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去年五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随后他本人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不断地对这一概念进行发展和阐释。最终，通过他在亚太峰会的演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以及李克强在最近闭幕的人代会上的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一系列正式官方文件，“新常态”俨然已经正式成为中国执政者的政策纲领。
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有三个重要特点：首先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从高速增长转为所谓的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出现变化，不断出现优化升级；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发生转变，由要素驱动、尤其是投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通过提出新词汇、新表述来表达重要的政治信息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常用的做法。我们应该如何看“新常态”的表述呢？
首先，这个提法带有滞后的认受性和尴尬的辩护性。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两年前便已经开始明显减速。“新常态”的表述实际上是执政党不得不公开表明，他们决定接受经济增速下滑的现实，不再期待恢复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对于中国的执政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是这个党辩护其统治合法性的唯一依据。
维持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得中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公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中国共产党接受增长减速，意味着宣布对以往的增长模式的放弃。但是这种放弃是被迫的，是在实在无法像以往那样通过政府主导来推行资源浪费型和社会压迫型的增长。因为资源的浪费无法持续，中国令人难以容忍的环境破坏就是一个证明；而社会的压迫也终将引起不可逆转的社会断裂和革命。
执政党希望用“新常态”的表述变被动为主动，将被迫减速解释称主动调整。实际上，中国执政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是原有高成本增长“旧常态”产生的根本原因；维持对他们有利的既得利益格局，则是他们长期恪守“旧常态”的基本动力。习近平希望通过“新常态”的表述来回避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清算，对执政党错误的批评。
第二，“新常态”的表述缺乏诚恳性和系统性。官方表述的新常态的另外两个特点，即结构性变化和增长动力改变，这只不过是执政党的一种政策宣示而已，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则远远没有达到“常态”的地步，而且在经济发展中也远远没有成为现实。不仅如此，中国的执政党也完全没有为这样的转变付出必须的成本的主观意识，也没有系统的政策支撑。
权力垄断
例如，在谈到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增长的结构和机制的时候，人们无法忽略这样一个现实，即国内需求难以替代政府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是因为劳动者收入比重过低，而且在高速增长期间越来越低；又如，市场结构不利于合法竞争，私人企业不仅面临政府、融资、市场等方面的困境，而且常常面对国企的市场垄断和权贵子弟巧取豪夺的威胁。
这种不合理现象不仅是中国的“旧常态”的一部分，也仍然是“新常态”的一部分。不合理的分配结构的背后是权力的高度垄断，这种权力的垄断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政府权力过大只是表面现象，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是根源；而党内的权力结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授予型”，不管住最高权力，任何管住政府权力、管住下层官员的权力的说辞都会沦为无意义的宣传。
执政党提出的让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更是与其基本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研究经济竞争优势的哈佛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进入技术创新驱动的发展，社会文化背景和开启个人创新精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关键。中国现存的社会文化是威权文化、党文化，是一种压制个体的文化。这种压制型的社会文化是中国的执政党赖以执政的基础，共产党绝不会成为鼓励个体创新的社会力量。
第三，“新常态”无法掩饰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革命性骚动。所谓的常态，在经济学的解释中是一种均衡状态。中国远没有达到任何意义上的均衡状态：增长速度仍然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社会不满仍然在继续积聚，执政党对意识形态更严厉的控制表明了他们空前的恐惧；过去作为利益共同体而结伙的官僚集团，也由于“选择性反腐”而失去了长期形成和坚持的统治国家的共识。
在我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前夜。经济减速不过是这种变革的导火索。执政党无意和无力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将严重损害国家政策的“调适性”；习近平既无法满足大众对新制度诞生的期待，也无法在现有体制内应对现有利益集团的抵制，他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执政集团的前途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样的形势下谈“常态”，不是执政者不敏感，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