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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李鸿章修铁路:通车后自己率先亲身体验

李鸿章视察唐胥铁路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万两。就在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顽固派有的上奏朝廷,有的致函奕,想争取他而拆掉李鸿章的后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与前几次一样,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然后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大体而言,顽固派的意见集中于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认为如修筑津通路,一旦外敌入侵即可经铁路直达京师。二、修路扰民。铁路所经之地,要拆毁民间田庐坟墓,必致民怨沸腾。三、修筑铁路夺民生计。铁路修通后,将导致成千上万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贫困失业,断了他们的生计。

面对众多位高权重的大臣的强烈反对,李鸿章这次因有醇亲王支持,所以与顽固派针锋相对,反复辩驳,毫不示弱。对于铁路“资敌”的责难,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车厢运兵,我方可先将机车、车厢撤回,使敌无车可乘;另外,到时还可以拆毁铁轨或埋下地雷,使敌人不可能利用铁路长驱直入。相反,铁路将使中国运兵更加快捷。针对“扰民”观点,他以修筑唐山到大沽、大沽到天津的铁路为例,认为修路应当尽量避免拆毁民间房屋坟墓,万一无法避免时,只要给居民以“重价”,民众就不反对修路。至于说到铁路“夺民生计”,他认为更没有道理,从国外和国内已修通的铁路沿线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修铁路、通火车只会增加各种职业。

(摘自雷颐著《历史的裂缝》,2007-5-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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