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1941年，这可谓抗战开始4年多以来，最困难的一年。除去国内各方面因素不谈，国际环境也是对我们非常不利的。中国自身力量薄弱，体现在军工生产上，就是存在大量武器弹药的缺口。在抗战最初的1937年和1938年，靠着相当数量的德国军售物资在顶着。大到鱼雷艇，轰炸机，小到子弹，钢盔，望远镜，到处都是质量优秀的德国货。
好景不长，自从1938年德国希特勒倒向日本，撤出军事顾问，中止军事合作以后，德国的军售就终止了。
东方不亮西方亮，从1938年开始，苏联开始大量军售给中国，前后一共提供了20个简装师的装备，中国以桐油矿石皮毛粮食等实物偿还。
遗憾的是，到了1940年，苏联逐步和日本达成协议，军事援助就几乎停止了。
到了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以后，再从苏联手中拿一根毛都不可能了。
美国对中国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是从1942年开始的。因此，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急需的外部的军事援助，基本就停止了。
这对于一个连子弹都需要从国外进口1.5亿发/年的虚弱国家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也是陷入绝境的开始。
这一艰苦时期，持续了长达3年之久，直到1944年末期才因为交通线的逐步通畅，得以缓解。
这段时期，也是抗战中的艰苦期，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苦撑待变。
*四次短促突击*
1940年中国战场仍然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本在当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政策，为了抽调在中国的100多万大军出泥潭，日军孤注一掷全力猛攻中国。
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投降，以缓解日军在持久战中可怕的消耗。
而作为侵华日军主力的华中11军，自然就是进攻的急先锋。
在1940年5月，为了消除11军西部的巨大威胁，新上任的11军司令，军刀组的园部和一郎发动了枣宜会战。枣宜会战是自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在中国发动最大规模的会战。
在这之前，第5战区成功的在随枣会战中重创日军，又在冬季攻势中打的日军狼狈不堪，是日军的心腹大患。
此战的目的除了重创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以外，更需要占领宜昌作为重庆大轰炸的前进基地。
这次会战极为惨烈，国军打的并不好，不但宜昌没有保住，还痛失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上将。
不过，第5战区的主力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仍然具有相当强大的作战能力。日军也无力保证自己新占领的枣阳到随州一线，最终被迫全线放弃撤退。
此战结束以后，园部和一郎司令官认为，第5战区主力虽然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毕竟也有一定的伤亡，预计至少休整半年以上才有进攻的能力，暂时不足以为患。
事实证明，这是不了解中国战场的园部和一郎的一厢情愿。枣宜会战刚刚结束，国军李宗仁第五战区和薛岳第九战区，就开始持续不断的部分反攻，四处骚扰日军。
鉴于自己的控制区四处被国军袭击，园部和一郎被迫在枣宜会战刚刚结束，就接连发动了四次局部会战。
一是继续西进扫荡随枣一线，反击第五战区的骚扰；
二是北上进攻豫南，也是河南省南部，试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的汤恩伯31集团军；
三是向西南猛攻，保证宜昌的安全，击溃国军第五战区中央军肖之楚26军。
四是向东南方向猛攻，全力攻击赣西，这也就今天要说的上高会战。
发动这四次局部作战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11军的安全。有些朋友觉得奇怪了，确保安全不是应该防御吗，怎么进攻呢？
这就是日本人的军事思路，所谓再好的防御也不如进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打个比方，这像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武功一样，人人都讲究以攻为守，先发制人，而不能以防御为主，让敌人占到先机。《笑傲江湖》里面有一场决战，嵩山派掌门人莫大先生和大嵩阳手费彬单挑。这两人武功差不多，不分伯仲，但莫大先生突然偷袭，先发制人。费彬慢了一拍，结果处处受制，最终死于莫大先生的剑下。如果莫大先生不是先发制人，而是一味防守让对方先打，估计死的就是他自己。
剽窃一段金庸大师的内容：费彬见他并无恶意，又素知他和刘正风不睦，便道：“多谢莫大先生，俺师哥好。贵派的刘正风和魔教妖人结交，意欲不利我五岳剑派。莫大先生，你说该当如何处置？”莫大先生向刘正风走近两步，森然道：“该杀。”这“杀”字刚出口，寒光陡闪，手中已多了一柄又薄又窄的长剑，猛地反刺，直指费彬胸口。这一下出招快极，抑且如梦如幻，正是“百变千幻衡山云雾十三式”中的绝招。费彬在刘府曾着了刘正风这门武功的道儿，此刻再度中计，大骇之下，急向后退，嗤的一声，胸口已给利剑割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衣衫尽裂，胸口肌肉也给割伤了，受伤虽然不重，却已惊怒交集，锐气大失。费彬立即还剑相刺，但莫大先生一剑既占先机，后着绵绵而至，一柄薄剑犹如灵蛇，颤动不绝，在费彬的剑光中穿来插去，只逼得费彬连连倒退，半句喝骂也叫不出口。曲洋、刘正风、令狐冲三人眼见莫大先生剑招变幻，犹如鬼魅，无不心惊神眩。刘正风和他同门学艺，做了数十年师兄弟，却也万万料不到师兄的剑术竟一精至斯。一点点鲜血从两柄长剑间溅了出来，费彬腾挪闪跃，竭力招架，始终脱不出莫大先生的剑光笼罩，鲜血渐渐在二人身周溅成了一个红圈。猛听得费彬长声惨呼，高跃而起。莫大先生退后两步，将长剑插入胡琴，转身便走，一曲“潇湘夜雨”在松树后响起，渐渐远去。
日军也是这样，他们认为反正己方实力还颇为占优，如果任由敌人进攻，自己就陷入被动，恐怕连守都守不住。
所以，日军必然会先发制人，历史上它也都是这么做的。
甲午战争中，日军首先在牙山不宣而战，偷袭国军济远和广乙战舰。
日俄战争中，日军也是先发制人偷袭旅顺俄军太平洋分舰队。
后来的珍珠港事变，也是一样，日军一次偷袭重创了美军太平洋舰队。
此次这四次局部会战，也是日本以攻为守，稳固占领区的一种军事手段。
为什么在枣宜会战以后，日军又连续这样打了4次局部战役，这在日军侵华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主要是因为当时日军在华中的情况又恶化了。
占领宜昌地区后，日军的占领区再次扩大，又被迫将2个师团又1个旅团长期在这一线驻扎。由此一来，本来就捉襟见肘的11军兵力更为空虚，被迫从关东军抽调了第4师团来增援，无奈杯水车薪，起不到太大作用。
而李宗仁是个著名战将，自然也明白以攻为守的道理。在枣宜会战以后，李宗仁认为第五战区虽然有一些损失，却远没有伤筋动骨，具有一定的攻击能力。所以，李宗仁几乎在枣宜会战刚一结束，就立即组织小股部队不断对日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出大量部队深入敌后作战。日军被这种打法搞得疲于应付，狼狈不堪。
由于敌情如此严重，实在不能不打，但11军兵力使用已经到达极限，哪有多余的兵力用来进攻呢？所以，园部和一郎认为，必须改变以往的打法，采用所谓短促突击的新打法。
园部和一郎认为，目前根本没有机动兵力可以抽调，只能将占领区的防御部队暂时拿出来用于进攻。但这样一来，占领区就太空虚了，一旦遭遇国军反攻，恐怕要出大乱子。
况且当时日军的物资和补给也不充足，很难支持之前那种长达1，2个月的大规模攻击。
所以，这次短促突击的作战时间不宜太久，应该控制在7到10天之内，前进距离在100公里以内，最好是50公里左右。
在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突击距离内，日军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威力，也有足够的补给。而且战斗短短一周就可以结束，进攻部队迅速回到自己的防区。想来这么短的时间，日战区也不容易出大乱子，国军敌后部队难以在这点时间内发动大规模的攻势。
由于时间短，距离近，进攻的难度自然也就较高，对部队的要求也很高。
园部和一郎判断，短促突击一旦开始，日军就必须集中所有力量猛攻国军，作战目的应该定为歼灭国军主力，以消除国军对11军的威胁，而不应该定为占领国军控制的重要据点。因为占领据点意义并不大，现有的占领区尚且无法有效控制，哪还有余力继续占领新的地盘。即使占领再多的新地盘，只要国军主力还在，一线日军还是有很大的危险。
大的战略制定了，下面自然就是怎么执行了。
虽然园部和一郎说是只是抽调防区兵力即可，但又是不懂行的人异想天开而已。11军有着如此广大的防区，到处都是兵力严重不足，又能抽调多少部队出来呢？
怎么也需要一支额外的强力机动部队的支持。
11军现在连一个大队也拿不出来，只得向侵华日军司令部要求帮忙。
1940年10月29日，在园部和一郎一再抱怨下，侵华日军司令部命令驻扎在苏州的田盛人第17师团立即赶到武汉，归属11军指挥。
有人又要奇怪了，为什么日军敢于将汪伪政权心腹地带的1个师团重兵抽调走。该省不是有高达10万正规军，数万地方武装的新四军吗？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几乎全面北上渡江，去苏中苏北抢地盘。短短几个月内，接连发动多次战役，击溃苏中苏北的韩德勤部，占领包括黄桥在内的大片国民政府控制区。
这里有一个基本概念必须说明。无论新四军八路军后来怎么样，他们在抗战中毕竟也是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戴着青天白日徽章，是国军的一份子。
既然是国军，就必须服从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抗战中的任何一支军队，国民政府都划给他作战区域，诸如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也是固定的。
新四军的作战区域为：第1、2支队在长江以南，芜湖以东，高淳、溧水、金坛之线以北，丹（阳）金（坛）公路以西；第3支队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铜陵，南至青阳，北临长江；第4支队在皖中淮南铁路沿线一带。
后来因为新四军屡屡抱怨，并且四面出击，第三战区被迫将他们的活动区域扩大，但新四军还不满意。
因为是个人都知道，苏南地区是日寇和汪伪控制的核心区域，交通发达，兵力众多，连一些较大的村镇都驻有日伪军队，地方伪政权也控制的很厉害，新四军不容易有很大发展。而苏中苏北地区日寇兵力较少，只控制部分县城，农村几乎是放空的。而且苏中苏北地区农村控制者，是韩德勤。韩部虽然是国军正规军，但部队不过是介于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的二三流部队，战斗力有限，不难对付。
鉴于此，新四军很快就擅自北上进入苏中和苏北，并且歼灭作为友军的国军来抢地盘。
我们之前拿出一大堆理由粉饰，其实新四军北上离开国民政府给你的作战区域，属不属于抗命？
难道现在福建军区，能够不经中央军委批准，擅自去打台湾吗？
北上苏中苏北以后，你说国军主动进攻你，请问你都进入别人地盘，并且连续发动几个大规模战斗，你指责别人进攻你，这岂不是笑话？
难道我现在拿着刀冲进别人的家里，别人为保护自己的家和我搏斗，我反而要指责别人的反抗？这个道理能讲的通吗？
抢地盘就是抢地盘，主动入侵就是主动入侵，借机发展也就是发展，承认就是了，在特殊年代，这也并非是不能接受的，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我想有些历史常识的朋友都可以理解。
事情已经过去80年了，干嘛还是胡吹一套理论来，把责任都推到别人头上，这有意思吗？
而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前方将领发出《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写道：“（一）陈毅猛烈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扩大军队二万至三万，建立巩固根据地。其在江南者一直发展至淞沪、沪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超过沪杭路直达海边，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并扩大军队三万至五万。……（三）胡服（刘少奇）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四、五两支队应由一万扩大到四万以上，决不让任何反动派隔断我徐州浦口区域。……（五）彭雪枫部确实掌握新黄河以北（即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将此整块地区化为巩固根据地，坚决肃清反动，坚决建立政权，坚决不让任何反动派插入，扩大军队至四万。……”
所谓肃清反动，并不是指打日军，而是打国军。这个指示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实际上等于是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和国军直接火拼，以扩大势力，抢地盘。
随后新四军接连发动半塔集战斗，郭村战斗，黄桥战斗（非黄桥战役），姜堰战斗连续在苏中苏北扩张，击溃韩部多支部队，抢到了大片地盘。
眼见新四军已经公然杀到自己家里来，韩作为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兼任苏鲁战区副总司令，自然不可能看着新四军杀到自己炕上再做反应，也开始筹划对新四军的反击。
在1940年10月4日的黄桥事变中，新四军利用国军内部派系斗争，集中近1万主力重创国民政府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兼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韩部此次参战总数为1万5000人，因为不知道己方二李、陈泰运这三个军阀已经和新四军合作（这三人后来全部投向日寇），兵力分散成数股，最终被新四军各个击破。
韩部此战大败，1万1000人精锐主力被歼灭，将韩的嫡系部队几乎吃光，还造成89军军长李守维中将阵亡，旅长翁达中将自杀。
韩部由此遭受毁灭性打击，之后再也没有能力和苏中苏北的新四军八路军对抗。
新四军“乘胜追击”连续占领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
稍后，新四军同八路军黄克诚部近2万人在苏北会师，力量增加数倍之多，江苏省的国军也就快要完蛋了。
八路军战斗力较强，迅速击溃韩德勤残部，占领皖东北及淮海区、盐阜区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曾经控制苏中苏北的韩德勤部的黄桥、营溪、蒋剁、古溪、海安、东台、阜宁、益林、盐城等地，纷纷被新四军夺取，韩德勤残部只得收缩在兴化、曹甸一带。
不打兴化，是因为兴化是韩德勤的省政府，而韩德勤毕竟是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和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名义上，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他的下级，以下犯上，将友军干的如此之惨，多少还是顾忌一点舆论。
至于曹甸，却并非新四军好心不去打，留给韩德勤的，而是没有打下来。
如果说10月的黄桥战役，还能以一句韩德勤调动部队南下攻击新四军，新四军被迫还击作为托词。随后的11月，新四军乘胜追击，发动曹甸战役，则是标准的抢地盘了。此战韩德勤的部队伤亡超过8000人，余部只剩3000多人死守曹甸等几个小城。
所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苏北国军到了绝境也就只能玩命了，战斗力陡增。
当时新四军因为连续转战，战斗力锐减，最终作战失败，伤亡数千人败退了出去。
不过，此次作战，韩部主力大体覆灭，剩下几千人已经无法和10倍数量的新四军对抗。从此以后，韩只得困守江苏省省府小城兴化和曹甸等几个小地区。
最后在日军大规模扫荡中伤亡惨重，实在站不住脚。
此时张爱萍谎称借一块地方给韩休整，韩中计后进入这个地域，随即被新四军歼灭，由此苏中苏北彻底被新四军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