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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内总管的四种角色

在汉朝,尤其是东汉,朝廷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个是外朝,三公九卿就属于外朝;一个是内朝,皇帝的秘书机构尚书台就属于内朝。第三个就是后宫大内。这个划分,在后来的朝代里有各种变形,名称和属性都有改变,但其精神实质却保留了下来。

大内属于皇帝私人生活空间,严格说来跟朝廷是两回事,但事实上,大内对政局往往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大内总管这个角色非常微妙。它也是打开中国政治制度奥秘的一个重要钥匙。通过对它的梳理,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帝国的权力聚于何处、分于何地,又散于何方,明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里,到底谁在控制,谁在服从,而谁又在制衡。

盟友

最早的时候,王家即政府,政府即王家。大内总管和政府首脑差不多是一回事。比如宰相的“宰”字,就是宰杀牲畜之意。钱穆说过,“宰职虽高,实兼治膳。”诸葛亮要兼干御膳房总管海老公的差事。到后来,政府和大内渐渐区分开来,诸葛亮是诸葛亮,海老公是海老公,但是外朝和内朝还没分。

汉朝初期,丞相还是内外一把抓。再往后,官僚机构日益复杂,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就分化为外朝、内朝。外朝以三公为名义上的首领,内朝以大将军为首。外朝呈上的奏章,皇帝下发的旨意,都要通过内朝的尚书台。简化地说,就是三公带着一群官僚在外朝,大将军带着尚书台在内朝,皇帝带着一群太监在大内。

东汉史读起来相当枯燥,因为它就像按了循环键的播放器一样,讲的总是同一个故事。一开始是小皇帝登基,他的嫡母让娘家哥或娘家爹来当大将军。多年后,小皇帝长大了,跟身边的宦官联合起来杀掉大将军,然后宦官们风光一阵子,接着皇帝驾崩,上面这个故事重讲一遍。有点程序死循环的感觉。

唯一能打破这个死循环的办法是让皇帝多活几年,别让儿子太小登基。但颇为神奇的是,东汉中后期的所有皇帝,除了婴儿期早夭的以外,统统很准确地在27-35 岁之间死掉。只有汉献帝靠心宽来养生,打破了这个局面,但可惜那时已经没什么用了。

东汉名义上的大内总管是少府,这是一个外朝的文官职位。但实际上,在权力斗争中,少府就是个打酱油的。他只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实际上的大内总管叫中常侍。中常侍是宦官头领,经常有几个十几个之多,他们通过一种复杂的方式分享权力,往往会有两个中常侍做他们的总首领。

文官系统不喜欢外戚,但要非在外戚和宦官中二选一的话,他们还是会选外戚。有了宦官的衬托,大将军和外朝的矛盾就成了人民内部矛盾。东汉后期,士大夫和宦官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著名的党锢之祸是其高潮。

在士大夫眼里看,宦官们简直是十恶不赦,但是在皇帝眼里呢?在皇帝眼里,他们是盟友。汉桓帝策划诛杀跋扈将军梁冀的时候,就真的和五个宦官啮臂为盟。当然,皇帝怕疼,没舍得咬自己,而是伸嘴咬了一口宦官单超的胳膊,但结盟这事本身可不假。皇帝自然会想:你们说宦官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在我最危急的时候,你们又在哪里?

东汉时候文官系统和大内总管的斗争很奇特。按理说,太监嘛,没有家庭,没有后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但是汉朝宦官好像是例外,经常拖家带口弄一大家族的人,有时候儿子儿媳一大堆。也不知道是领养的,还是进宫前生的,反正社会关系比一般人家还复杂。

家里出了能人,家族里肯定要沾点光,升点官占点地,欺点男霸点女。反宦官的官员们就从这些外围下手。所以斗争模式总是这样:官员们在地方上整理罪状,杀宦官的家属;宦官们到皇上前一通哭诉;皇帝龙颜大怒,处罚官员。

而且官员们对大内总管们好像也不怎么惧怕,下手特别狠。有的时候人家犯罪是在大赦之前,按理说不能杀了,可照样杀;动不动还几十上百的杀。就像张俭不但杀了中常侍侯览的亲妈,又诛杀全家的宗族宾客。有跑得快逃到了外地,以为这就安全了,谁知外地官员闻讯大喜,组织围捕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杀掉。宦官们当然也狠毒,但他们好像很少主动进攻,多半是防御性的,或报复性的。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方面是东汉的士大夫有抱团精神,一方面则是宦官权力终究有限。宦官集团得势,也不过是大内占据优势而已。宦官们既没有完整地控制内朝,更没有牢牢控制军权,这一点和唐、明时期的情形不同。

中常侍们也很委屈。是,我们贪污腐化,我们干了坏事,但是别人就没干么?说不定干得比我们还多还坏呢。中常侍王甫就曾骂太傅陈蕃:“皇上刚死,大将军窦武有什么功劳,一家封了三个侯。他从掖庭里取宫女,陪他们喝酒作乐。一两个月的功夫就搞了上亿的钱,你是国家栋梁,为什么跟他勾结?”是啊,跟大将军比,我们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凭什么就揪着我们不放?《后汉书》是范晔写的,所以把宦官写得非常非常坏,好像当时就数他们最腐化。如果这书是司马迁来写,肯定就会是另一个版本了。

在内外朝和大内的斗争中,这个王甫是焦点人物之一。他靠斗争而崛起,又因斗争而覆灭,其一生命运就像那场斗争的缩影。

王甫起家是靠诛杀大将军窦武。当时窦武联合外朝,想杀掉所有掌权的宦官,结果很不幸,奏章在内朝传达的过程中泄露了。宦官们情急之下推举王甫主持反攻。宦官们手上的王牌就是小皇帝。他们让小皇帝拿了一把宝剑,做欢欣踊跃状,在他身边还配了一个奶妈以拱卫陛下。

王甫打着皇帝的招牌,以武力控制了尚书台。他还逮捕了外朝首领陈蕃,就是在这个场合,他发表了上面那些正义言论。窦武逃到了外面的军营,无奈手下士兵不愿和皇帝作战,结果宣告覆灭。从这里不难看出,在关键时刻,能否抢先控制内朝是胜败的关键。政变之后,王甫被提拔为中常侍,和曹节并列,成为真正的大内总管。

王甫当然招权纳贿,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渤海王悝事件。刘悝是汉灵帝的叔叔,因为犯法被贬了,后来积极谋求复国,搭上王甫的路子,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五千万钱。这个事儿最后确实成了,但跟王甫没什么关系。

刘悝觉得这个交易吃亏了,就没掏这笔钱。王甫的报复极其凶悍。他控告渤海王悝谋反,结果刘悝被迫自杀,全家灭门。能灭藩王满门,他的权势好像很骇人,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权力根基并不稳固。等到外朝反扑时,王甫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当时有一个叫阳球的司隶校尉。司隶校尉有京师周边的检察权,还控制着洛阳狱,对大臣贵戚有一种潜在的威慑力。而阳球是外朝反扑宦官的急先锋,公然声称自己当司隶校尉的真正目的就是打倒宦官。

阳球整理了王甫的黑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王甫派门生贪占了七千万钱的国有资产。他静静等待着机会。一等到王甫休假,阳球就跑到皇帝面前,揭发了王甫的罪状。结果皇帝一念之差,王甫连通党羽一起被抓,关进了洛阳狱。由此可见,对于依附皇权的宦官来说,世上最可怕的危机就是四个字:不在现场。日后张永斗倒大太监刘瑾,用的也是这一招。

大内总管一进文官控制的洛阳狱,就等于羊入虎口,猪进屠门。人家早就支着架子等着了。宦官系统也有自己的监狱,那就是北门诏狱。当年王甫在那里审问过文官范滂。范滂一通慷慨陈词,深受感动的王甫下令解开所有犯人的桎梏。现在可没人会对他发善心。王甫和他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还是名义上的大内总管少府)被极刑拷打。王甫的儿子大喊:你当年侍奉我们父子就像奴仆一样,现在你敢反你的主人!今天你收拾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了!

阳球用土堵住他们父子的嘴,活活用乱棍打死。死了也不算完,阳球又把王甫的尸体寸磔,高挂在城门上,旁边写上“贼臣王甫”。这是外朝系统对宦官们最成功的一次反扑,是如此的鲜血淋漓,如此的充满恨意。

这场纠缠几十年的斗争,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袁绍他们血洗皇宫,宦官几乎被斩尽诛绝。紧接着是董卓入京,东汉王朝走向覆灭。大内和内、外朝的战斗至此才告终。

虎豹

经过一个漫长的混乱时期,中华进入第二帝国时代——隋唐时期。此时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尚书台从内朝走到了外朝,中书、门下两省成了新的内朝。唐朝早期,宰相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控制着内朝,同时又有对外朝的指挥权,兼两朝权力于一体。相比之下,大内总管的权力就相当受限了。

但在中唐之后,帝国危机不断,皇帝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的本能反应是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最信赖的人,也就是太监。于是,皇帝改组内朝,设立了两个枢密使,和宰相对掌内朝权力,到唐末甚至发展出“贴黄”权,就是中书门下的文件要枢密使“贴黄”,才能生效,这就是明朝“批红”的雏形。

此外,唐德宗还做了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他把禁军交给了太监掌管。这支禁军叫神策军,从此,太监系统又多出了两个神策军中尉。这事最后酿成滔天大祸,但其实也不能全怪唐德宗。唐德宗曾一度流亡,很多文官都叛变了,但是宦官们始终忠心耿耿,护驾随从。换上你是唐德宗,你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冲动。他只是没有充分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时间一长,神策军就成了太监们自己的武装。

大内出了四个总管,两个枢密使,两个神策军中尉。他们分享了内朝的权力,又握有禁卫军军权。其权势之大,达到整个宦官史上的巅峰。和他们一比,王甫、魏忠贤简直像老绵羊一样温顺无害。唐朝的大内总管们成了卧在皇帝身后的虎豹,随时可能吞噬主人。他们也确实这么干了。从唐德宗之后,宦官们杀了两个皇帝,废了一个皇帝,立了八个皇帝。

在这些大内总管里,仇士良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皇帝对太监们的最大一次反抗,就是被他镇压下去的。当时唐文宗非常担心自己豢养的这些虎豹,他联合了一些官员,准备铲除宦官势力。这些密谋者把文官系统的零星士兵拼凑起来,制定了一个离奇的计划。他们打算宣布左金吾后院的石榴树夜降甘露,非常吉祥,然后把仇士良这些大内总管骗到后院查看,在那里把他们杀掉。等太监们群龙无首,皇帝就下令冲进后宫诛杀他们。

这个计划有点愣,但也未必完全行不通,可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纰漏。仇士良他们确实被骗进去看甘露了,谁料负责下手的左金吾大将不争气,还没动手就开始紧张,开始淌汗,结果被仇士良看出破绽,这些大内总管们都是人精,马上拔腿就跑,埋伏的士兵跟在后面紧追。仇士良直奔大殿,让太监们抬起皇帝就往禁宫里头跑。有大臣拉着轿子不让走,有个太监一拳把他打倒。据说仇士良自己也撸袖子干,跟挡路的大臣撕扯在一起,摔倒在地,差点让人拿刀捅了。

整个场面像是狗血宫廷剧里的情节:太监们抬着皇上跑,大臣喊着不让抬,士兵们追在后面杀太监。轿子里的皇帝当时表情一定很丰富,可惜史书上没有记载。跑得慢的太监被砍死砍伤十几个,但是皇帝还是被抬走了。禁宫的大门死死关上。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门都充满不祥地关着。等到它忽然打开的时候,从里面冲出一千名神策军士兵,见人就杀。从宰相到金吾卫士兵,吓得一窝蜂地往皇宫外跑。不一会皇宫的大门也关上了,没来得及跑掉的六百多人全被杀死。大内总管紧接着对文官系统做了一次大清洗,报复极其血腥。三位宰相被腰斩,抄家灭族,妻女没为宫奴,共计几千人死于这场屠杀。这就是著名的甘露之变。

被抬走的皇上呢?他参与了这场阴谋,所以日子也极不好过。仇士良死里逃生后,当着皇帝面痛骂他,皇帝“惭惧不复言”。从那以后,唐文宗就不停被欺负,有一次他对大臣哭着说:“周赧王、汉献帝受制于诸侯,我受制于家奴,我比不上人家啊!”

在历代大内总管里,仇士良可算是一个异数。他打倒了一个皇帝,立了一个皇帝,前后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他在其他地方也有彪悍之处。宋朝的童贯身为太监,彪悍地长出了胡子,成为太监界的传奇;仇士良比他还要彪悍,彪悍到了生儿子的地步。

据《仇士良神道碑》记载,他娶了御史大夫的女儿胡氏,亲自生了五个儿子。他曾要求按惯例,给一个儿子“荫官”,引起了给事中李忠敏的警惕,他质问仇士良身为太监,凭什么有儿子?仇士良非常愤怒,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等到他扶立的唐武宗登基后的第三年,仇士良和皇帝产生了种种矛盾,很不愉快地退休了。退休之际,他还对送行的太监们上了一课:“不能让天子闲着,得让他不停地玩,这样他就顾不上别的事儿了。千万别让他读书,别让他跟读书人接近。他知道前代兴亡,就会感到害怕,疏远我们。”这就像交代怎么对待《黑客帝国》里的尼奥,千万别给他吃揭示真相的红药丸,要给他喂蓝药丸啊。

仇士良在危机时候能拥立天子、杀死宰相,但这种权力也有脆弱之处。否则,他就不会在新皇帝登基三年后就被撵走了。读唐史会发现一个怪事:在宦官们的阴影下,皇帝和宰相依然能有所作为,唐武宗就是个有为之君,他的宰相李德裕更是数得着的一代名相。

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呢?也许这跟唐代宦官的权力结构有关。他们虽然拥有可怕的权力,但却并没有把这种权力日常化、系统化。宰相仍旧控制着外朝,依旧影响着内朝,皇帝仍旧和宰相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贴黄”权直到唐朝末期才出现。

在仇士良的时代,大内、内朝、外朝的链条并没有断裂。宦官的武力只能偶尔使用,而人家的权力链条却能每时每刻地发挥力量。这就像宦官们手握权力的核武器,而皇帝和大臣们则掌握着常规武器,双方在对持中都有点老虎吃乌龟,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到了明朝,太监们才系统性地渗透进了这个链条,获得了一种压倒性的日常权力。

蟒龙

明朝的中枢制度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朱元璋废掉了宰相。后来虽然产生了内阁,但内阁大学士不同于唐朝的宰相。大学士只负责内省,理论上并不能直接指挥外省六部。内省和外省出现了永久性的断裂。少数权臣可以绕过这个障碍,但这属于不正常现象,严格来说属于违法乱纪。

还有一点就是帝国运转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公文化。明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和大学士没有面对面的联系,帝国照样运转。各地公文汇总到内阁,内阁做票拟起草处理意见,司礼监按票拟审阅批红,文件就生效发回。

大家都说明朝皇帝懒惰而清朝皇帝勤快,其实这不光是性格问题,更多是制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朝太监有批红权,而清朝没有。清朝皇帝如果懒惰,系统就会崩溃掉。

明朝管理宦官的机构是二十四衙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相当于大内总管,其副手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来说,秉笔太监负责具体批红,掌印太监负责最后审核、在上面盖印。按制度规定,他们只能按皇帝的意思批红,主动权还不如内阁的票拟。

但如果皇帝懒惰,他们的权力就会变得相当惊人。在外省、内省、大内这个权力链条里,他们身为大内总管,又能控制内省的最上游,所以才会培养出魏忠贤这样的权阉。

魏忠贤的性格很有意思,奸险之中不乏憨傻天真。在崛起之前,他的绰号就是“傻子”。而崛起之后,他的很多表现也有点憨。比如有个心腹无意中说了一句:“外官都是在诳哄老爷”,魏忠贤就深受刺激,揣着一颗受伤的玻璃心长吁短叹:“原来他们夸我都是假的!原来他们都在哄我!”一连好几天称病不起。据说他在宫里看戏,一看到秦桧出场,他就马上对号入座,表现得坐立不安。其实这跟他有啥关系?

至于他的治国方略,也颇为古怪。有次前线吃紧国库空虚,魏忠贤就想出一个主意。按照惯例,皇帝可以特殊恩准某些人“宫中骑马”,有这个特权的人每逢年节要献匹马。魏忠贤就一下子赏给几百个太监宫中骑马权,然后让他们缴马。这就是讹人啊。人家其实不想宫中骑马,但没办法,让缴马就缴吧,也都是些老马病马,往辽东送的时候,“随到即死”,士兵只好当伙食吃。魏忠贤这也算是憨人想出的笨办法。

这么一个人物能压倒文官系统,无非是因为他侍奉的主子是所有明朝皇帝里最懒惰、最无知的一个,所以他获得的代理权最完整。靠着这种权力,他能对权力链条进行日常性的细密掌控。

此外他还占了一个便宜,明朝没有能够指挥外朝的宰相,内省和外省出现断裂,更加无法和他抗衡。所以魏忠贤有极多的文官党羽,也就是后来说的阉党。唐朝宦官力能废立天子,却从没有在文官系统中有这么大的渗透力。这种现象绝对不能仅从士风颓靡的角度来分析。

阉党们对魏忠贤的奉承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留下不少笑话。就像当时到处给魏忠贤建生祠,立魏忠贤的雕像,有一个雕像把脑袋做大了,帽子做小了。木工只好拿刀把这个脑袋削小点,有人就冲上去抱着魏忠贤的脑袋痛哭:你敢削我的厂公!太仆少卿曹钦程被削籍为民,还不忘向魏忠贤表忠心“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结果让厂公啐了一脸。这些轶闻趣事历史上记载了很多,看久了会产生错觉,好像魏忠贤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

其实魏忠贤的权力架构里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军权。仇士良有军权却无行政权,魏忠贤有行政权却无军权,各有各的软肋。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奇怪:魏忠贤为什么不能控制军权?魏忠贤当然可以想办法撤换军队领导。但发动军队反皇帝,可不是撤换几个领导能解决的事儿。

唐朝宦官们能对神策军如臂使指,靠的是世代积累沉淀出的力量。魏忠贤做不到。等崇祯要收拾他的时候,他居然束手无策。其实他唯一的机会,就是乘崇祯刚入宫、立足未稳之际,谋杀掉他。

这个机会其实也很渺茫,何况崇祯非常小心,不肯吃宫里的食物,甚至还在案头摆着宝剑。不久崇祯的心腹接管大内,魏忠贤就连这一点机会也丧失了。他像纸糊的房子一样坍塌了。可见大内总管们哪怕掌握了日常性的、制度性的行政权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孕育出军权,他们依旧只能是皇权的附庸。

据说,魏忠贤的内衣上都绣着蟒龙,上面只比藩王的蟒龙少一个爪。魏忠贤替皇帝拿起那些奏折的时候,他真的就像绣在内衣上的那条蟒龙,虽然酷肖天子真龙,但终究不是。

鬣狗

清朝依旧没有设立宰相,但是却取消了司礼监,这样皇帝的工作量就变得非常大。他必须不断批读奏折,必须不断接见军机大臣。制度逼着他们变成了行业里的劳模。

清朝的大内总管并不是太监,而是内务府大臣。这个官职有点像汉朝的少府,但实际权力要更大一些。理论上来说,他有对所有太监的管辖权,比如他手里的慎刑司就有对太监的司法权。

内务府大臣如果由权臣兼任的话,确实可以凌驾在太监之上。比如和珅就当过内务府大臣。他对太监很严厉,有个太监背后提到大臣梁国治的名字,让和珅听见了。其实说起梁国治这个人,和珅也看不起,经常当面损他,甚至曾开玩笑拿佩刀剃他的头发。但和珅自己欺负他可以,太监提他的名讳那可不行。和珅把太监杖责几十棍,让他向梁国治磕头认错,罪名是身为太监居然敢提大臣名讳,大大不敬。

不过这多少是因为和珅的特殊身份。内务府这个机构本身权力并不算大,就是皇帝生活秘书而已。不过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捞钱。皇上要花钱都要通过内务府,很快就把内务府养成了一个老鼠窝。窝里肥老鼠成精,只要沾上钱,什么丧心病狂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历史上有很多跟内务府有关的轶事,比如最著名的道光皇帝吃鸡蛋的问题。据说内务府给道光皇帝采购的鸡蛋,五两银子一个。道光皇帝听说大学士曹振镛每天早上吃四个汆水鸡蛋,连连惊叹曹爱卿的早点实在太奢靡了。类似掌故很多,虽然未必个个可靠,但折射出的贪腐问题却是真的。正所谓“树矮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那里本就是出产暴发户的所在。

清朝太监地位非常低。明朝大臣见了太监都客客气气,有时候还要抢先行礼,但是清朝皇帝就明令规定,太监们见了朝臣,不管对方品级如何,一律要低头让道。道儿让大臣们走着,钱让内务府贪着,文件让皇帝自己批着,说起来清朝太监真是好可怜啊。

但话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以内务府和太监们的关系为例,内务府是采购端,太监们位于消费端,内务府总有求着他们的时候。五两银子一个鸡蛋,要是没有御膳房太监的配合,也不好顺利送进皇帝的口腔里。

太监也能敲诈内务府。同治皇帝结婚的时候,有个太监就往玻璃上贴了根头发,找到内务府的人说:这大喜的日子,你们买的玻璃怎么是裂的!这是什么兆头?这是什么含义?内务府的人不经宣召不能上丹陛,远远一看,吓得魂儿都掉了,只能赶紧送上一笔银子,才化解了这个事情。

内务府和太监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和珅当大臣的时候,可以不把太监放在眼里,但是到了慈禧时代,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说到这里,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人:李莲英。虽然名义上李莲英还归内务府管,但立山那样的内务府总管跟他称兄道弟,唯他马首是瞻。李莲英倒成了真正的大内总管。

关于李莲英,存在很多误解。其实李莲英很有人格魅力,完全不是电视里那种阴调调的形象。按照当时记载,李莲英身材高大,性格温和诙谐,跟人聊天的时候笑话段子不离口,跟他接触过的几乎没有不喜欢他的。

李莲英也很低调,非常会做人。既讨好慈禧也不得罪光绪。比如光绪庚子年跟慈禧一起逃难,刚回京的时候,慈禧太后的住处非常华丽,光绪屋子里连个被子都没有,谁都不管他。李莲英见后跪下大哭,把自己的被子抱过来给皇上盖。光绪日后还说:“没有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李莲英的权力又有多大?说起来还真没多大,很多关于他的情形都是夸张出来的。他没有任何制度上的权力,不过是靠离慈禧太后近,可以得到一些情报,施加一些影响。

他确实卖官。白云观的高老道就是李莲英的掮客,想走李莲英门路的人都到那里烧香。袁世凯、庆亲王奕劻这些大臣也都买他的账。但要像百家讲坛里那样要破解“大太监李莲英掌控清朝政权50年之谜”,就太离谱了。根本没有那样的谜。李莲英在朝廷上连一个真正的心腹党羽都没有,退休时波澜不惊。

对李莲英来说,只有交易者,没有依附者。这样的人能说是掌控政局?就算交易,规模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庞大。他当了近三十年总管,攒下了三百万两银子,说起来好像不少,其实连庆亲王奕劻的一个零头都不到。这是为什么?有一部分原因是李莲英做事不敢过分,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李莲英没有任何制度化的权力,他不过是靠着慈禧太后指缝间漏下的一些权力渣渣为食,说到底就是皇权下的食腐动物而已。如果说魏忠贤是只蟒龙,那么李莲英不过是条鬣狗。不要说仇士良、魏忠贤,恐怕就是王甫都会哀叹李莲英没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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