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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革中被判死刑，坐了21年牢的人，到今天仍然表示对文革很留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不久前，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文革回忆录，书名叫《雪地足迹》，副标题是“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作者名叫徐正全。
1966年文革爆发时，徐正全是一个刚满20岁的普普通通的青年工人，文革中他一度成为基层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因牵涉一桩命案，他手下的一些人打死了对立派的一名成员，后来追究刑事责任，徐正全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于1968年被捕入狱，1989年才出狱。徐正全在这本书里，回顾了他参加文革的过程，写到了他的反思与忏悔。
按理说，徐正全因为文革而被判处死缓，在监狱中消耗了最美好的21年岁月，他似乎应该对文革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是他却说，文革那一段经历，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亮点”，表示“虽败犹荣”，“至今不悔”。这看上去很是令人不可思议。对此，徐正全是这么解释的。
徐正全说：“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
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关。”
其实，对文革抱有这种态度的，并非只有徐正全一个人。
早在1994年，独立制片人吴文光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革命现场》，采访了五位前中学红卫兵：徐友渔，田壮壮，黄玲，刘龙江和胡晓光。这位胡晓光，家庭出身革命烈士，北大附中高三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之一红旗战斗小组的一位创始人。胡晓光讲起文革的那段岁月，他说那是自己四十多年的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紧接着又补充道，这并不等于说那段历史是最光明的，也不表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
和胡晓光类似，徐正全也不认为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比如对打死人这件事，虽然不是徐正全自己动手打死的，但是作为头头，徐正全承认，他本来是可以制止的，然而却没有制止，所以是有责任的。对此，徐正全有过深刻的忏悔。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岁月，是因为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点；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
我们知道，正常状态下的极权社会无疑是一个壁垒森严、僵硬死板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尤其是年青人，十分缺少表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正当机会。人们的进取心和表现欲一概被严格地限制在当局所规定的既狭窄、又呆板的模式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沉闷和压抑。
文革的爆发，意味着给这种压抑的青春活力提供了一个渲泄的出口。毛泽东批准了一张聂元梓七人的大字报，发表了一封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信，还亲自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称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都犯下了打击迫害革命群众的错误，号召群众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当权派的反，那立刻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巨大骚动。
这场骚动，一方面固然是社会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在更大的程度上，那更是年青人对先前那种缺乏刺激和挑战的生活而进行的一种反叛。青少年们兴奋地发现，他们从此可以摆脱日常生活的琐碎平凡而进入一种充满伟大变化的历史场景，可以不顾各级组织的层层管束而径直登上政治舞台，可以不再充当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而在复杂的斗争中发挥出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
不错，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服从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命，但是，既然在过去他们还必须服从每一级地方组织的控制，那么，如今的他们可以拒绝服从各级地方组织而仅仅是服从伟大领袖，这首先会使他们获得一种自由感、解放感，而不是压迫感和束缚感。更何况他们那时还正以服从伟大领袖为原则为光荣呢。
虽然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作为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那批革命小将，很少有人从运动中得到了什么具体的利益，有不少人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后也很少有人对自己往日的观点行为毫无忏悔毫无反省；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对之怀抱着一种特殊的兴奋感。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都一度登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进行了一场万人瞩目的有声有色的表演；不论是对是错，他们都赢得了某种承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相比起文革前和文革后的平淡人生，这段经历就显得太精彩了。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当年的革命小将对文革非常留恋的原因。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文革是件好事值得肯定呢？不是，当然不是。关于这一点，容我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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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徐正全之所以留恋文革，是因为文革给了他一次机会，使得他能够展现自己的个性与才华而出人头地，在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而受到众人瞩目，从而获得平时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荣耀感和成就感。这揭示出一种深刻的人性。
按照黑格尔，人甘冒生命危险，追求纯粹的声名之战乃是人的最基本的特性。人类之间的斗争绝非只是为了生存。动物之间是生存斗争，人类不是。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战，更是为了自由，为了荣誉，为了骄傲，为了显示自己比众人优越，有的干脆就是为了称王称霸。这种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每每诉诸暴力，常常充满血腥，并往往导致专制与独裁。
文革无疑是一场动乱。当我们说文革是动乱，那似乎已经表明我们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因为一般人总是不喜欢动乱，反对动乱的。一部中国古代史，充满了治世与乱世的相互交替。乍一看去，人们都是追求治世厌恶乱世的，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就表达了这一愿望。
但其实也不尽然。有时候，人们－－至少是有些人－－倒宁肯生于乱世，“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乱世有什么好？“乱世出英雄”。所谓治世，倒常常是压制人才，束缚个性的。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基础，但是别忘了，那可是个相当动乱不安的时代。这些年来，反映中国古代历史的电视电影一直很受欢迎，其中大多数讲的都是乱世的故事。恰恰是乱世，才有人才辈出；恰恰是乱世，人生才精彩纷呈。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那本《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里，以黑格尔主义的立场，对自由民主制度提出了另外一种哲学解释。
福山认为，黑格尔对自由民主的理解，要比洛克一派更崇高更准确。福山说，按照黑格尔，人类的历史，是建立在“为了人性的尊严而斗争”的原则之上的。人类首要的追求是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说，要求别人把自己作为一个样人来尊重。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生存的勇气，甘愿冒风险去实现自己。
这样，在历史的开端，人与他人的遭逢就导致了暴力的冲突。由于人的骄傲。由于每个人都期望得到他人的重视或曰出人头地，所以在一开始，人们并未建成一种和平的公民社会，而是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后来人们才学会订立契约，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承认。这就产生了自由民主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还不在于它能促进经济的发展，造就丰裕的物质生活；而在于它能保障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与人权。
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否认人有追求声望追求优越的冲动或曰野心雄心，事实上，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正在于给所有人追求承认的冲动提供最广阔的舞台。它利用制度设计，用野心制衡野心，用权力制衡权力。它只限制专制独裁，而它限制的目的正在于给其他的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保留机会。正是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每个人才可能发展自我，实现自我，通过和平的竞争去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象徐正全这类人留恋文革，他们到底留恋的是什么呢？
是留恋当时的随便抄家捆绑打人杀人吗？当然不是。
是留恋当时的侮辱人格的戴高帽坐喷气式的批斗会吗？当然也不是。
其实，他们留恋的是，在当时，他们可以写大字报，成立组织，自办媒体，挑战当权派甚至取而代之。其实，他们留恋的那些东西，恰恰都是唯有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才能得到规范得到保障得到实现。文革期间的所谓四大自由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只不过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假冒伪劣的山寨版而已。
因此，毫不奇怪，大部分当年的革命小将在经过深刻的反思之后，最终都接受了自由民主理念。我想，如果徐正全继续学习和思考下去，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主义。
徐正全在1968年被捕，直到1989年年底才出狱。我发现，不少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至今仍留恋文革的，很多都和徐正全一样，后来曾遭受过长期的政治迫害，出狱后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不错，他们在文革中犯下错误，甚至犯下罪过，但是他们后来遭到的惩罚却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罪错。就此而言，他们也是政治迫害的牺牲品。
对于徐正全这类人而言，因为文革中那一段风光岁月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乃至唯一的亮点，因此不管是好是坏，他们都难免会对那一段人生格外留恋。
又因为在后来，当局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名义下，对他们实行了往往是罚不当罪的惩处，因此他们对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文革后又复出掌权的老革命们总是耿耿于怀。
再加上后八九的中国是如此的畸形怪异，一方面是貌似资本主义的复辟和权贵私有化，另一方面又是政治上的不自由不民主，共产党的高官们俨然新阶级，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招牌实行寡头专政。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相比之下最自由化的八十年代，徐正全们还在坐牢，与世隔绝，错过了当时的思想冲击震荡和理念的推陈出新，升级换代；他们总还在用毛泽东那套理论思考，只因为那是他们唯一熟悉的理论。
以上几点，或许就是象徐正全一类人至今还留恋文革的原因。
201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