亲临大会讲话，先讲形势，后讲大丰收，并指责说：“现在有很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相信大丰收，征购完不成全是思想问题，在粮食工作中要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坚决打击富裕农民兴风作浪，粮食工作要抓狠、抓紧、抓深、抓的透，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为强，争取主动，要亲劝亲，邻劝邻，相好的要劝知心人，要为国家争光，要坚决拿出粮食”，并批评群众说：“翻了身忘了本，当了干部忘了国家，谁说没粮食就是刮西风，反对大丰收，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吓群众，并号召群众，谁报的粮食多当场戴花，谁报不出粮食当场扣押，采用三个十年回忆对比的方法提高觉悟，报出粮食，党员要以党性保证。李讲话后，组织献礼，没有献礼的组织生产队长互相斗争，斗到最后，并以思想顽固，瞒产私分的罪名当场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产队长）。由于李西振采取了上述错误手段，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大影响和损失。玄中大队支书葛大发说弄的我们大队五光：粮食、种籽、口粮、饲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农具家具烧光，破铜烂铁卖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员饿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众反映说：“万人大会是杀人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没有及时阻止和纠正，反而得到地委路宪文在电话会上表扬。县委杨守绩不仅表扬，并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推广。[43]
除了这种在当年被称为“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外，全国各地还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武装征粮”和“刑讯逼粮”的大规模暴力现象。其结果是这一时期成了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最为惨烈的时期。这一类的档案记载实在是不胜枚举，这里仅举河南商城的“反瞒产”运动的简要过程来一窥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刚刚割完，就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
十月四日县委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开展反瞒产斗争。会上批判了粮食“低产论”，提出征购任务不完成，干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说实话的干部，都要被斗争。参加这次会议的共1246人，就斗争了262人，占到会人数的21%。斗争的办法有：摘帽子、罚站、开“弯腰会”、“炒盐豆子”、揪耳朵、拔头发等。共斗争了七天，直斗的人人自畏（应为危），不敢说真实话。
县委作出模样后，要求各公社仿形。……队队都开会，队队都斗争，一斗争，就摔、损、捆、绑、吊、打、直至打伤、打残、打死。
在进行反瞒产的同时，就发现不少食堂停伙。……全县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个食堂，占食堂总数的40.9%，有13万6500多人吃不到粮食，占总人口的33.1%，发病约3万5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8.5%，死亡约一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县各公社都发现有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问题。这时县委……到处点反瞒产之火，到处斗争干部、斗争群众，对群众进行翻箱倒柜的大搜查。……见烟就搜，见吃就斗，一直斗到不少地方家家户户都不敢点火冒烟。……
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全县各公社普遍发生停伙，停伙时间最长的已经达到两个多月，农民已饿死成千上万，有的暴尸在路上，没人掩埋。……
群众没得粮食吃，吃树皮、草根、青蛙、老鼠，有的把死去的亲生儿女身上的肉割下来吃。当时浮肿病已发生到十多万人，死去了四万多人。
当时中央、省委发觉商城灾情后，拨来1900万斤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而王汉卿、张念仲仍不死心，虽然停止了反瞒产，但又采取反瞒产的手段安排生活。……同时张念仲还规定四不准吃：即五类分子不准吃，富裕农民不准吃，瞒产私分不准吃，小偷小摸不准吃。在这个时期，全县又死去三万多人。[44]
最后，我们一定要指出毛泽东在推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体制时那种不计代价、漠视生命的战争思维。例如，早在1958年8月中共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他就说过：过去“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几年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45]又如，在1959年3月25日的上海会议中，当李先念汇报讲到“安排第二季度的生产和建设有两种方法”时，毛泽东插话说：“平均使用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46]1959年春季，大饥荒已经初露端倪，虽然毛泽东的插话主要是针对工业生产，但他这种搞建设不计代价、甚至不怕饿死一半人的非人道的战争思维却跃然纸上。而悲剧性的结果竟是：大跃进-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战争年代！
简短的结论
大跃进的发动和源起固然来自复杂的原因和众多的合力，但它和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对当时国际形势、尤其是出于对“世界大战”的不正确判断，而急迫地准备世界性的“革命战争”息息相关。在这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全中国农村积极鼓吹和实践军事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其结果是，在和平时期错误地赋予各级干部战争时期的绝对权力，成为大饥荒时期的“五风”的主要祸源之一。
其次，毛泽东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中国特色——在“供给制”的分配体系下的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制度，和由虚假的“高产卫星”引起的高征购一起，是造成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两个直接原因。
最后，在强行推行军事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中共及其领袖们的思路和实践也完全是战争化的。无论是高争购粮食时的“先下手为强”的做法，还是在“反瞒产”运动中——剥夺农民家中维持生命的仅有的余粮——的“大兵团作战”和“武装征粮”的战术，抑或在人民公社时期干脆把全国农村都变成军事化的兵营，以致把农民的任何口粮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收到“公共食堂”去严加控制的战俘营式的管制，都无可辩驳地凸显出在实行这一粮食政策过程中的残酷的、“不计代价”的战争化的特点。
【注释】
[1]载《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3年第2期，第68-84页。本文可以看作是它的一个续篇。
[2]参见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市场、权力和世界食物体系的隐形战争》（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年）。
[3]甘肃省委办公厅印“在青岛会议中主席的讲话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插话整理”（绝密文件，1957年7月27日）。
[4]毛泽东：“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1955年4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8-9页。
[5]“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
[6]“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6日。
[7]“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6月21日。
[8]宋永毅：“粮食战争：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运动与大饥荒的起源”，香港：《二十一世纪》，2013年第2期，第69-71页。
[9]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
[10]林毅夫、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摄取权与中国1959-61年的饥荒”，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464-65页。
[11]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2]“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21日。
[13]《人民日报》1958年9月16日。
[14]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31页。
[15]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6]杨继绳，《墓碑（下篇）》，（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9年），第697页。
[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广州：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18]“中共山东省委批转省监委‘关于某些基层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制止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1958年12月28日。
[19]“吴芝圃的补充检讨”1962年8月26日。
[20]Lin，Justin Yifu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No.6 (1990)：228-52
[21]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第57-8页。
[22]张春元，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调干生，入学前为武汉军区首长司机；1960年9月被捕，1965年判处无期徒刑，1970年被处决。
[23]张春元“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1960年1月），谭蝉雪编著：《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208-210页，此为电子版。
[24]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炎黄春秋》（北京：2012年第12期。）
[2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30日上午。
[26]这一类的中英文论著很多，如杨大利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李若建的“权力和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载《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Chang，G. H. and Wen，G. J. “Communal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46)，1-34
[27]文贯中：“论公共食堂在大饥荒中的谋杀性角色”，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429-435页。
[28]“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1958年12月23日。
[29]冯克：《毛泽东的大饥荒》（中文本），（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30]“中共甘肃省委转发‘汪锋同志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向主席的报告’”1961年5月16日。
[31]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1921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4页。
[32]齐同泰：“试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新乡市），1988年第2期，第60-63页。
[33]四川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四川省志•粮食志》，（成都：四川科技出版社，1995年），第5页。
[34]同上。
[35]《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1年6月15日。
[36]王东渝：“李井泉和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荒的特殊成因”，载宋永毅、丁抒主编《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9年），第346-347页。
[37]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1958年10月30日。
[38]“中共定西地委转发通渭县委《关于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复查情况报告》”，1959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40]“谭震林在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6月20日。
[41]赵广玉：“对‘贵州事件’真相的揭发”，1967年2月22日。
[42]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关于张天珩同志的一些材料——批判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的文件之一”，1959年9月19日。
[43]石富强“关于河南固始县委整风扩干会议情况的报告”（1960年10月1日）
[44]“河南商城县县委‘商城县整风运动初步总结（草稿）’”，1962年10月。
[45]“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8月19日和8月21日。
[46]“毛泽东在上海会议讲话记录整理”（绝密文件），1959年3月25日。
（《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