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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128:武汉大撤退,中国的敦刻尔克(3/3)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一百二十八(新抗战系列之五十)

另一个事情也很有代表性。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当时的水手回忆,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加油工人邱宝定在机舱值班工作时,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叫他赶快离去,他却回答:“死就死吧,绝不能走!”他仍然按着腹忍痛工作,毫无畏怯,竟与船舶共沉亡。

船将倾倒,机舱人员尚望开车挽救,然而机器已被炸停,可是全体值班人员均未离去,仍照常工作。加油杨培之,看炉水罗绍修等,均随同船舶被炸沉而英勇殉职。水手长龙海云,当船将倾覆沉没时,仍屹立船头,继续工作,努力挽救船舶。

船长数次催其逃生,他却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去!”船又一次被炸时,龙海云腹部中弹牺牲。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执舵被炸伤,船长改命徐鸿章执舵,叫王速离船逃生,但王仍坚守岗位不肯离去,后随船沉没殉职。

大副李晖汉,当船被炸沉时,他急赴驾驶室将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他重要文件抱于怀中,忽一弹片飞来,削去嘴脸,即倒于血泊中牺牲。

报务员陈志昌,当船被炸沉时,已不能再发电报,但仍保护着电报机而不离去,终被炸死殉职。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头脑唐泽民、袁文彬,当敌机临空投弹扫射时,乘客骚乱,他们却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弹,照样维持秩序,企图保持船身平稳,但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弹如雨下,袁、申被炸惨死,唐被炸断其臂,昏倒于血泊中,英勇牺牲。船沉没后,幸存水手辜华山,仍不顾个人安危,急泅水至岸,抢推木划,在惊涛骇浪中救起伤兵和旅客数十人。其余未被炸死的船员均积极抢救浮于江上呼救之客人。

这40天对于当时的船长,水手和卢作孚本人都是毕生难忘的40天。

当时水手回忆: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轮船抛了锚,驳船拖到轮船边,便开始紧张地装货了。等到在宜昌的所有待运人员和物资都运走后,我们民生公司的人才开始撤退。记得那晚我是和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家属一起走的,当时水位已经很浅了,接我们的“民风”号只能停在江中,工作人员用小船把我们一批批运到大船上。船开时,我回头向宜昌望了望,这个城市一片死寂,没有了灯光,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声。

水手们回忆卢作孚说:宜昌大撤退时,卢作孚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但他经常“便服”下河、上船,查勘货物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职工,每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套,记得当时有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有点看不起他,他也笑着不去计较。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

经过40天苦战,奇迹发生了,宜昌港口所有积压物资和人员已经全部运送到四川。

在整个武汉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以24艘轮船和3000艘木船,成功的完成了撤退任务。

到1940年宜昌被日寇攻陷之前,民生公司从武汉和宜昌地区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

整个抗战期间,民生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

其中,民生公司运送到后方的兵工厂就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兵工署陕西厂、兵工署河南巩县分厂、兵工署河南汴州厂、湘桂兵工厂、南昌飞机厂、宜昌航空站、航委会无线电厂、航委会安庆站、扬州航空站、钢铁迁建委员会、上海钢厂、大鑫钢铁厂、周恒顺机器厂、天元电化厂、新民机器厂、中福煤矿、大成纺织厂、武汉被服厂、武昌制呢厂、武汉纱厂等。

这些重新在西部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尽管存在原材料匮乏,动力不足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其生产能力从整体上仍超过了战前的兵器生产水平,并根据实战需要还研制、生产了战防炮、枪榴弹、掷榴弹等新型武器。据统计,部队作战消耗较大的机关枪、迫击炮弹;手榴弹分别比战前增长677%,867%、165%;能充分满足国民党军队需要的有重机枪、迫击炮、枪掷弹筒、枪掷榴弹和手榴弹;不能满足的有榴弹炮等7种。由此可见,战时重新崛起的中国兵器工业虽不能完全满足国军作战的需要,但其对国军顽强、持久的抗战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除此以外还有大量国民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历史文物等。

这些兵工厂推到四川以后,几乎立即就开始生产,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的送到前线。

可以说,四川的兵工厂是抗战胜利的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兵工厂,抗战基本不可能获胜。

这相比敦刻尔克大撤退还要厉害的多。

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只撤退走了34万军队,物资什么全部丢光。在撤退中英法联军将重装备全部丢弃,撤回英国本土后,英法联军只剩步枪和数百挺机枪等轻武器,在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英法联军共丢弃了近1200门大炮、750门高射炮、500门反坦克炮、6.3万辆汽车、7.5万辆摩托车、700辆坦克、2.1万挺机枪、6400支反坦克枪以及50万吨军需物资。英法联军有近4万余人被俘,还有2.8万余人死伤。

换句话说,英法联军几乎是光着身子逃回英国的。

而武汉大撤退撤走了这么多人,还又运送走了100多万吨物资。

在撤退过程中,英军共出动861艘各型船只,还基本掌握了海峡制空权。而国军只有24艘轮船而已,制空权大部分被日军控制。

可以说,能够达到这个成绩难能可贵。

为此,民生公司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而民生公司在这次运输中,只赚了一个最低的成本费用,毕竟船长和水手们也要养家糊口。

当时三峡地区的洋人船只曾经报过价,作为中立国,他们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每吨运价高达300到400大洋。

而民生公司的船只不但运送工兵器材和军需品,而且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到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对于难民只象征性的收点钱,孤儿等干脆一文不收。

这样一来,仅仅在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高达400万元巨款。但总经理卢作孚却对公司职工说:我们要以事业报效国家,我们要以身尽瘁事业。我们虽然不能到前方去执干戈以卫社稷,拿起武器打敌人,当就本身职责,努力去做一员战士,以增强抗战力量。

宜昌大撤退后,卢作孚明因为长期劳累,瘦的不成样子,但他仍然对公司职工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我们在同敌人拼命。

在卢作孚的身上带有很强的清教徒色彩,忙于事业却对个人享受没有什么兴趣。在民生公司内,分红办法是,所有人员不论职位,而是根据表现列为五等,最基层的文员、水手到总经理同等表现同等分红。卢作孚被评为一级,他和一个一级的茶房一样拿49元。

起初,他没有什么股份,即便是后来拥有的一点股票,还居然是军阀刘湘等人出钱赠送给他,让他成为有董事身份的总经理,而不是一个打工的聘任者。

晏阳初回忆抗战时,卢作孚一次生病,家里人想买只鸡给他吃,却都没有这个钱。

四川老乡,国民党大老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卢作孚于1950年6月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所组织的18艘海外轮船陆续从香港驶回大陆。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北碚文化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等职。

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民生公司因经营状况不佳,财务逐渐陷入困境。1952年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号在丰都触礁沉没。

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卢作孚被揭发“腐蚀拉拢国家干部”。

当时,卢作孚多年的得力助手郑璧成先被关押后被除名,邓华益被“资遣”,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惨遭枪决。卢作孚知道自己恐怕也在劫难逃,他不愿受辱,宁可自己结束生命。

当晚,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卢作孚自杀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此次运动中,民生公司副经理及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则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被枪决。

卢作孚的自杀,在当时也不是偶然现象。上海三反运动中,被捕的企业家200多人,其中自杀的48人。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武汉会战的意义

随着田家镇战役和信阳战役的结束,武汉大撤退已经无法避免。

蒋介石终于在10月16日正式下达了武汉总撤退令,武汉国军各部交替掩护撤退,这个撤退相当成功,整个武汉地区参战的120个师没有一个被日军成建制歼灭,全部安全退往后方。

蒋介石此时表现出了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当时武汉地区已经非常危险,日军飞机整日赶来轰炸,日军地面部队也近在咫尺,蒋介石的一些卫兵都死于日军的轰炸。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他并没有慌不择路的立即撤退,而是稳如泰山一般在武汉继续坐镇。

最终居然一直坚持到10月24日晚上,在陈诚等人一再劝告甚至逼迫下,蒋介石才乘坐专机乘夜色离开武汉。

没想到的是,飞机上天以后遭遇恶劣天气,一度迷航,汽油几乎用尽。没有办法,蒋介石的专机被迫在几小时后飞回汉口机场。

此时根据陈诚的命令,汉口武昌所有机场已经全部在执行破坏的命令。当时汉口机场的跑道已经被破坏了三分之一。

蒋介石座机的驾驶员用尽吃奶的力气才勉强降落成功,险些机毁人亡。

加完油以后,飞机几乎冲出跑道才勉强起飞成功,当时飞机已经能够看到武汉附近日军和国军激烈交火的战斗火光了。而当时武汉市区已经遭到日军的炮击。

在蒋介石离开武汉仅仅12小时后,日军第6师团杀入距离汉口仅仅4公里的戴家山。

再过24小时,日军大部队占领汉口,随后占领武昌,空空荡荡的武汉三镇沦陷。

换句话说,蒋介石基本在武汉地区守到了最后一刻。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日军倾全国之力使用35万兵力,国内仅仅留下一个近卫师团驻守。经过长达近5个月的激战,日军付出了伤亡14万人,更有数万人严重疾病,总共伤亡病疫高达20万人的巨大代价,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武汉。

而国军为了武汉会战使用了110万兵力,伤亡失踪疾病高达近40万人,国军海军几乎覆灭,空军实力削弱百分之六十。

最终日军占领了武汉地区,国军退守湖北省的西部,南部。

就武汉会战本身来说,日军显然又在战术上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国军的伤亡病疫达到日军的一倍,而且武汉地区最终也被日军占领。

但从战略上来说,日军获得了完全的失败。

日军占领武汉地区,既没有歼灭国军主力,整个战役中国军120个参战师全部成功撤退,没有一个师被成建制歼灭。而由于国军作战勇猛坚决,造成日军很大的损失,这让日军更没有能力占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甚至日军连国军撤退往后方的工业设备和物资都没有拦截住。

这样一来,日军占领武汉地区实际就没有意义,因为国军损失伤亡40万人,但尚且不算毁灭性的损失。由于武汉大撤退的成功,兵员和装备的损失预计1年内就完全可以恢复。

而武汉会战日军的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迫使国军投降,显然,国军既然元气未伤,就绝对不可能投降。

实际上,整个会战基本是国军牵着日军鼻子在走,最终日军除了造成国军一定的损失,同时占领了四面都是国军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武汉地区以外,根本没有占到任何便宜。

而国军早已经按照原先的部署退往了更适合防御的地区,准备进行长达数年的持久战,显然无论日军是否愿意,他们被迫陷入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持久战。

当时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再次伤亡病疫20万之众,而又得到了一个布满敌人的武汉地区,光是大别山上就有几十万国军部队,这也就意味着日军必须有大量部队在此处驻守。

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日军军部高层完全灰心丧气,认为侵华战争已经陷入持久战。武汉会战前期裕仁天皇已经对军部表示不满,他说:朕不愿看到百万雄师再受制于中国。

此时,侵华日军已经不再是百万之众,而是高达100多万人,如果加上为他们服务的各种后勤人员,总数超过200万。

而日军现在在华作战兵力已经高达100多万人,这已经是日本对军力以及后勤能力所能支持的最上限,可惜的是:这个兵力顶多可以保证所谓占领区的基本治安(治安也就是中国军民的游击战),根本不可能再发动足以灭亡中国的大规模会战,而顶多只能每次抽调10万左右兵力发动进攻作战。

而既然使用35万大军都无法击溃国民政府,使用10万人恐怕连局部作战的胜利也不容易实现,何谈征服中国呢?

由此,日本彻底陷入持久作战,而以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是无法长期坚持这样的战争的,未来的胜利者必然属于中国。

在整个武汉会战中,国军虽然战术上仍然处于劣势,但国民政府高层的指挥大体没有问题,甚至算是比较出色,很好的执行了消耗日军并且保存自己的战略目标,还几乎全歼了106师团。

此战结束以后,抗战就彻底陷入所谓的持久阶段。日军在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先后发动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9个大规模局部会战。

但由于日军兵力已经捉襟见肘,持久战导致战斗力大幅度下滑,最终只占领了南昌,中条山,宜昌三个据点而已,其余会战完全以国军击溃日军进攻作为结束。

甚至国军还有余力在1939年冬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作战。

总之,武汉会战结束以后,虽然貌似国民政府丢失了沿海大部分领土,国军遭受百万以上的损失,但实际战略上的胜利者毫无疑问是我们伟大的中国。

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已经彻底决定了他们的失败,蒋公中正以他的雄才伟略将抗战的整个剧本已经写好,下面的7年时间只是按照剧本把余下的戏演完而已。

无论我们后人对蒋介石有什么评价,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在抗战上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立下了巨大的功劳,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就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毫无疑问的民族英雄。

即使你能够通过控制舆论和教育,通过修改历史暂时掩盖这一点,但是你骗得了一时,绝对骗不了一世。历史是公正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

历史永远可以被解释,但绝不容许被篡改。

对于这一点,甚至在陕北的毛泽东也是认可的。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铩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杭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人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体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武汉会战结束了,抗战艰苦的初期阶段就结束了,随后还有7年更为艰苦的相持和反攻阶段,中华民族的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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