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在美国出版面世。（亚马逊网站截图）
陈光诚：新书中的回忆叙事跨度与篇幅
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英文版《THE BAREFOOT LAWYER》3月10日由美国亨利·霍尔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美国出版面世。该书的副标题是：一个在中国争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
2月初得到书讯后，我于10日、12日两天，就此分别以视频和音频以及提出不相同的问题，专访了现在美国天主教大学、威瑟斯庞研究所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三家机构从事中国人权法制研究的陈光诚先生。根据出版社与陈光诚合约，推迟到今天3月10日发表。
以下是音频访谈录全文版。
主持人：“祝贺您的新书出版！”
陈光诚：“谢谢！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主持人：“您这是一部回忆录，能不能请讲讲在这本书里，讲到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您所回忆的事情，起止之间有多长时间？”
陈光诚：“从最早，一九四几年的时候开始谈起，当然那内容不多，后来就过度到我的生活，一直到我来到美国的那天晚上结束。这个跨度也好几十年啦。（笑）”
主持人：“您是出生在1971年，那您从一九四几年……是讲到您的家庭背景，家事的一些事情……”
陈光诚：“对。讲到我的爷爷那一辈家庭的那种苦日子，那种不堪回首的经历。就是在那种家庭背景下，我的父亲怎么成长，后来我的成长，然后就是一直到维权，然后再到中共的迫害，再到来美。”
主持人：“您说写到来美那一天晚上，具体到……”
陈光诚：“写到我进了我的公寓，然后公寓里边一些基本的准备，思想的活动。写到那儿。”
主持人：“这本书篇幅多长？多少万字，当然是英文的计算。”
陈光诚：“按英文的统计数字计算差不多可能十二万六千多字吧。”
主持人：“多少页？”
陈光诚：“三百三十几页。”
陈光诚：新书主要章节
主持人：“您能介绍一下主要的篇目吗？”
陈光诚：“总共有十三章。
我拣重点的说一下——前言就是我的逃亡。第一章是童年时代。
第二章，我把它称为‘自然大学‘或者叫‘天地为师‘，就是说那个时间我主要是在自然界中成长，在自然界中学习，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后边就是我的最重要、也是最想让大家看到的一章，就是第七章，叫‘看到邪恶‘。这章我主要是谈当时调查中共‘一胎化‘政策对老百姓的迫害。
还有第八章‘绑架‘，因为我调查了中共的一系列邪恶，而且都在国际媒体上曝光以后，中共就恼羞成怒，实际上那个时候就对我实施了绑架、殴打等等一系列迫害。还有就是，到了我们在家里被非法拘禁的时候，那段日子非常非常惨烈。共产党直接脱掉了它的画皮，露出狰狞面目。什么法律，什么都不要了，所有的公检法脱掉了制服、把车的牌子摘掉，就到家里实施打砸抢。
还有就是我出逃的过程，以及我到美国大使馆以后发生的重要事情，大使馆这个……可能真的是很多很多故事超出大家想象。在那里我所经历到的事情，以及我发现的东西，既有令人欣喜，又有令人震惊的事情，这个真的是超乎大家想象。你不亲身经历是没办法想象出会是那么复杂，而且那么令人窒息。
最后一章就是到一个有承诺的地方，就是我来美。讲了整个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里边那种复杂的心情，那种各方面之间……怎么说呢，是感触很深的那么一段吧。
大体上有这么多章节。”
陈光诚：忆翻墙逃出自家小院，翻过第五道墙时摔伤左脚
主持人：“外界对您逃离您家，在重重包围之下能够翻墙出去，一直到踏上美国土地这一段，非常关心其中一些细节。而您到美国之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中包括跟出版方有合约，在新书出版之前不在受访中谈人生经历的一些回忆。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书出版了，我就特别想知道您这本书中那些您以前没对外界披露过，或者说在受访中没有机会能够谈到的事情，能举些例子吗？”
陈光诚：“可以啊。可以讲当时……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细节的故事。在我的脚摔伤以后，我几乎就很难站起来走了，只能用爬的形式……”
主持人：“我能插一个问题吗？您的脚摔伤是在哪个时刻？是从墙上翻下来就摔伤了吗？”
陈光诚：“不是。其实那个最高的墙我在下去的时候虽然摔了一下，但是没有摔伤。当我翻越第五道墙的时候，我是从西向东翻，但是就在这个墙的北头不远处……可能有那么不到十米的样子，就有看守坐在那儿盯着那个地方，我必须迅速地翻越那道墙。所以我翻到那边，墙下边有很多石头，我在翻这第五道墙的时候，就一下子把脚摔伤了。”
主持人：“我想再插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网上看到您自己家的院墙已经很高了，差不多有两个人高，您翻那道墙的时候，没有摔伤脚，是吗？”
陈光诚：“对。那道墙没有，那道墙虽然摔了一下但是没有摔伤。那个墙吧它是……怎么说呢，在我们家乡有这么个习惯，大家都喜欢盖一个平房，平房一般都会有一个台阶，顺着这个台阶可以爬到平房顶上去。那么我，还有我的东邻居呢我们的家都是这样一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从下边上去，上到这个平房顶并不是特别困难。”
主持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这个平房顶上之所以一般盖的时候就考虑到能上房顶，是晾晒东西方便吗？还是怎么样？”
陈光诚：“是啊，你可以把粮食啊什么扛上去，都要走这个地方，所以一般都有这样的地方可以上下。所以我上去倒并不困难，但下去是比较困难。那个地方也非常高嘛。最重要的也不是因为它高，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翻墙上树的，这对我来讲都是小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我在家里身体的状况实在太差了，所以这对我就构成了很大的困难。但不管怎么样，我从那个四米高的墙上下去的时候，尽管最后掉在地上，还是没有摔到硬伤。但是到第五道墙的时候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共八道墙。”
主持人：“在摔伤之前的这五道墙和您所说的一共翻的八道墙，这中间是包括穿越别人家的院子吗？”
陈光诚：“对呀，比如说我从我家，到我东邻居家，就翻越第一道墙。然后再翻越我东邻居家和第三个邻居家的这道墙，就是第二道墙。其实看到最高的那个（网上照片）就是第二道墙，我东邻居家的墙。”
主持人：“最高的那个还不是您自己家的院墙？”
陈光诚：“对。我自己家的那个也就两米多高。他（家）那个是最高的，第二道。”
主持人：“您翻越那个没有摔伤脚？”
陈光诚：“对。后来又翻越几道猪圈的墙，也没有摔伤。一直就是到第五道墙的时候，因为下边放了很多石头，一下子踩在上边，把脚摔伤了。脚下去，一下子重重的踩在石头上，这脚就受不了了。
另一个就是不容迟疑，如果我能慢慢的下去，可能还会好一点，哪怕把身子先垂下去再下也好。因为北边有看守的人盯着，当然之前我已经清清楚楚的听到他在什么位置、在干什么，这样我知道我必须迅速的下去。
这时候当然是一个机会，因为他如果坐在那儿盯着我的话，我没办法翻这道墙的。
正是因为早上我在那个猪圈里躺着的时候，就听到有一个农村的手扶拖拉机从北边过来，到那个地方正好一拐弯，他这个看守就没有办法坐在那个地方，那样的话就影响人家车拐弯。他就拿了板凳躲到西边去。那是个丁字路口，从北边来的（路）通到一个东西大街上。他躲到西边，车拐过去他再回来坐上。
到晚上快天黑时，拖拉机从地里干活回来，然后还要从这个地方走，这个看守还得拿起板凳到西边来让路。我就是用他躲开的这一瞬间来翻越这道墙，所以必须要快。只要等到拖拉机过来了，拐弯过去了，他回去又坐在这个地方，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就迅速地跳下去，这一跳下去可能是太高了吧，一下子我（脚）就摔坏了。”
主持人：“当时实际上已经骨折了吗？”
陈光诚：“我的一只脚（右脚）上有三块骨头骨折。”
陈光诚：忆在十五、六个小时内翻过八道墙，其间有时躲在猪圈等候时机
主持人：“您说一共（翻越）八道墙，这是穿越了几家邻居的院子？”
陈光诚：“实际上加起来应该算是四个邻居的院子。还有另外那个墙呢，是我们村边上一个菜园子的墙。”
主持人：“这些邻居他们都没有发现您进去吗？”
陈光诚：“没有。我知道他们活动的状况，所以他们并没有发现我。因为我躲在猪圈里，我靠在墙根躺在那儿，一般是发现不了的。”
主持人：“（翻）这八道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第八道墙翻越过去之后，这个时间是那天……就是（2012年）4月20日的……”
陈光诚：“翻这些墙的时间差不多花了十五、六个小时吧。”
主持人：“从4月20日几点到几点？”
陈光诚：“从4月20日（上午）十一点左右，十一点多一点儿吧，到21日的凌晨两点左右我才完全翻越了这些墙。当然这些时间并不是都用来翻墙，而是在等啊，找时机啊，想办法呀等各方面时间都耗费掉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么多看守，一层一层的，一旦被他们看见就麻烦了。”
主持人：“第八道墙，那个菜园子的墙翻过去之后，就已经脱离他们的监视范围了吗？”
陈光诚：“还没有。第八道墙翻过去以后，仅仅是出了我们村。因为他们（当局）在我们村外还有两层岗，就是说一出村，在村子外边有一层岗；再往外走，快到村边到河边之间，还有一层岗。所以说，实际上那时候还是不安全的。只能绕着曲线，最大限度的跟他们拉开距离，所以那时候还不是特别的安全。
第八道墙是比较有特点的，在我们农村你知道地势都不一样，高的地方、低的地方差距很大。我从菜园里翻到外边来，它那个地方地势就相差一米多，如果从菜园里看这个墙比较矮，只有半米高；但是下边就很高，可能有一米半还高，这么一个距离。
那道墙只有一个地方可以翻下，就是因为有一个水坝。是河一直通向我们河的一个水坝。差不多有一米半高这么个水坝，西头就顶着那个墙拐弯的地方。我只有从墙里边找到这个地方，才能踩着这个水坝，然后再从坝上下来，就避免了这个问题。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个墙实际上是没法翻的，因为那个墙就是乱石头，大的跟茶壶一样，小的跟拳头一样，甚至更小的跟鸡蛋一样垒成的这么一个墙。只要一翻，它就会倒掉，也没有任何的水泥，就是乱石头堆起来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那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墙。
当然，我在这书里配了一些照片，大家也能看到我翻过的一些墙。”
陈光诚：忆在东师古村家中被严密封锁下如何告知外界被毒打，再遭彻底断电
主持人：“您决定动身逃走的时候，有没有事先和外界联系好？”
陈光诚：“完全没有。那时候是超乎大家想象，我们家什么都被抢走，连一个纸、一个小小的铁丝都被他们抢走。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让你有，你完全没有办法去跟外边联系。他们每天都有六到九个看守跟你住在一块儿，就坐在你屋里，你吃饭他就坐桌子边上，他就躺在你沙发上睡觉，那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机会。
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很复杂的……他们一次次封锁，我又不跟他屈服。他封锁，我就想办法往外发信息；他封锁，我就想办法。
最后，他们用自己的话说‘我们只有瞪眼跟你面对面看着你，才放心。一眼看不到，我们就觉都睡不着‘。
所以我能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紧张，就是那么多年各种各样的封锁方法他们都认为是万无一失的，但最后都是失败的，所以他们也很不能理解这些消息怎么传出去的。”
主持人：“之后有哪些细节是您在书中谈到，但是以前很少对外界讲过，比方说是怎样与外界联系，然后走上了往北京走的路？”
陈光诚：“我觉得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是，记得我们完全被封在家里，（当局）用好多干扰器，家里完全没有信号，而且所有的手机都被抢走。后来我们发现只有一个他们没有弄走，但是手机没有电了。
怎么办呢？我就用一个五号电池的充电器……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已经坏了，他们没拿。后来我就把它重新修了一下，用在泥土里找到的一些铁丝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记得还包括我母亲出去时在地上捡的一个别人装修房子时的小铝片拿回来。我就用剪刀剪成一个什么东西，做成一个人工的充电器，还有两个小的钥匙环结合起来。就用它把这个手机充上电，发了个信息给我一个朋友，当然不是做维权的朋友，他又辗转把那个消息送出来，就说我们在家被打得什么样子。
这个消息我以前没有跟大家讲过。当然在书里也有配的照片，就是我做的那个充电器怎么为手机充电，当然这是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在那个时候就是开动脑筋都要去做，最后我还是成功了。也是由此，这个消息出来以后，中共就真的疯了，把我们家的电彻底断掉。”
陈光诚：忆在东师古村为我盖私人监狱——建筑与拆除
陈光诚：“他们觉得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从此也下定决心就给我在我们村前建了一个私人的监狱。据说投资也是不菲的这么一个监狱，据亲眼看到的人说，这个监狱的设计是相当相当高级的，里边用的钢筋比一般的都要粗很多，标准是完全照着看守所的设计标准来设计的。而且还盖了好多监室在里边，好多房子，当然也有给他们住的，也有准备给我们留的。这个工程从那时开始好几个月一直在为这个努力，当然最后由于这个事情被曝光，他们就匆匆把那个专用监狱给拆掉了。这些呢，外界可能都不是很了解的”。
主持人：“实际上您并没有真正被他们带到里边去，就是在建过程中。”
陈光诚：“对。他们几次威胁要把我们强行弄过去，但是我们始终坚持，后来在外界的帮助、网友的声援下，他们可能也就……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是也没能实施。
尤其是最后这事情被香港的媒体曝光以后，他们就很紧张，也有人命令他们‘赶紧拆掉！‘于是他们就连夜拆。
这个也是很新的消息，外界从来不知道的，就是他们赶紧派了很多重型的挖掘机啊、装载机啊，去把这个房子整个拆掉。把地里埋的钢筋编成笼子，全部拆掉而且连夜运走。
刚开始时把这些建筑垃圾只运到两、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后来共产党说‘那不行，你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将来人家还能发现。‘于是就命令那些施工人员把这些东西拉到七、八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据说是连夜加班干，几天时间把它拆光。
那拆光这个地方也不行啊，还得恢复原来的样子啊，就想尽办法把它再恢复到原来那个建筑的样子，但是不管怎么做，怎么可能一样呢！所以现在也还有很多痕迹，包括当时他们专门为我建的那个铁笼子，用钢筋做的那些痕迹，现在都清晰可见，照片里都有。
这个就告诉大家，对于共产党的邪恶，是超出大家想象的。
他究竟有多么邪恶，你是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但是它能做出来。
你想想，监狱——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国家才有权力建监狱，但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他们就可以随时为你个人建一个监狱。这个对于还指望共产党能够守法、还能依法行事的那些人可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陈光诚：从新书中的照片看我怎样设法用坏掉的五号电池的充电器为手机充电
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个自己改制的充电器……然后又用那给手机充电，发出信息，以后暴露，后来手机和充电器都被搜走了吗？”
陈光诚：“对，就全部被抢走了。”
主持人：“那您说有一张照片，照片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陈光诚：“照片是我来到美国以后重新做了一个这样的充电器，把它拍的照片，那个原来的东西肯定找不回来了。那些包括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东西……什么书啊、手电筒啊，全部东西都被他们抢光，到现在都没还给我们。”
主持人：“那您（书里的）照片就是个示意图。”
陈光诚：“它那原理大家都能看清楚，看当时那个做法。现在我还带着呢，我还留着呢，可能到书展到时候，我会拿出来给大家展示，我做给大家看。”
陈光诚：墨镜及其它
主持人：“您逃出去的时候，身上都带了什么东西？”
陈光诚：“逃出去时，我身上实际上只有一点点钱，家里用的，我准备实在不行出来付出租车费的一点点钱，然后……其实就没什么东西了（笑），就是准备好的一些穿得稍微厚一点，我担心如果我在外边，在某个地方，也可能在野地里，在哪里，可能需要躲避，可能需要缓一步，可能需要藏很长时间……基本上也就这些东西。我的眼镜也在跳下第二道墙的时候摔得稀碎了，也没法用了。”
主持人：“后来眼镜怎么解决的？”
陈光诚：“后来到了西师古村以后，就是刘元成……他附近的一个邻居，我们就从他那儿拿了一个眼镜我临时先用着，在途中就只好用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合适的一个眼镜。当然到北京以后，郭玉闪朋友就帮我买了。”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的那位刘元成，名字可以公开，是吗？”
陈光诚：“对。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像他的状况共产党知道的肯定比听众知道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们没必要隐讳，因为我们要谈的东西共产党都已经知道了，不会因为我们的暴露而对他有什么威胁。”
陈光诚：忆从刘元成家到新泰小镇，与北京朋友郭玉闪会面，兼忆刘元成夫妇被抓
陈光诚：“当时他们知道我逃走以后，就把他们（刘元成）两口子都抓到派出所里，然后就在那里威胁。他们后来跟我讲，威胁他‘你也不要觉得他能跑得了，现在已经把他抓到了，在往回带，已经到天津了‘。而且那些公安气急败坏地拿着手枪在那个桌子上‘啪啪啪‘地摔着，威胁‘你知不知道他们……怎么怎么样……‘共产党的公安拿着个手枪，去吓唬一个字都不认识的老百姓——农妇，这是非常滑稽的。
后来他们给我讲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哎呀，共产党到头了。”
主持人：“那您和外界……就是与去往北京这趟行程有关的人士联络上，是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
陈光诚：“这个联络上……当时我是在离开西师古一段距离以后，也就是说差不多两小时车程以后的新泰那儿一个小镇。那天晚上差不多十点时，郭玉闪和朋友们过去，才跟我接上头。也就是说一直到那儿，我才跟外界的朋友真正接触上。”
主持人：“您和刘元成见面前有机会打手机吗？”
陈光诚：“没有。完全没有。”
陈光诚：忆翻过八道墙入邻村西师古，20小时饥渴讨水喝之后又找到刘元成家人
主持人：“从您离开自己家，到刘元成家，这是什么时候了？”
陈光诚：“这是到了第二天差不多早上六点钟了。”
主持人：“刘元成后来怎么帮助您……换句话说您跟郭玉闪又联系上，那时候实际上早已经离开了刘元成家？”
陈光诚：“这个也很复杂，说起来话长。当时我到那个村以后其实并不知道他住在哪儿。我去敲另外一家的门，我从离开家到那时候已经20个小时差不多一点东西没吃，一点水也没捞到喝，已经渴得非常非常难受。我想不管怎么样先找点水喝。
我就敲一家的门。这家出来一个妇女，问我从哪里来。她肯定是不认识我的，因为我当时浑身除了血就是水就是泥嘛，连滚带爬的，天又下雨，她完全不认识我是谁，眼镜也坏了。
我说‘我就想跟你要点水喝‘。
她就问‘你要喝热水还是凉水？‘
我（心）说‘这个人很不错，还想到热水‘，我就说‘你给我弄凉的就行‘。
那时我想‘如果她给我热水，我再半天喝不进去，那我太难受了‘。实际上那时候我脚肿得鞋子如果脱下来，肯定就穿不进去了，所以我站都站不住了。我就靠在她的大门上。
她就给我端了从自来水管（接）的一碗水，给我赶紧喝点解解渴。
我就问她‘你知不知道刘元成家在哪儿？‘她说‘我知道‘。我说‘你能不能去帮我叫他过来？‘
她说‘你认识他？‘
我说‘是。我认识他。‘
她说‘那这样的话，也不远，我领着你过去吧。‘
我就跟着她走。结果走了几步，我就再也走不动了。因为一个是我的脚痛得要命，一个是各方面原因吧，就确实走不动了。然后我就靠在墙上等她，她去到刘元成家叫他们。”
陈光诚：忆刘元成的爱人描述东师古村岗哨与巡查严密，以及假如被发现的危险
陈光诚：“但当时刘元成好像还没起床，他爱人起来了。她就叫她过来，说‘有人找你‘。
我远远地听到她们两个回来，我能感觉得出刘元成家人其实也不认识我了。因为她在往我这儿走的时候，老远那个脚步就越来越慢。我能理解她在看到我不认识，在犹豫，在一边想，一边往前走，脚步就放慢。
一直走到我面前差不多一米远的时候就停下来，我赶紧跟她打招呼。
我说‘表嫂子，你还认识我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稍微迟疑了一下，说‘认不出了，你是谁？‘
然后我就告诉她我是谁，她一下子好像是震惊了‘啊？你怎么出来的？哎呀！那么多人天天开着车在我们村里巡逻，你……你……‘
我说‘那就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快点先带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回家我再告诉你。‘”
主持人：“她是东师古还是西师古的人？”
陈光诚：“她是西师古的。接下来我就跟她要求，我说‘最好赶紧帮我找一个出租车，我先出去，你们村里有没有？‘以前我记得他们村有出租车。但是现在她说他们村没有，说‘要找出租车得到什么什么地方‘。
后来我就再三催促她找，但她事实上也没给我找。到了早上她想去找的时候，吃完早饭，走到村口她又回来了。
据她跟我讲，她觉得这样不行，她说‘你不知道啊，你这个事情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这两天我们村……也就是从你们村到我们村的必经之路这个水漫桥上，这两天没有人，以前每天都有八个人坐在这个桥上值班。然后还要求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长必须在那儿陪着他们，还得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援。像开水啊，什么东西的。还好，现在没有那么紧张了‘。
而且说‘以前除了固定的人员以外，在几公里之外的那些车站、高速公路边‘……当然我们村（东师古）的高速公路边是一直有，‘就是几公里之外也一直有这些人在那儿24小时蹲守。这还不算，还有很多流动岗哨，有人骑着摩托车，有人开着车就不断地来巡查‘。她说‘如果那时候你从这个桥上过来，那就太危险了‘。
后来我请她找出租车的时候，她觉得不妥，说‘你这样出去……我听说很多人在来临沂的车站上就被他们堵下来。有些人侥幸来到离我们这些村可能三、五公里的时候就被他们派去的一大批流氓在那儿殴打，打翻在地，有的人说打得到处都是血。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你这样自己出去，那不等于送命吗！‘”
陈光诚：忆刘元成爱人到我村告诉大嫂我已逃出村，我在刘家躺下感觉再也起不来
陈光诚：“她说‘所以我想了想，没有去给你找出租车，我就返回头来又去东师古，去跟你嫂子说了这件事情‘。
‘哎呦‘，我说‘你这一去东师古，麻烦了，东师古任何一个入口处，除了有站岗的以外，那儿都有摄像头。将来发现以后，他们就知道你在这个时候来过东师古，那肯定与你有关系‘。她说‘没事儿‘。
尽管她嘴上说没事，我也知道她……当然也没有好办法。然后我就问她‘发现他们有异常吗？‘她说‘没有异常，那些站岗的还是几班倒，几个人还是该在哪儿在哪儿，跟以前都一样‘。
那我就知道，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我已经逃离他们的魔爪了。这让我稍微有一点些许的安慰。
但是由于这种劳累，由于这种在路上我不能站着走，有时站起来一下子就摔倒，可能摔了几百个跟头。再加上从高墙上下来摔呀，再加上我的骨头……那天我在他家躺下来就真的是再也起不来的那种感觉，浑身的骨头节都疼。
哎呀！这段经历怎么说呀，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苦不堪言。”
陈光诚：回忆参与刘元成维权案和与他之间信任感由来
主持人：“那您为什么就选定了他家？是位置决定的，还是您对他的信任？”
陈光诚：“这里边又牵扯到……就是话又说回来，说到2005年时，刘元成的女儿叫刘清华，当时生了二胎。共产党……实际上这是允许人家生的，并不是说不让生。生完了，非得让人结扎。
当时人家就不想结扎，结扎对身体影响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就躲起来。结果就把她父亲刘元成给抓到‘计生委‘去了。里边分管‘计划生育‘的一个副镇长叫张廷举，据她和刘元成给我描述，他手上戴着戒指，对刘元成实施殴打，满头满脸的打。他说‘手打本来挺疼，他手上戴着戒指，就显得更疼。后来手打累了，就拿着扫地的笤帚，好几个笤帚都打碎了。脸上到处都是血‘有个人给他个纸，让他……说‘你擦擦吧。他就拿过纸来在脸上擦了一下就扔到一边，也没好好擦，也没去洗‘。
这种非法拘禁，这种株连九族的十足的做法……当时正好我回去就了解了这个案子，非常气愤。后来我就帮他联系律师，写了诉状，就在我们当地提起了一个诉讼。当然很多以前‘计划生育‘这种恶劣的案子有的是，但是共产党那时候有清楚的一个就是有关‘计划生育‘的问题，他们明令禁止公检法介入，所以说你是甭打算走法律途径，我们这个当时我觉得在中国可能是首例关于‘计划生育‘侵权案子的立案（后获赔）……
当时因为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们曾经帮过他，而且当时他的女儿还跟我说‘表叔，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们起诉当然可以，可是我们非常担心到时候，如果政府来找你，给你很多钱，你如果不管我们了，那我们到时候可就难办了‘。（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说‘你放心，我要是为了钱，就不会管这样的案子了‘。这就是以前……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去找到他们，他们肯定会帮忙的一个原因。
因为过去打过交道，知道他们为人。”
陈光诚：亲友闻讯设法接力接应，堂侄叫了出租车，到新泰买手机，与郭玉闪会合
主持人：“后来他们决定用什么方法把您送上去往北京的路？您在他家就决定要去北京？还是怎么样？希望非常概括的讲，尤其是一些以前没有披露过的细节，你们怎么决定，用什么途径……然后在什么地方跟北京的朋友又联系上？”
陈光诚：“当时没有这样的计划。记得那天她去跟我嫂子说了以后，我嫂子就打电话给我大哥。我大哥也知道我嫂子被非法拘禁，那时候稍微好一些，早期时就连上地里干活也都有人在地里跟着在地头上。”
主持人：“嫂子打电话给大哥，大哥在外打工还是怎么回事？”
陈光诚：“对。大哥在临沂打工，在六十公里以外。打工呢，电话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也不能说，因为他在临沂打工，有时也跟着老板到外地去。那么（嫂子）打电话知道他在临沂，也就把电话挂了。
嫂子还挺聪明的，她没敢走路，是从田间越过田地，还得不断注意看有没有跟踪，就到了几公里以外的村里跟我大哥在一块儿打工的人家里。他家只有一个孩子在家，她就软磨硬泡的把电话（号码）要来，给我大哥的同事打了个电话，要他把手机递到大哥手里跟他说，我逃出来了。
当时大哥很惊奇，觉得不可思议‘是真的吗？‘后来大哥就通过E-mail，跟玉闪联系上了，玉闪就赶紧往这儿赶。但我当时等不及，我就让我的堂侄去找出租车，把我从西师古带到了新泰。我就想，最好我先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再赶紧转一下，再离开山东。
至于去哪儿，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定向。能联系上谁，就分析，然后就往哪里去。当然有很多选择。”
主持人：“接下来实际走的路线是怎么样？到北京之前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当时是怎么努力的？”
陈光诚：“到了新泰以后，我也不知道大哥做了什么。我就赶紧让（堂侄）陈华去买了一个二手的手机。”
主持人：“那时候陪着你的是陈华吗？”
陈光诚：“对。是陈华。”
陈光诚：忆堂侄陈华在送走我后被抓、被刑、被逼说明我的出逃路线
主持人：“陈华以前多年在整个您的案件中有几次也是曾经被抓被打什么的，后来您走了以后他危险不危险，现在能提他吗？”
陈光诚：“现在能提他，没问题。后来我走了以后他也被抓去了好几次，而且让他带着人去指认我逃出来的路线。
后来当然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跟我讲了这些人怎么把他抓去捆在椅子上，怎么穿着皮鞋踩他的脚，怎么逼着他说这个过程。
然后又逼着他领着这些人把我逃出来的路线……他知道的，走一遍。我翻越的那些墙，每道都要问‘他在哪个地方翻的？‘……他把我告诉他的一些，就告诉他们了。他们就说陈华撒谎‘（到）现在了，你还骗在我们？我们是干什么的？你看看这个墙，你瞪着眼睛爬，它都会倒，他怎么可能翻越？而且还不是一道？‘陈华说‘他（说）就是这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陈光诚：说说我们那儿用石头压石头堆起的墙，我从小会翻墙。也拆墙从豁口逃
主持人：“那个墙怎么‘瞪着眼睛爬都会倒？‘”
陈光诚：“对呀，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墙，不像我们这边的墙都（是）用水泥粘起来的。那个墙就是用农村的青石一块一块的这个压着那个，那个压着那个……就这样摞起来的那样的墙。所以他就说‘那样的墙一爬肯定倒‘，（若）不是我小时候锻炼所知道的怎样爬那样的墙，你扳着它往上爬，它肯定会倒。
所以当时……其实这个爬墙的过程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七道墙当时是没有办法翻的。虽然没两米多（高），也差不太多，一米八、九的样子。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墙，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垒起那道墙。我走到那儿以后就没办法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翻越，那个地方非常非常麻烦。
我就想‘怎么办？没有退缩的道理，只有前进。墙既然不能翻，那就要把它拆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到临走的时候花了差不多一小时把那墙拆出一个大豁口，然后我就从这个豁口里翻出来，还剩一米高左右这么个豁口。”
主持人：“您这个前提是说，你们那儿的很多墙是用青石板一块一块搭上去的，并不是用水泥或者什么砌的，是这个意思吗？”
陈光诚：“对。我们那儿的墙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墙，就是石头墙，一个一个（石头）垒起来，没有水泥，没有什么东西……”
主持人：“甚至于没有什么粘合物，就把它摞上去……？”
陈光诚：“不是‘甚至‘，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粘合物，当然以前盖房子，除了真正屋的房子，能用一点粘合物，一般的院墙哪有用粘合物的？就是石头垒石头压起来。”
主持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是这个意思吗？”
陈光诚：“（笑）它也就是那么个墙而已，你说指（望）着它能起防护作用，也可能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一般情况下，墙还都是比较高的，院墙一般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藏头‘嘛，就是说要比头高。墙要是比头矮的话，高个子在外面就能看到，比如说踩块石头就能看到你家里。当然这只是个大致的标准，有很多院墙也真的从外边就能看家里。”
主持人：“这也是解释大家疑问最多的，说您看不见，但是怎么样还能翻墙？而且这个地形，就是哪家的院子连着哪家的院子……”
陈光诚：“对。我从小的时候，是很调皮的，因为我们村道路设计不是很合理。比如说我要从我家到村后的话，需要绕一个大圈。先直着向南走到我们村前边，再向左或者向右拐，绕到我们家后边去。所以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小的时候身体也比较伶俐，一般就不走这样的路，通过翻墙就过去了。
所以对于我来说，翻墙不是问题，这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些墙，也都摸准了它的脾气，什么样的墙、应该怎么翻都知道。”
陈光诚：在新泰买短波收音机。慢慢了解外界情况，郭玉闪接我到北京
主持人：“那您终于和北京来的朋友相遇，然后往北京的路上是冲着什么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决定您去使馆，而且后来使馆又来接应，这个过程如果细讲会很花时间，我们先围绕外界鲜有人知的、决定性的细节，比如什么时候开始有念头去大使馆？怎么跟大使馆联系上的？大使馆又怎么来接？别人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陈光诚：“这解释起来可能真的是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在逃出来之前也考虑过这个渠道，有可能到大使馆是最安全。当然到大使馆的目的就是潜伏，然后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他不能抓到我，然后这个消息会在网络上、媒体上不断扩展，然后我又可以不断把事实说出来，他又不能控制我。这个事情就逼着共产党来解决这个问题。
出来以后，玉闪他们接我，我当时就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北京‘。
我问他‘去北京有那么安全吗？‘
他说‘没问题，我都安排好了，我们有专门的房子会把你藏起来，他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去了北京。‘
当然因为我在元成家的时候就听我嫂子提起过有个人进了美国使馆，后来又出来了，我也不知道他是个维权人士还是什么人。
当我到了新泰，买手机的时候同时买了个短波收音机。我在河边等着的时候，就听广播，从电台里听到王立军的事情，我就理解‘原来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我虽然有寻求使馆帮助的想法，但那时候我对外界还是不了解，就慢慢的想多了解。”
陈光诚：忆友人联络美国使馆，约在五道口见面拍照后发回华盛顿请示，结果同意
陈光诚：“一直到北京后，在4月25日我跟胡佳见了面，我们分析接下来怎么办。
这时曾金燕提出一个想法‘可能去使馆是最安全的‘。当然我知道去使馆最安全，但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后来由于玉闪跟他们这些人权官员有联系，和他们取得联系。这些官员不相信，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东师古的壁垒森严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连‘蝙蝠侠‘都飞不进去。
他们就要求‘如果是真的，我们要见一下‘，就安排好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在五道口见个面。
所以早早的另外一个朋友就开车过来，把我从那个房间里接出来，我们就到那个地方等着。
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他们到五点多过来，然后就上了我们的车，看到我，他们就真的相信了‘哦，这是陈光诚‘，然后就跟我商量，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发给华盛顿。我提出这个要求（去使馆），他当时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决定，要请示华盛顿。
他拍了照片走了，我们就开着车，不敢再回那个房间了，因为那个房间毕竟知道的人比较多了。然后我们就在北京随便在路上买了点东西吃，然后就在北京绕了一会儿，开到鸟巢那个地方，车停下来等，一直就在等待他们的决定。
十二点钟的时候接到他们的消息，说他们同意了。（笑）这就是整个这个过程。”
陈光诚：忆北京大街上的“飞车大赛”，林业大学校园内四车围成狭小空间
陈光诚：“后来（约定）仍然在五道口那个地方见面。他们开车来接我们。
结果我们回去看的时候，发现郭玉闪被四辆车盯着，（美国）使馆的车就停在旁边，那也没办法啊，避不开。
郭玉闪就上了我们的车，跟我们说了这些情况。一上我们的车，四辆车就紧紧围着、咬着我们的车，使馆的车根本靠不过来。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开车走。
那四个车就紧追着我们，使馆的车被隔在后边，根本就靠不上。
然后我们就展开一场飞车赛，在北京大街上，到处绕啊、绕、绕……结果就跑到林业大学的西门，然后从西门进去。他们四辆车紧跟着我们也进去，使馆的车跟在后边。
我们走到学校里边、中间的地方，开始拐弯向南，打算从南门再出去，总之要找个机会把他们绕开。
但是发现南门是锁上的，出不去。我们就只好停下来调头。向左转调头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土匪的车就从我们的车子右边‘刷‘的抄到我们前边，它也在向南、向东调头。
当我们的车调过头来以后，正好使馆的车冲过来，也开到我们车的南边。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结构就形成了——最南边是一个土匪的车，也就是共产党特务的车，他们车头朝东、车尾朝西横在那儿。它也没法调了，因为东边还停着一辆车是学校的车，南北方向放着。
他那个车头调到东边以后，使馆的车跟过来，它也没办法再动了。使馆的车就停在那儿。我们的车跟使馆的车……还有土匪的车和停在那儿闲的车共四个车形成了中间一个小小的空间，两米多宽、可能三、四米长这么一个空间。”
陈光诚：玉闪带我下车到使馆车旁，“上车！”公使拉我进车，约一小时后到使馆
陈光诚：“这时候，玉闪下来跟他们打过招呼以后，就把我从车里带出来。然后其中一个外交官就站在土匪车的北边，也就是站在使馆自己车头的左边。我就从北边过来向南，越过我们的车尾，然后到了使馆车的旁边。
他们（使馆人）就告诉我‘上车！‘我就赶紧上了车。然后那个王公使就在车里拉着我的手，一下把我拉进去坐在他旁边。然后另外的外交官也上车关门。王公使就赶紧说‘马上开车回大使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开车走。
另外两个共产党特务的车就紧咬着使馆的车。
在整个路上我们那个司机还是非常好的，那个车也非常好，是那个大的相当于大越野车，司机技术非常非常高。开始看他们跟得那么紧，就试图把他们甩掉。一踩油门，那车速‘蹭‘就上去了。当然在北京嘛，跑太快了有问题，后来王公使就命令他‘你就正常开‘。”
主持人：“这时候车里坐着几个人？”
陈光诚：“五个人。我的左边是站在下边要我快上车的那个外交官。我的右边就是王公使，他始终拉着我的手。还有一个司机。还有一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外国朋友，我不能确认他的身份。
就这样，我们经过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到了美国使馆。”
陈光诚：忆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的几天
4月26日——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书中已经披露了一些细节鲜为人知，而且很复杂，如果您简要的把这个脉络归纳一下，进了使馆以后经历了怎么样一个过程，一直到您坐上飞机来美国，踏上美国的土地？”
陈光诚：“我刚进使馆时，能感觉所有人都很兴奋。他们似乎都是在为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而兴奋，那种兴奋溢于言表，包括从公使到那些所有知道我们这件事的人员。
他们亲自给我铺床、弄这些东西……而且找医生来给我看病。甚至有的外交官高兴的说……因为他们使馆里没有（设备照）X光片，就说‘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买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华盛顿会非常支持‘。这个话就代表他们那种兴奋、高兴，那种支持。当然这是刚刚去了，26日的事情。
4月27日——
后来到了27日晚上，他们说华盛顿白宫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早晨很早他们都必须去参加。总的来讲，这个会议就有一个惊人的透露，这个我在书里也都讲了。当然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还是属于不具名的消息。
我很快就知道，就在这个会上，奥巴马非常清楚的表明一个态度，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中美关系。而且说有的人员表露出一种态度，说中国民主化了并不有利于美国的利益。所以在整个那天早上很早开的这个由国家安全部门参与的一个会议上，当时据说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应该捍卫我们自己民主自由人权的立国之本价值‘。
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真是目瞪口呆，而且跟我讲的这个人我感觉就是几乎都快要哭了，非常非常的消极。一下子就跟刚刚把我带进去（时）那种兴奋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当然在此之前我似乎也有预感，因为下午他们问我有什么需要时，我说需要上网，需要了解外边的信息，需要收音机，需要听广播。他们就拿了一个iPad给我上网听广播，记得那天下午我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后来在那儿照顾我的一个杨先生说‘我出去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他说六点多就回来。可是他一直到快九点钟才回来。回来后我就要求说‘杨先生能帮我上网看一下吗，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这事情据我所知那天消息就走漏了，外边就知道我进了使馆。
他说‘哎呀，太晚了，我得回去陪我太太了‘。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形势有变，就知道问题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很快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会议，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会议。
4月28日至29日——
当然尽管有这个会议……坎贝尔28日到了中国，29日中午我们有一个会议……这个过程至少他们还是试图在解决问题。但是到30日情况又有了变化，华盛顿可能又有了新变化。然后在那时候他们就希望快点把我送出使馆，来避免跟共产党的关系搞糟，这也是出乎我预料的。
接下来就是他们给我施加各方面的压力，想让我接受他们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条件，整个过程可以就这么说吧。”
主持人：“这些都写到书里了是吧？”
陈光诚：“对。”
主持人：“那外界都说在这段时间内您始终坚持说您想留在国内，并不想去美国，而且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甚至于问您的意愿时，您都是表示留在中国，到底当时是什么情况？另外……”
陈光诚：“这个当时确实是这样。他们问过我好多次‘要不要去美国？‘我就说‘我不去，因为我们即使要去美国也需要先解决问题嘛，因为不解决问题怎么能去，我的家人还都在魔爪之中呢，我一个人去美国吗？‘
所以我说‘我不去，我需要在中国继续努力‘。我当时想，他们如果这种事情……我们也看到山东这种恶劣的形势，人人去都被打，然后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他（她）就胡搅蛮缠。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这儿，至少我们可以问你中央‘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是真的被下边蒙蔽了，还是本身就是一群坏东西？‘至少我们把这个问题摆到面上，他总得解决吧？
我就想，希望在国际的参与下，能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所以在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没有想离开中国的意思。”
主持人：“那当时使馆希望您能够离开使馆，后来又作出了去天津一个大学的决定，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怎么样安排您和太太、孩子见面，然后一直到事情有转折，您又提出要离开中国希望到美国，您能简述一下这个脉络吗？”
陈光诚：“这个脉络比较复杂。事实上有个误解就是大家都认为后来……其实在坎贝尔去中国的时候，他就已经带了一封纽约大学校长亲自签名的对我的一个‘邀请信‘，在29日中午我们开会的时候他就当面念给我听了。这个可能也都是出乎大家预料的，或者说是没有想到吧。当时这封信清楚的跟说，邀请我到上海分校读三年书，然后去纽约大学本部读书等等，谈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的很清楚。
尽管在纽大的事情出来以后，他们一再说一开始就是一年，这显然不是事实。
后来……他们当时曾经就在这一天，坎贝尔就跟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我说‘帮什么忙？‘他说‘我需要你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要去接他们，如果中方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就会开使馆的车子去接他们。你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我说‘这个没问题‘（笑），所以后来他们就去跟中共谈，再后来那实际上没什么进展，那就是让我离开使馆。
我……那离开使馆怎么办呢？他们就说‘你不要再回东师古了，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在山东。‘我想‘这不是在哄小孩吗？这种事情发生了，你怎么可能还是……还是村里的事吗？这是想把事情推给村里吗？不可能‘。所以我就拒绝。
后来他们又去跟中方再谈，中方就开出一个条件‘那就不在山东了，在其它地方‘就开了七个大学，天津是其中之一，当然没有一个是北京的。还有长沙的，河南郑州的，还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当然这只是个方法，他们就让我接受这个条件，‘你不接受，可能就没有别的更好的条件‘之类，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且说‘如果你答应之后，你到了那儿，回头他们会把你家人接来‘，那我怎么可能相信？
5月1日——
后来在5月1日的时候，我就拒绝了他们这个要求，非常清楚的拒绝了。他们好像都准备好了，也很着急。
（4月）29日的时候坎贝尔就提出来24到36小时内解决这个问题，到了好像是29日的晚上九点，他们又有一个会议，又是白宫主持召开的。那么这个会议根据后来形势发展，原则很清楚，那就是快点把我送出去。
这时候能够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非常着急了。所以到了后来，他们提出这个要求让我接受他的条件，我拒绝。
到了（5月）1日上午，我记得有几个人包括骆大使到我住的房间里问我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你愿意跟我走吗？‘我能清楚的感觉到这时候背后是有摄像机的，跟着他们。我就告诉他说‘我不。对我没有任何的益处，只是让我出去，中方没有做任何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接受‘。然后他们就走了。
后来中共的外交部着急了，就打电话到美国使馆说‘怎么样啊？‘然后（美方）他们就说‘陈先生不接受你们条件‘。
‘为什么啊？‘（中方）他们当时就是这种口气，在（美方）他们转述当中就透露出这种口气。
（中方）他们立刻就急了。然后使馆的人就告诉他们……当然那时候可能已经不是使馆的人员，就是华盛顿的代表团……就告诉他们‘很简单，陈先生不相信你们中央政府了‘。
‘那我们马上把他们家人接来行不行？‘马上中共就往后退了一步。可见那个谈判不是那么成功的，对方很多很多空间都没有被挤出来。
我当时一想，不管怎么着先把家人接出来先脱离虎口再说，然后我就说‘那就先去接，以后我们再商量‘。
本来他们跟我说好，是他们派使馆的车去接，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就问‘你们去接了吗？不是说好了去山东了吗？去了吗？‘
（使馆人）说‘中方不让我们去‘。实际这样的推脱之词……当时在他们逼我出来的说‘你如果出去，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现在有一个美国老大哥，你的美国老大哥会始终跟你站在一起，我们会不断地去看你。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奥巴马也会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
其实我当时心里很清楚，那时候就可以问一句话，当然我没有这样说，问他‘如果你现在让我去……比如说去天津大学，我在那儿住下了，你们再去看我，他就是派人拦着你不让你进，你怎么办？东师古不就是个样子吗？‘。当然我没有说‘你当时就说中方不让你去，你们就不去了，那我有什么办法，我找谁去？‘我没说，可这个我当时很清楚。
（美方）代表团的一些人员好像觉得我……就像小孩子一样吧也许，他们拿我当孩子了吧。
总之这个事情后来中共就安排人，要求山东人员把伟静和孩子们送到北京。”
陈光诚：忆5月2日被送出大使馆进入朝阳医院，从伟静处得知家中情况
陈光诚：“接着我们后来就去（朝阳）医院，当我走进病房以后，那些人就都不见了，他们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因为这个手机也是玉闪当时我走的时候给我的……就发了个短信说‘我们走了‘。
因为本来他们要我出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在朝阳医院期间我们会跟你在一起，住在你隔壁房间里‘。那么这样一走，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打电话回去给他们……收到短信以后，怎么打也打不通，几个人员的电话全部都打不通。
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些共产党行事又发生变化了，一直也不给我们送饭，而且我们的窗外也都开始在架设工程、安装一些东西，我就觉得这又是另一个东师古，接下来的情况很危急。
再加上伟静跟我讲了我走之后家里发生的事情。共产党直接就疯了，然后把她绑在椅子上，并且准备要对她进行殴打。后来从29日就在我们家里安摄像头，很多人就去测量，29日就开始安摄像头啊，电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开始了。
但是安上一天以后，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北京谈判的时候提出了要求的缘故，到了4月30日就开始撤，把摄像头啊、电网啊什么东西又开始撤。到后来据我所知，当（当局）他们一听说我从使馆出来了，5月2日共产党又开始在我家里把撤掉的这些东西再次安上去。很显然他们以为‘这回可出来了，这回肯定就会把他弄回来’。
但是2日开始安，安到3日，3日晚上又开始撤。这里边有很多复杂的过程。至于山东又听了谁的指示又在那儿安，后来又从哪儿指示又撤，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是周永康和别人的较量？还是他们自己觉得会这样？等等，这个都无从得知，总之是这样一个形势。”
陈光诚：忆后来为什么公开提出希望离开中国来美国，其中有哪些主要因素？
主持人：“后来怎么样提起要来美国，然后到成行，这中间有哪些因素是主要的？”
陈光诚：“一系列的因素……我就知道中共实际上作的任何承诺都没有意义。当时我在使馆时，为了骗我出来，他们承诺说他们承认他们早已知道并且开始调查，知道我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他们会展开调查，会作出处理，通过美方传话给我。
当然在传话的过程中也有威胁，就是我要不出去‘那我们就要以叛国罪来处罚你‘等等之类，这些东西很多。（笑）所以后来在我们简单的作了分析，看到医院这种形势以后，我就说‘我们必须想办法走‘。
想办法走，靠什么？我不能再让老婆孩子掉入虎口。然后我说‘那现在可能唯一靠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媒体‘。所以，我就想，媒体呢，我们现在也记不了多少人的电话，我说‘那还得跟朋友说这个事，不要直接跟他说我们要走，考虑一下，兼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所以我就开始给滕彪打电话，滕彪单刀直入当时就说我（出使馆）的做法是错误的‘你快点回使馆！‘我当时就苦笑了一下，我说‘还回使馆呢‘（笑）。给他打完电话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又给曾金燕打电话，曾金燕接通电话第一句话就埋怨我，我听得出来，她说‘你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什么吗？‘我当时也清楚的告诉她‘我当然知道，但是金燕妹妹，我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在那种情况下我只好这样‘，所以后来她就告诉我‘那这个事情只有靠媒体‘。
后来我就接受媒体的采访，把我要离开中国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
在之后的十几天时间里，还有很多来自各方面力量的打电话劝我要留下来怎么样……其实，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因为在这样一个时候，共产党是没有任何的可信了，没有任何公信力可言了，所以说不要再对一群土匪抱任何希望。
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心一定要走。当然后来好多人打电话劝我的时候我也不直接跟他们争论，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基本上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陈光诚：中方官员至今没有兑现的承诺
陈光诚：“在这个的过程中，郭守松——中国国家信访局人民来访接待司副司长，被派来有过几次见面，当时说的也很好听，说他们会对山东展开调查，做出公开处理。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告诉我‘你别看我的官不大，我这次来是中央直接授权的‘，说了好几遍。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他们就表示‘肯定会调查，但是需要时间。如果我们匆匆的去调查，可能不会调查出什么结果来‘。
后来我再找他时，他就说‘反正你就知道一点，调查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时间，至于说中纪委谁参加、最高检谁参加，我就不一个一个的告诉你了‘说的是非常好。去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大大的果篮，还有一束大大的鲜花。
但是说人话，没办人事啊，到现在为止这个调查也没有，家人反而被送进监狱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用咱们中国的一句话也得‘假戏真唱，让他们至少放松一点警惕‘吧。”
陈光诚：到达美国的第一天——回忆录《赤脚律师》的结尾处
主持人：“您的这本书最后是怎样的一个结尾？”
陈光诚：“结尾就是说我到了这儿以后，我的身体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天晚上真是……从机场下来一上车，头痛的像裂开了一样。
（书中）最后的结尾我就说‘到这儿以后我就想起我的家人，我的妈妈这个时候可能也该起床了，所以我就想办法要给她打个电话，报一下平安。’然后我就说‘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睡醒了明天还要继续战斗’，这就是书的结尾。”
主持人：“下一步您会不会写续集？写到美国后的情况？”
陈光诚：“会的，会的。有这个打算。”
陈光诚：回忆录《赤脚律师》最想向读者传递的信息
英文版面世后，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版近期将相继面世——
主持人：“现在《赤脚律师》这本回忆录英文版面世，您希望向您的读者、英文世界读者……现在已有其它几种文字——德文、西班牙文、法文、意大利文、日文近期会陆续面世，还有在准备中尚未落实的中文版本，您特别希望向您的读者传递什么信息？”
没有公权力制衡监督、民主自由宪政，不管谁掌权，对老百姓都好不到哪里——
陈光诚：“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中国只要是这种政治体制没有根本的改变，就是说这种公权力没有制衡、没有监督、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没有宪政的话，不管是谁掌权，对老百姓来讲，可能都不会好到哪儿去。
要想真正捍卫好自己的权利，就要通过自己的切实努力，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够最大限度去制约当权者的这种滥权行为。
当然，民主制度也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完美的制度，它也有它的不足，也有它需要发展的地方。可是，它能把社会公正、社会的文明最大限度的提高，提高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这比起专制之下的丛林原则、草菅人命要强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对民选政府也要始终瞪大眼睛，只要有机会它也会骗你、会违背民众利益——
我想即使在民主国家……咱们生活在民主国家的，尤其是英文世界的朋友们，对于民选的政府也要始终瞪大眼睛，只要有机会，它也会骗你，也会去做一些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情。这是我想让读者清楚了解到的。
还有一点我最想让听众了解的是，其实人在这个社会上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难。不管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你的念头里就不应该有‘停下来’，或者是‘不可能’这样的想法。你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要想办法解决面前的困难，那么这个困难就会解决。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你做的必须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你做得对，你肯定能找到方法来解决你面前面临的困难，那只是暂时的困难。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看似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其实是有很多可能在那儿，只不过需要你去想、去找。
这是我最直接的感触。
中共完全用暴力维护专制政权，一段几次故意播放的录音疑似动员令——
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中共完全用暴力来维护他的专制政权，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想强调，我在第八章里写到，他们派人到北京去绑架我的时候，在他们把我按在车上、一边殴打一边把我胳膊拧起来以后，其中有个政法委的副书记叫夏大田（音），腾出右手伸到他裤子口袋里，我感觉好像是一个收音机大小的东西，或者是手机大小的东西，就按了一下，然后它就在用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很正式的声音在播放（大意）说‘要维护我们的权力，只有靠武装斗争，离开了武装斗争我们的权力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段煽动性的，或者说动员令性的录音。”
主持人：“记得前两天您提到过，警察给您放的那个东西您后来在网上找到了，您现在还方便找到那段东西吗？”
陈光诚：“我现在还能找到，现在在网上已经比较容易能找到了。但是当时是非常不容易。当时……我为什么确认这个是共产党的动员令呢？因为后来他们在绑架我、非法拘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把我关到黑监狱的时候，有两次他们还放，在那边突然一下子按了出来，结果（录音刚）说了一句，他们就赶紧关掉了。
因为这是出自不同人的，是书记当时在车上播给我听，另外这些人是从公安那儿（播）放出来，这几件事情就让我知道，这是共产党一个从上到下的总动员。这不是一个小范围的，也不是什么偶然。完全不是。”
主持人：“现在有没有机会把它找出来，放一下，我把它录下来。”
陈光诚：“（找到这段录音播放）‘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陈说）就这些。
其实我能想象得出来，那时候开始在家里对我实施非法拘禁后，我逃脱他们的拘禁，跑到上海，又跑到北京，肯定这是让共产党非常恼火的‘动用了这么多人，他就跑了’。其实我逃跑也不是第一次了，从2005年开始对我实施围困算起，应该至少算是第三次吧。那次逃跑让他们非常恼火，所以据我所知他们就组织起来开一个动员会，我估计在这个动员会上，就是拿这个作为动员令，要赤裸裸实行暴力，没什么道理好讲。
那次据说派了两、三百人去北京准备绑架我，绑架以后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竟然不仅绑架你，不仅要做，而且堂而皇之的把这个东西放给你听，以示他的淫威。所以这个我也想特别告诉现在还在国内、还指望中共能够讲理、讲法的那种所谓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是很好，但是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愿望，也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条道路。你面对是一群没有道德底线的邪恶的恶狼，怎么可能跟你用文明去说话？这个不要指望！这一点也是我想特别强调的。
中共用对内对外不同的两种方法，欺骗了中国内外许多人——
我想让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状态，中共是多么邪恶，这种邪恶外界可能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中共也向来是用两种方法，对外界总是说‘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是对内却是赤裸裸的暴力。所以这样欺骗了世界很多很多人，也包括一些国内的人。可是事实上他在维护自己的专权时，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中国寻求正义自由很艰难，大家有明亮眼睛，都站出来努力，民主自由早到来——
所以在中国，你去寻求正义、自由，所面临的艰难是超乎大家想象的。我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读到一、二，能了解一点儿，但是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对于中共作的那些恶来讲，这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吧。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去做这样艰难的一个议题，而且我是一个盲人，我的经历是这样的。
我就想跟大家说，大家都有着明亮的眼睛，大家如果做的话，肯定会比我有条件。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一个盲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中共武装到牙齿的这么一个强大的集团都如此恐惧，如果大家都能站出来为此而努力的话，那么我们的民主自由就很快会到来。”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