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和8月31日，毛主席两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第一次是100万，第二次是50万，大型彩色纪录片《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已在全国放映。去了北京，就能见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身体验那置身于长安街滚滚红流中的激动人心的感觉，北京对我们的诱惑力实在太大，至9月份，全国红卫兵大串联达到高潮，我们这些小县城的学生，也陆续踏上了大串联的旅途。
从凤阳去北京，需先乘汽车至蚌埠，再转乘火车。我们乘汽车时，未觉得异于往日，到了蚌埠火车站，才发现外出串联者之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蚌埠是津浦线上的大站，乘客来自周边十来个县，平时的客流量已经很大，现在更是人满为患，站里站外，到处都是臂带红袖章、肩背语录包的红卫兵。那时车站尚无地下道，乘坐北上的列车，需过天桥。列车一到，人们蜂拥挤上天桥，一路小跑，赶往停车的月台。天桥上铺着木板，数以百计的走在上面，脚步嗵嗵，木板咯吱吱作响，让人感到那天桥有垮塌的危险。后来听人说，有一次，过桥的人太多，天桥终被踩蹋，死了不少人。又有人说，那是阶级敌人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散布的谣言。若干年后，我从《蚌埠大事记1911-1985》中看到如下记录：“1966年11月11日凌晨，火车站发生挤死、挤伤外出串联学生事件，死12人，伤29人，称‘蚌埠车站一一·一一事件’”。这一天，正是伟大领袖乘坐敞蓬吉普车，在接见长安街两旁50万红卫兵的日子。而头一天，领袖已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150万红卫兵。
我们听到广播里传来开往北京的列车进站的通知，急忙跑过天桥，上了月台，又立即投入另一场战斗——上车。
车上的人，挤得像捆起的麦把，车下的人，像是一群被敌人追赶的难民，拼命往上挤，好像错过了这趟车，就有吃枪子的可能。有的人从车门往里挤，有的人从窗口往里爬，大家叫喊着、咒骂着，月台上一片混乱。当车内再也挤不进人之后，列车员才关上了车门。月台上仍有一些人未能上车，一些大胆的人竟坐在车踏板上，用手抓住车箱壁上的扶手，开始惊险刺激的长途旅行。
我和胡志强虽然成了挤上车的幸运者，但上车后，才发现找个安身之处，比石板上找个洞还难。座位早已挤满了人，座位底下也成了躺满人的“卧铺”，走道上、厕所里、车箱之间的空档里，无不被人占据。有的人实在无处立足，便爬到行李架上，或坐在茶几上、椅背上。胡志强比我大两三岁，靠着身高力大，硬是在过道里挤出一个放屁股的空档。我个头小，挤不过别人，与占据座位的人费了好一番口舌，为了说服他们，背了好几段毛主席语录，比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之类，终于获得了坐椅背的特权。
我的行李，是一个灯芯绒做的紫红色书包，还是上小学时背的，里面装着毛巾牙刷牙膏、一套换洗的汗衫裤头、钢笔和日记本，另外还有从学校食堂买的馒头。我把书包放在行李架上，便坐下来歇息。看着坐在过道里的胡志强，觉得自己占据着较大的空间，身体有转动伸展的自由，心中暗暗得意。
不料，时间一长，我便羡慕起胡志强来。
坐在椅背上，虽然可以居高临下，俯瞰车箱内密匝匝的乘客，但也居高而危。蚌埠至北京，平常行车十七八个小时，大串联时期，火车行进期间，经常停车，一停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行车时间更长。坐在椅背上，首先是屁股受不了，其次是时间一长，要打瞌睡。屁股被椅背硌痛，可以站起来让它放松一下，而一打盹，就可能从椅背上一头栽下。而胡志强则是稳坐于地板之上，没有这个危险。再看行李架上的人，可以坐，可以躺；座位底下的人，无忧而卧，相比之下，整个车厢，坐在椅背上的人最不安全。我们上车时是白天，车外不断变换的风景，让我感到新鲜，精神为之振奋，到了晚上，窗外一片漆黑，我便开始犯困。我强打精神，不让自己打瞌睡，再看胡志强，见他已双臂搭膝，低头睡去。车厢里间或发出一阵叫嚷，那是坐在椅背上的人因打盹而摔下来，砸在别人的头上。我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见有人用围巾结成一个环，吊在行李架上，双臂套在环中，安然而睡。我受那人的启发，把书包带从行李架的两根横杆中穿下来，书包大于横杆间的空隙，不会掉下，带子正好形成一个环，我便把手臂套在书包带上，才安全地度过了漫漫长夜。
旅途之中，饥渴可忍，大小便却不能忍。车厢走道里人挤人，通过十分困难，何况厕所又被人占据。内急者上厕所，不是踩了坐在走道上的人的脚，就是踩了他们的肩膀，有的人则像表演杂技似的，双手抓着行李架上的横杆，从一个个椅背上跳跃而过。占据厕所的若是男的，女的挤到跟前，需等他们暂时让出空间；占据厕所的若是女的，男的则需让位。而挤进挤出，很费一番周折。车厢深处的人，实在无法靠近厕所，则就地解决，办法是用大衣遮挡他人的视线，那时，塑料袋尚未发明，水壶、瓷缸便成了男女革命小将方便的工具。有的人竟将大便解在报纸上，然后扔出车窗，以弥漫于半个车厢的臭气，换来一阵骂声。
我和同学在北京游逛多日，终于等到了毛主席再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后，接待站工作人员便劝我们离京。理由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仍在源源不断地来京，北京的接待工作压力太大。离京途中的干粮，由接待站发放，仍是馒头。一个十二三岁的东北小学生，自己单独来京，连个书包都未背，馒头没处装，接待站的人用一根绳穿起十几个馒头，挂在他的脖子上，像是给他带了一个特制的花环。
我不甘心就此回家，便与同学商量下一站去哪里。胡志强眼小嘴唇厚，说话时厚嘴唇颤动，眼睛一翻一翻，且有点结巴，他想了想，一翻眼说：“他妈的，我早，早就听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大楼特别高，什么国际饭店，有，有24层，抬头往楼顶上看，帽子都戴不住。咱们到，到上海看高楼去！”
我觉得他的想法甚好，立表赞同。第二天，我们便各自领了一包馒头，踏上了去上海的旅途。
我们原以为离京的列车，要比来京时宽松，哪知比来时更挤。因为来者是陆续而来，返者却是同时而返，200多万人于几天内离开北京，在交通远不及今天发达的时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和胡志强拼命挤上南下列车的车门，像两颗钉子，钉进两节车厢之间的人丛，从此进退不得，想往车厢内移动，如同横移一根钉入墙内木楔。我们被“钉”在一处约20多个小时，幸亏当时才十几岁，若是现在这把年纪，非晕倒不可。
北京的接待站，为我们解决了饥饿的问题，却未能为我们解决饮水之难（那时可是既无矿泉水，又无冰红茶）。书包里干冷的馒头，已在上车前后挤成烂渣，饿了，便一块一块掏出吃下。但后来由于干渴，馒头渣变得很难下咽，我看胡志强每咽下一口馒头渣，便噎得脖子一伸，两眼像斗鸡般一瞪，不禁想笑，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吃相也不会比他好在哪里，遂敛住笑容。
列车每到一站，都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车门、车窗。列车员见已严重超载，再也塞不下人，便不开车门，车厢内的人也不敢开窗。车下的人上不了车，有的跺脚乱骂，有的抄起石头，往车门窗上乱砸。有的人不知死活，停车时居然打开车窗，想看看车外的风景，不料恰好一块石头飞入，击中一姑娘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见状惊慌大叫：“关窗，快关窗！”有的人则在一旁责骂开窗的人。骚乱好久才得平息。有了这次血的教训，后来再也无人敢开车窗。
入夜后，列车于行进间，车门外突然鬼一般冒出一个脑袋，接着又冒出一颗，对着车内的人做鬼脸。他们是未能挤进车厢的人，不知从哪一站占据了车门外踏板的宝地。不知过了多久，两颗个脑袋，只剩下一个，一脸哭相，向车内的人打手势、用拳头砸车门。靠近车门的人向外看去，见踏板上少了一个人。看那人的表情，估计出了事。天亮之后，列车在野地里长时间停车，让其它列车通过，列车员终于开了门，让大家下车透透空气。这时才听车外踏板上的人说，昨天晚上，他的战友睡着后，挽着车厢扶手的胳膊一松，掉下车去。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就这样无谓地牺牲于革命旅途之中。
有坐位的，怕坐位被人占去，很少有人下车。没坐位的人，受够了车厢内的闷气，大多下了车。我和胡志强见路基下有一片水洼，便跑过去，也不管那水脏不脏，捧起就喝。胡志强毕竟比我有经验，喝了几口，便停下来，对我说：“你少喝点，喝多了，我看你往哪尿。”我原想喝个饱，听他一说，便不再享受那冷水的滋润。
我们苦熬了一天一夜，列车才开抵上海。在接待总站的安排下，我和胡志强住进了上海市总工会接待站。
2010-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