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因为蒋介石喜欢夏天上那里办公，各路军政要员上山汇报、请示，络绎道上，牯岭成为政治的中心，号称“夏都”，聚居三四万人，光是轿夫就有四千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热闹非凡，而且五脏俱全，由于各路军政要人云集，电报局业务忙碌，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充分领教了邮电检查的厉害，在《赣行杂记》中抱怨说，庐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邮电检查自然特别严密，但有时不免流于苛细。
那年8月30日，当时中国外交界的两颗大星颜惠庆、顾维钧上庐山，正被他遇上，第二天他就见到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匆匆谈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此外交紧急的时候，一般国人多觉得顾先生和颜先生不宜久在国内勾留。”顾听了这话不甚谓然，认为中国人没有知识，驻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国外。旋又掉转话题道：“我们也有苦衷，我们在外边办事，等于是留声机的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且外交也是一种战争，大本营如不决定战略，一任前线各自为战，其害更甚于不战。我这次归国，一为向政府请示方针，同时顺便到各地视察，藉以明了国内的情形。”
事后他去发电报，把顾维钧的谈话发给《大公报》，其中就有这一句：“余等仅为留声机之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检查员一看就删掉了。他对此很不满，认为是检查员滥用职权，按照检查新闻的范围只应该限于军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领袖的行踪，这个关于留声机的比喻究竟与国家大计有什么关系？
他本以为是牯岭的邮电检查特别严苛，没想到中途汉口的邮电检查更离谱。有两次他给报社发的新闻电稿，牯岭已经放行，到了汉口电报局中转却被扣留了。他在庐山接到通知，赶紧去找有关当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岭局电告汉口局放行，几经周折，等电报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他感叹说：“一个电报，先经发报地的检扣，又经收报地的检扣，中间还要经转报地的路劫，真是难如登天。假使检查员真有见识，也还令人佩服，往往问题发生在情理和常识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汉口电报局扣留了三天经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个电报，是他在庐山上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采访，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奖勉政府，鼓励人民，完全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宣传，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情路劫？
他和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陈芷町说起检查新闻的问题，认为政府对于一个问题的发生，不要尽是消极的叫报馆不要登，应该积极的告诉报馆怎样登。政府要实行新闻统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国通讯社及报纸遍布国内，本国报不登的事情，外报传得更厉害。譬如当时关于四川军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报纸登载，外边揣测纷纷，甚至以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许报纸报道四川的情况，人心反而倒安定下来了。
办报出身的陈芷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王芸生的用意无非是希望国民党政府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给新闻界更多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越能够防止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流传。但他提出的“积极办法”也蕴涵着一种危险，如果每个新闻发生都要由政府告诉报馆应该怎样报道，各报馆的自主性同样将受到严重阻碍，自由报道的可能性未必会加大，结果很可能不是离新闻自由近了，而是离新闻自由远了。
王芸生在庐山上曾两次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谈了半个小时，第二次谈了一个小时，他用了六个字来概括蒋给他的印象：“虚怀，热诚，苦干”，他了解到蒋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约人谈话。蒋请人吃饭很简单，常常只有几样菜，“不美而且不丰”，所以许多人都要先吃些东西再去赴蒋之约。张学良感慨地说：“他太苦了，整天的在严肃的态度下见人治事，毫无舒展个人兴趣的余地。亏得他，换个人谁也受不了。”然而，仅仅从邮电检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蒋治下的中国与真正开放的现代社会仍有距离，他还在旧的传统中打转。
2008-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