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惯常于寄望圣人、贤人救世，把自己的希望和命运完全寄托于振臂高呼的英雄，差不多像儒家代表孟子说的“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从秦朝灭亡以后，大多朝代的开国皇帝被儒家诠释为“明君贤相”横空出世，直至晚晴康有为倡导改良，他面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也一再强调光绪帝是明君，不能把明君推翻，因而一直攻讦孙中山及其革命。
中国人何时出现寄望圣人、贤人，以近三千多年的历史来看，它至少存在过三千年，也不仅仅是儒家的思想。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其它诸子学派，它们同样离不开寄望圣人、贤人，比如道家就有“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又如法家坚持国君加强权威，强调强人政治，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同样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圣人大概有特别的含义，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灵魂寄托所在，一切的希望都完全由圣人来实现，以达到治理社会。圣人政治何来？察古今历史，笔者倾向于中国华夏族由原始部落进入封建制过程的英雄人物出现较多，在战争中培养一批英雄，他们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于是中国早期文化对歌颂英雄，久而久之就产生了“颂圣”。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直观上确实可以看到一些英雄在危难时机站出来，振臂高呼去改造社会，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把黑暗的统治推倒，重建一个秩序。这个时期，大多数是贪官污吏横行，土地兼并严重，民不聊生，社会正义良知泯灭，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乾坤颠倒”时代。于是，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下，敢作敢为的人舍弃小我，不顾惜生命，冒死站出来反对统治，希望扭转黑白不分的秩序。从刘邦，到孙中山，如果可以，儒家思想都可以把他们的行为解释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因为中国几千年圣人救世观的英雄，再加之共产主义时代的新颂圣文化，导致今天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依然保留着寄望圣人、贤人（或圣君贤相）的思想，他们在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总是不敢站出来，以为站出来就会“枪打出头鸟”，而躲在幕后由别人去做，自己即便不出力也可以坐享其成，反正有好处不会少自己。不出头等待别人出头，或者寄望统治者大发慈悲施放善心，就成为了多数中国人的社会认知，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安稳生活，至少可以平安无事。于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暴力执法现象比比皆是，可我们的普通大众却能够忍耐，锻炼出了一副高强度的忍耐力，他们多数就如同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中国人那样不会选择做第一个，就坐以待毙听候发落。
不要抗争，不要站出来反对不公，不要有任何挑战现有秩序，几乎是寄望明君贤相一类改良主义者的通病。他们一方面希望改良社会，一方面又不希望国民抗争，只是要求大众忍耐下去，等待圣人出来，然后才可以获得他们期待的社会改良理想。在这些人看来，遇到不公去学习耶林《为权利而斗争》是不明智的，那只会把社会秩序搞乱，不但不利于社会温和稳固改造，反而可能激化矛盾，把稳定的秩序搅乱。
蒋经国几乎是完美人格的一代伟人，在期待社会秩序稳定下能够温和社会转型的人看来，若是能够再出一个蒋经国的人，中国有救了，社会秩序也可以安稳保持下来。在这些人的寄望情怀里，他们不必去考虑蒋经国迫于形势，不会考虑国民党有宪政愿望，不会考虑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长期推行的体制内与体制外通过选举来实现良性互动，也不会考虑蒋经国个人独特的胸怀天下胸襟，他们只会寄望一个明君贤相，其他的良性社会转型因素往往忽略。因而，在缺乏考虑社会能够温和、良性转型的因素以后，寄望圣人的思想就可能导致恶性循环。几十年来，不断有中国人寄望圣君贤相，但寄望的最后结果却是令人遗憾的，一批又一批的政客离开舞台，问题总是没有获得实质改变。只是，寄望不止，希望渺茫，期待的理想政治一直没有到来，期间多少无辜民众受难，无以计数的结果。
面对不公，自己不站出来伸张正义，不为自己的权利争取，不为自己权利斗争，总是期待明君施善心，这只会让专制者睡着做梦发笑。而且，在不捍卫自己权利下，即便蒋经国二世出现，社会转型也很难推进，须知道一切权利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抗争获得的，没有抗争的权利，即便突然恩赐，也会很快因不懂捍卫而失去。
2015-0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