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后代们起名明显别于中国普通家庭，既无强烈时代特征也不寄托希望，他们有这样的名字特征：红二代多取名A小B，而红三代则多取名ABB。
中国人的起名带有强烈时代特征，尤其是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政治形式对中国人起名有强烈影响。据统计，1949年之前，“红”字在人名常用字中排100多位，而在“文革”时迅速攀升到第一位，“文革”后又下降到第六位；“军”字虽只适合男性起名，文革时也高居第三。
“国”、“军”等字是男孩起名最高频用字，国庆、拥军、胜利、建军等名字在“前三十年”极为普遍，而援朝、计划、跃进、红旗、文革、反帝、卫东、忠泽、永红、卫红之类名字更带有强烈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起名的常用字不再紧追政治形势，而是恢复到传统的追求：男性起名常寄托对智慧、才能、志向、品格、运途的期待，而女性起名则寄托对德行、品格和美貌的期待。
西北大学《当代人名用汉字的比较研究----以中国、日本、韩国人名为例》统计的常用汉字使用频率
但是，中国有一个人群，在过去60多年中，起名时从来没有追随时代风潮，尤其是在前30年，只有他们起名时完全无视政治形势，他们起名风格自成体系，近60年来无任何变化。
他们就是红后代。
【二代A小B，三代ABB】
或许很多人已经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红后代的名字，用叠字的比例高得异乎寻常，譬如近年媒体红人薄瓜瓜、万宝宝、叶晴晴等人的名字，普通人几乎见不到，而这在红后代中起名则是普遍现象。
以中共八大97名中央委员为例，一共93个有子女的家庭（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无子女，彭德怀无子女，李富春、蔡畅夫妇同为中央委员），仅有资料可考的就有19个家庭在后代起名时用的是ABB这种方式，叫ABB的，则至少有30人以上。其中，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林枫、宋任穷、习仲勋等人的家庭有多人起名叫ABB。
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她的父亲是开国上将宋任穷。宋任穷另有两个女儿——宋珍珍与宋昭昭
而叠字在中国人起名时并不普遍，它更常为女性使用，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亚军、肖永贺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名的语义分析》中统计过叠字出现频率，在200个被调查女性样本中，起名叠字的有12个，而200个男性样本中，使用叠字起名的仅有一例。
如果把观察样本放到整个高干群体，则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红后代起名最显著的特色，虽然红二代中有大量的人起名ABB，但红二代起名方式更显著的特征是A小B，ABB在红三代中才是更普遍的特征。
同样以中共八大中央委员后代为例，在有资料可考的家庭中，起名带有A小B或ABB特征的高达34个，在93个家庭中约占37%，说它是一种普遍现象应不为过。
A小B的组合方式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B仅仅是普通常用字。
但B字取自父母名或母姓也较常见，譬如陈伯达的儿子陈小达取父名中的一个字，把父名两个字拆开全用上的也不鲜见，譬如李雪峰把“雪”和“峰”拆出来给两个儿子用（李小雪，李小峰），陈希同把“希”和“同”字拆给两个儿子（陈小同、陈小希）。而李鹏的子女则分别借用了他和夫人朱琳的名字（李小鹏、李小琳），他的第三子已无父母名字可用，只好用了李小勇。父姓与母姓中间加个小字组合成A小B也较常见，譬如李先念与夫人林佳媚的女儿叫李小林。
而ABB的起名用字看上去要比A小B随意得多，BB在汉字中的取材范围大大超出普通人使用叠字的范围，典型如薄瓜瓜、毛东东、李特特（李富春与蔡畅女儿）、柯六六（柯庆施女儿）、罗了了（罗瑞卿女儿）。
曾在网上热传的薄瓜瓜照片
不过，红后代起名特征在1949年前后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时间分割线。在1949年之前，高级军官的后代起名多带有军旅生涯的纪念特征，譬如以婴儿降生地作为名字，多为地点简称加一个“生”字，所以“路生”、“捷生”、“戎生”、“X生”在1949年之前降生的“革军”家庭非常普遍，更典型的是因为叫“太行”的如此之多，才有“我们的名字叫太行”。
刘伯承的儿子与左权的女儿被彭德怀以地名分别命名为太行、太北。图为刘伯承（右）与左权在晋东南抗日前线
虽然1949年前后，红后代起名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无论是此前的AB生，还是此后的A小B、ABB，其共同特征是并无中国人起名时郑重其事的寄托期望或表达志向之意，显得极为随意。
【叔叔阿姨们天空下】
为什么影响中国现当代政治走向的群体，反而在给孩子起名时完全不沾政治色彩，而且完全不带有寄托美好希望和寄托的痕迹？
答案或许很简单。
只有普通人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超过自己，有远大前程，所以中国起名常用字多为表达美好祝愿的形容词和名词，如“伟”、“刚”、“强”、“丽”、“芳”等。而1949年后A小B的父辈们身居中国顶层社会，对子女的人生道路并无特别期待，不会指望他们还能比自己更优秀，对子女的态度更多是宠爱。他们很容易被视为父辈小一号的复制品，得名A小B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前总理李鹏与夫人朱琳的孩子：李小鹏与李小琳
A小B在中国，也可看作与西方分封制社会王公习惯用祖辈名字异曲同工。新中国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传统中国社会，虽有恩荫制，但科举才是获取功名的正途，子孙辈达到祖辈的地位或超过父辈功业，依然要靠读书才可光耀门楣，故即便身居顶层的家庭，依然希望子孙能成为家驹、家骏。
另外，中国残酷政治斗争的历史同样可能会影响红后代的起名，给孩子起个过于响亮大气期许未来的名字未必不会招来猜忌麻烦。彭德怀青年时曾叫“彭得华”（湖南方言中，“彭德怀”与“彭得华”同音），庐山会议上，这个曾经的名字成了罪状：“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生在新中国的红后代，若有心上进，他们有条可期待的规划清晰的晋身路线，它或可称为“云世袭”路线——就像他们从小熟悉的计划体制下的配给制一样。他们并不需要面临科举考试这样的选拔考验，即便论及教育，他们从小就有最稀缺的教育资源。
A小B和ABB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封闭的配给制社会，他们的一切生活所需，均为国家配给，他们不但是父母的孩子，还是国家真正的孩子。A小B们童年时幸福地《让我们荡起双桨》，经历过文革的风雨波折后，又《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满怀信心地高唱“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无论多大年龄，处于人生什么阶段，A小B都永远生活在叔叔阿姨的天空下，永远不会老、永远在管事的叔叔阿姨们会安排计划好他们的一切。缺乏常人必经的苦辛和磨难，使他们在心态上是一群晚熟而没有心理负担的人群，很多红二代到了六十岁、七十岁，说话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与少年无异，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相称。
A小B们自己养儿育女后，对子女的态度不像一般父母，给孩子起名比上一代更加任性。年代不同，语言习惯随之发生改变，他们习惯的昵称也从上一代的“A小B”变成了“ABB”。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A小B们从来不会觉得ABB这样奇怪的名字有何不妥，ABB这种名字天然给人以孩子气、长不大的印象，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起名方式，就像他们的父辈给他们起名叫A小B一样理所当然。
李鹏夫妇与孙女陶陶(左二)、兰兰(左三)
【热爱艺术的ABB】
在A小B这一代，往往有长子（或被当作长子培养的孩子）与次子们的共性特征。“长子”们多志向远大，以从政为业，形象、仪表、行为多气度不凡，而多从商的次子们则在形象、仪表、举止上更近公子哥。
尤其是从小不知恐惧为何物，从小不需看人脸色行事，无需知晓人情世故的成长环境，在他们各自的职业生涯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且他们深信自己取得的一切都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譬如耿飚的女儿耿莹在谈及她50岁才去闯美国时，曾这样描述：“我父亲当国防部长时，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曾访问中国，父亲曾将我的一幅画送给他。”于是，耿莹给布朗写了封信，夹着她和父亲的合影以及那幅画的照片。“想不到两周后，布朗秘书打来了电话。”就这样，耿莹以中国画家的名义，走进了布朗的俱乐部。“那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场所，我给很多石油大亨、军火商、社会名流画画。”耿莹的第一张画，是给一位在“二战”时期发了战争财的美国人画的。“他说他的前妻对中国很感兴趣，长得也像中国人，想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我在画中给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拿本古书，还配着李清照的诗。”事后，耿莹最终拿到了2.7万美元，并从此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中国女画家。
耿莹目前的身份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有人认为，因为A小B这一代人，从小就享有同龄人没有的一切，不知匮乏为何物，所以他们很少会像平民出身的官吏那样贪图财货。他们至多“有大私”而“无小私”。
而红三代的ABB整体上又与接受过系统革命教育的父辈A小B截然不同，像所有条件优越无忧无虑长大的孩子一样，他们不但整体是有教养、善良、人畜无害的群体，而且很多人会把缺少“钱途”的文化艺术领域当作人生方向。在他们的上一辈，从事文化艺术领域的人比例原本已非常高。
在红二代中，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享有盛名的很多人恰好也是叫ABB，如田壮壮、艾WW、张抗抗、刘索拉（刘索拉为刘志丹侄女，姐弟三分别叫刘索拉、刘米拉、刘都都，可视为ABB式命名方式），ABB甚至像是天然就适合成为搞艺术的名字。
由于，ABB这种任性的起名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已经成为地位的象征，所以，有时给子女用这种方式起名，或许有励志和过瘾之效，譬如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委任为太平绅士的刘长乐先生，就给自己的女儿分别起名叫点点、滴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