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时候，盯住人，才能改变制度。
聂树斌案件之后，不少人质疑章含之女士用了聂树斌的肾，对此洪晃女士做出了公开的回应。回应引起了一些争论，丁启阵先生与童大焕先生，都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解铃还须系铃人，关于争论，还需从洪晃女士的文章谈起。
洪晃女士在文中表示：她可以肯定她母亲的肾脏移植跟聂树斌无关。这个表态是可信的，根据她母亲肾移植的时间，可以肯定的说，“章含之用了聂树斌的肾”是一个确凿的谣言。同时，洪晃女士也承认的，并不能否认“跟王树斌、张树斌或者其他死囚犯无关”，并自省，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是“选择性道德麻木症”。
如果文章到此结束，一切都很好，但是，遗憾的是，在简短的承认了章含之可能使用了死囚的肾脏之后，洪晃女士笔锋一转，开始反击。
首先，她说：“去追寻聂树斌的肾移植到谁的身上没有意义，去追究聂树斌错案的原因来完善中国的司法制度则是有意义的”，“但公众和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吃惊。没有人去探讨中国司法问题，没有人询问中国医疗制度中器官移植的细节，所有人像当年除四害、打麻雀一样冲到我的微博上，敲锣打鼓地高喊：‘肾哪？’”
在这个抵抗性的论点基础之上，洪晃女士进而指责：“对我来说，这是中国社会最无知、愚蠢和恐怖的一面，这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等都恐怖，这是中国社会永远不能进化到公民社会的原因”，“因为有这种群氓，法治的公民社会总是跟中国社会擦肩而过。群氓的社会对公正不敢兴趣，他们对所谓公正的关心是伪的，是一种发泄和自我安慰。群氓的社会是自私的，愚蠢的。在承受了长时间的不公之后，这种群体只需要找几个‘罪魁祸首’出来，让大家发泄一下，批斗鞭尸，这种群众运动实际上是一群长期受虐者的变态的狂欢。”
这种指责，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在道义上是不公平的，在态度上是傲慢的。
我们不能把死囚脏器移植制度，简单的归结为为了权贵所需而建立。实际上，即使直面其涉及的争议，也必须承认，它公开的目标也是为了普惠所有病人——它也的确可以是这样的。所以，从死囚器官移植制度整体上看，洪晃一家无须为其附有任何道义责任。
不过，中国死囚移植制度中惠及的权贵群体，本身就是中国死囚脏器移植制度中的一个细节，一个非常重要，影响整个制度性质，甚至产生新问题的细节。
按照洪晃女士的说法，她母亲章含之一生两次换肾，一次是1996年，一次是2003年。两次换肾，两次都等待到了，这种好运气令人赞叹。据传，演员傅彪的移植肝脏的来源，也是来自于死囚。当然我们不能无证据的指责，死囚脏器移植制度更倾向于满足有权与有势者的需求。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就实际操作而言，死囚脏器移植制度本身是非常不透明的，直到相关官员公开承认，公众才确切的获知其存在。在这种不透明中，滋生出的公众想象，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在中国，很多时候，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如果果真如此，死囚脏器移植惠及群体的不平等，就已然使整个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产生出新的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更可能因为权贵的需求，破坏程序，反向影响审判。这时，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不再是“死囚脏器移植”，而恶化为了，如丁教授所言的“司法杀人。”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个权贵个体，并非这个制度被动的受益者，其本身就是死囚脏器移植伦理问题之外的更大伦理问题、更大不公、更大邪恶的始作俑者。所以，既然洪晃女士提到“那如果不是冤案的死囚的器官被任意采用呢？我们要不要保护死囚的人权以及他们的器官？”她就应该清楚，质疑死囚脏器移植过程中特殊的受益群体，是一个必然且必不可少的环节，绝非没有意义，而是意义深远。
洪晃女士坦言，自己也“得了选择性道德麻木症”，这种自省本身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勇气。面对亲人的生死，“选择性道德麻木症”非常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做得更好。但是，比承认“选择性道德麻木”更重要的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退一步讲，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文章结束，也已足够，完全不必指责群氓与暴民。
实际上，指责暴民与自省“选择性道德麻木症”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使前者显得虚伪。群氓与暴民的质疑引出了洪晃女士对过去的回忆与自省，可见，质疑并非毫无道理，那么，如果完全否定暴民，将其贬得毫无理性、一无是处，作为回应的自省就没了逻辑基础，成为无根之木，仅仅是后面指责并卸责文字的铺垫。整篇文章就成了醉翁之意不在自省，而在通过指责暴民卸去历史上的道义责任。
实际上，洪晃女士口中的暴民，一没有上门抄家，二没有打砸火烧，仅仅是发表言论，如果这都是暴民，那美国政治脱口秀的尖酸讽刺，甚至人身攻击，就成了暴民遍地。所以，那些质疑洪女士，甚至造谣的人，从来不是什么暴民与群氓，而只是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
不过，不妨顺着这个话题谈谈暴民与群氓。暴民、群氓、妄议、谣言，这些词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词，远到《乌合之众》，近到文革，人们对其都有深刻印象，产生厌恶与恐惧之情，这不难理解。但是，当这些词放入当下的中国现实语境，也许会有其另一面意义。实际上，这次所谓的暴民质疑，当事人回应的过程，就揭示出了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暴民的涵义。
在洪晃女士口中，参与质疑的暴民，并不是真心对公正感兴趣，只是发泄和自我安慰，是受虐者的变态狂欢。其实，当下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比如，很多人就说：群众质疑贪腐，只是因为自己不能贪腐；痛恨贪官，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当上贪官。但是，良好的制度本就是建立在人性之恶的基础上，把群众的眼红变为监督，使台上的官员不能贪腐。
洪晃女士还诧异于只有暴民对她的攻击，没有舆论谈制度。且不说批评相关制度的声音并不少见，社会与舆论从来都是分层的，既有山间老农、闹市小贩，也有学堂大儒、行业专家，他们对同一个社会问题的反应肯定是具有自己特征，不可能要求每个人如洪晃女士那样，高冷的侃侃而谈民主、权利、自由。更重要的是，暴民与群氓们喊一声“肾哪”，群情激愤、滴水成河、成汹汹之势，才有知识分子从牢笼中走出来，坐下来谈制度的空间，这个时候，谈制度也才有意义。
最近，哈尔滨市领导被“群氓”质疑穿万元羽绒服指挥火灾，虽然事后证明，衣服虽然价值昂贵，但也还在合理范围之内。但是，难道，能批评这些“群氓”，只质疑了衣服没谈制度吗？难道，能否认伴随这种“群氓”的质疑，学者与专家有了更多的呼吁官员财产公开的空间吗？难道，可以无视“群氓”的质疑意味着中国普罗大众的权利觉醒吗？所以，所谓暴民比暴君、不公正的司法都危险，本质上不过是想避开细节，空谈制度。
不过，能侃侃空谈制度并不能掩饰避谈细节的虚弱。洪女士的家庭，多年前乃至现在，都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制度的受益者，如今，摇身一变，谈起制度来，就可以两头沾光。其实，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实。官员台上一面，下台一面，两边都获得喝彩；红卫兵文革打人，现在道歉，都被誉为时代楷模。前不久，卫生部原部长高强公开批评药品审批制度，可是，难道他本人不该对此负责吗？
不妨在贴一遍80年前的文章：中国许多军阀官僚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路上去，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进行各种卑劣的阴谋。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
时间过去80年，中国的很多事情仍然没变，只不过，佛学两个字变为了民主两个字。
更深层次的看，制度与制度中的人，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人们知道人在制度中，身不由己，很多时候，盯住制度，才能解放人，但是，任何制度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所以，更多的时候，盯住人，才能改变制度。所以，当民众知道是谁砍去了武媚娘的肩膀，比论影视分级制度更能推进影视分级制度；当民众知道是谁要求武汉市民背诵课文，比讨论政府越权更能让武汉市民不再背诵；当民众知道是谁做出了限购决定，比讨论道路与财产相关法律，更能让城市治理拥堵恢复到法治轨道。
被盯住的权贵，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就如当年“暴民们”质疑李天一，甚至影响司法，而李天一不过是所谓官二代、红二代中最最弱势的。但是，群氓对权贵的质疑与压制，必然是从其最弱的一环开始。高贵者被“群氓”攻击，虎落平阳似乎更加令人同情，但如果我们能客观直面社会的发展规律，就会明白这种“围攻”，即使不合情，也有很大程度上的合理性。自由之花从来是暴君与烈士的鲜血浇灌的，而中国的事情远没有到这一步，不过是群众的几句谣言，大可不必诧异：暴民遍地啦，血雨腥风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