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在当时是中国最艰难的航运线路。
所谓保卫大武汉，其实只是一个口号而已。无论蒋介石，陈诚，白崇禧甚至毛泽东都知道，武汉不能死守。国军武汉会战的目的在于尽一切力量消耗日军进攻的兵力，以使得他们没有能力歼灭武汉地区国军主力，同时不可能占领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但这一切的前提，在于击破日军的头号作战目标，也就是日军试图歼灭国军主力。国军绝对不可以死守武汉，坚决要避免自己主力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是对长久抗战不利的，这样打就傻了。
所以，早在武汉会战打响之前，武汉地区的民众和工厂，物资已经开始做了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只是由于自然条件和运输能力的不足，到了武汉会战末期和结束后几个月，仍然有大量物资滞留在武汉和宜昌港口。由此，出现抗战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大撤退，武汉大撤退。
武汉大撤退的重要性
抗战是持久战，国军利用复杂的地形，老百姓的支持，广阔的领土和日军做拉锯战，最终拖垮日本，获得胜利，
但是除了以上的几点以外，持久战还必须具备三个最基本的条件：粮食，武器和大量兵员。
兵员不需要多考虑，当时仅仅四川就有5000多万人口，适合的兵员有数百万人之多。加上数千万迁移到西部的难民，兵员还是够的。
而粮食上，四川，湖北，湖南都是中国著名的粮食产地，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而四川更是盛产粮食的西部第一省份。其中湖北湖南可以提供一线作战战区的粮食供应，四川的粮食可以提供给大后方。
附注：湖南，湖北两省盛产稻米，两湖丰收，则天下粮足。《古谣谚•湖广谚》：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非他省比。
那么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武器弹药上面。
解放军第三号战将粟裕大将曾经回忆自己在井冈山的生活，当时他们每人只有3到4发子弹，所以不可能正面和国军对抗，只能打游击战。红军一般只能通过伏击战打国军，集中大量兵力打国军少量兵力。由于弹药缺乏，伏击的时候只能打2，3发子弹，然后立即要挺起刺刀冲锋。
剩下的一发子弹必须留在枪膛里面，做紧急时候使用。
所以，红军每战必须打赢，因为这样才能缴获弹药，如果没有弹药下一仗就无法打了。
谁都知道，这种打法相当危险，肉搏战中，如果双方训练相差不大，一般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在井冈山，红军伤亡是很大的，只是因为四周的军阀都在忙于火拼，井冈山又非常陡峭，红军才生存下来。
井冈山红军处于劣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武器弹药不足。
而抗战中的国军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炮弹缺乏，一些山炮只有十几发甚至几发炮弹，一旦发射完了就只能扔掉。
弹药的匮乏导致炮兵火力上根本无法跟日军抗衡，为这一点也不知道多死了多少人。
淞沪会战时候的桂军恐怕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桂系老兵往往都身经百战，个个有现在特种兵的身手。就是因为没有炮兵火力，桂系被迫只能用人海战术冲击日军坚固工事。
在冲锋中，桂军被日军陆军重炮和海军军舰炮大量杀伤，一战下来元气大伤，一些部队伤亡超过百分之五十。尤其桂军老兵伤亡很大，日军伤亡却极为有限。
要知道，这些桂军老兵往往是有着5，6年作战经验的，如果一对一和日军拼，基本百战百胜。
其实说到底，日军在上海工事大部分都是野战工事。比如土木结构的碉堡，根本没了不起，虽然机枪打不动，用日本那种玩具式的92步兵炮，一炮就轰掉了。但你一则没炮，二则有炮也没有弹药，只能靠人命去拼，最终死伤成这样，多么可惜啊。
换句话说，没有基本的武器弹药，持久战争就没办法打。
如果强行去打，基本就等于让士兵去送死，是一种极为不人道的行为。
老萨最近看陈恭澍的回忆录，军统执行任务之前最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让执行人员有机会全身而退。
不然，就等于让手下去送死，是极为不人道的。
自然为国牺牲是荣誉，但也要死得值得才行。
连军统的特务都是这样，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统帅了，不能让人民随便去送死。
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抗战爆发前，不但武器生产能力薄弱，更要命的是武器工厂基本都在沿海一线，内陆地区除了刘湘的一个中型的四川成都兵工厂以外，几乎没有大型兵工厂。
而这个成都兵工厂甚至不能满足刘湘12万川军的基本弹药补给，川军上战场都是带着十几发子弹，更别说维持400万大军了。
抗战如果爆发，不适合防御的沿海地区肯定要被日军占领，那么这些工厂就面临着搬迁。
如果这些工厂不搬迁，或者搬迁期间出现问题，那么不要说工业，连最基本的武器弹药国民政府也无法保证最低程度的供应，那持久战还怎么打呢？失败是必然的了！
当年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是张学良张作霖父子的沈阳奉天兵工厂。
张家父子为了这个兵工厂花费了长达10年的心血，和巨大的财力物力投入。到了918前的1929年，辽宁兵工厂日出13式79步枪130枝，枪弹41万发，全年出17式轻机枪300梃，13式重机枪50梃，还可以自己生产数量不菲的大口径野战火炮，绝对是全国第一的。沈阳兵工厂有机器近万台，雇佣上百名欧洲和美国的工程师在工厂指导，技术工人高达17,000名。
这个兵工厂最后被日军兵不血刃的完全占领，除了对工厂的完全占据以外，还缴获了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日军占领该兵工厂后，他们的随军日本军工工人看到在沈阳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0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
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张学良过于弱智，根本没有想到日军敢于立即进攻，所以也没有搬迁的行动。
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后来沈阳兵工厂被日军加以扩大和发展，成为伪满洲国军火物资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用中国人的机器生产武器杀中国人。
自1932年该厂开始为日本人服务算起，到1944年的12年间，沈阳兵工厂仅生产步枪一项就达90万支。相当于为日本装备了90-100个师团的武器装备。
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从苏联获得了20个师的武器装备，从美国获得了45个师的武器装备，约为沈阳兵工厂为日军装备武器的三分之二。
整个8抗战期间，中国的兵工厂只生产了98门大口径火炮，1.53万门迫击炮，步枪83.72万只，轻重机枪11.12万挺。其中火炮数量一项，8年的总产量只及日本控制的沈阳兵工厂一个月的产量。
所以，工厂，尤其是兵工厂的迁移是极为重要的。就算迁移不了，也要炸毁，绝对不能被日军缴获。
有些网上的朋友认为抗战很简单，就是一群战士一拼一冲就行了，其实这是一个极为浩瀚的大工程，为此制定了无数的计划，由无数的人来执行和监督。
工厂的搬迁，就是其中一个计划。
对于工厂的搬迁，早在抗战之前就有所规划了。
1932年的128事变中，中日十几万大军在上海激战，最终日军击破国军的防御，占领整个上海。
当时国民政府还在南京办公，由于从上海到南京近在咫尺，政府被迫迁都洛阳。
经过128事变，国民政府深深清楚沿海工厂的脆弱，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将工厂内迁。
到了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将沿海的工厂，尤其是工业最发达的上海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搬迁放在首要位置。
撤退并不容易
兵工企业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第一阶段规模很大，迁移的都是最重要的兵工厂。包括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武汉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工厂迁移时间都是在抗战爆发3到4个月。当时中国交通线大体还算通畅，才得以将这些最重要的兵工厂西迁。
但大家又可以看到，其中只有两家工厂迁移到四川，另外大部分都在相对内陆的内地，其中两家在武汉。
为什么不一举搬迁到四川，而是滞留在武汉，主要是从武汉运输到四川并不容易。
当时内迁四川的道路基本有两条，一条是先通过铁路到陕西，然后通过陆地运输到四川。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一线所谓的公路艰难狭窄，运输距离又非常的长，就运输上来说自然极为困难，运输量很小。所以，这条路线只能作为无可奈何情况下的备用方法。
另一条则是先通过铁路，水运，公路输运到交通枢纽城市武汉，然后或者水运，或者陆地运输（主要是公路，当时没有从湖北到四川的铁路）。
相比起来，显然后一条运输路线比较可取。武汉地区铁路线四通八达，有平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而且长江水运量相对较大，搬迁较大的工厂和大量物资到武汉难度很小。
而从武汉运输到四川的直线距离比较近，航运的话从武汉到重庆，来回不到一周时间。
所以自从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大量工厂和物资全部搬迁到武汉地区。
但在1938年3月，国民政府知道武汉会战就要爆发，下达武汉地区第二阶段撤退令的时候，仍然有大量工厂，物资和人员滞留在武汉，并没有运送到四川。
其实当时并非国民政府不愿意直接将工厂运送到四川，实在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这里不谈从武汉到重庆的公路，光是从武汉到湖北西部交通重镇宜昌的所谓汉宜公路，就花费了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
汉宜公路在长不过300多公里，修建难度比四川内部公路要容易很多，但国民政府从1924年开始修建，前后花费了10几年时间。
到了战前1935年扩建汉宜公路，到1938年前完成，光是民工就使用了10多万人，花费重大财力物力，才勉强修好了这条石子路面的公路，大家注意，还不是柏油路。
从宜昌到四川内陆的公路更是极为艰险，很多地方仅仅容纳1辆汽车通过，而且沿线经常自然灾害，动辄路堵数月之久。
以汉宜公路为例，1935年，汉口发生大水灾，汉宜公路全线淹没达2，3个月，路基被冲毁10余里，桥梁被冲断25座，损失巨大。
从陆路运输这么多物资和机器到四川难度实在太大，几乎没有可能性。这也是日军八年期间始终无法从陆路攻入四川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长江水运虽然运输量大，却受到枯水期的影响，不能全年大规模运输，只能在全年几个月的丰水期行船。
而且长江航运上还有一个著名的脖颈地区，就是三峡。
武汉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
本来航运应该由一艘船搞定，这样最省事省力，比如从上海到重庆，旅客当然应该乘坐一艘船就行了。可是由于三峡的存在，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
这些船只的客人和货物都必须在三峡前的交通重镇宜昌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也就是所谓的川江轮），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这样一来，就极为费时费力，运输量大大打了折扣。
所以，当时日军嚣张的所谓扬子江舰队，仅有几艘吨位很小的船只才能通过三峡水域，就是这样还出现的日军军舰搁浅三峡的情况，搁浅长达1个多月之久。
所以说，三峡鬼门关这也是整个八年抗战中，四川长江水域得以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三峡抑制住了日军舰队，也大大阻碍了国民政府的内迁计划。
三峡水域在1938年1月到4月是枯水期，无法大规模运输物资。
虽然政府用尽全力，而且做了细致的规划工作，到了武汉会战爆发前的4月到6月仅仅将其中几家最重要的兵工厂和部分物资搬迁到四川，比如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前往重庆。
而还有数家重要的兵工厂和大量普通工厂，都积压在武汉地区，等待丰水期的到来。
没想到，日军在6月开始全面进攻武汉，武汉地区的大撤退瞬间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当时长江航运是非常落后的，在清末和民国初年基本都洋人的航运公司包办。
可是长江航运尤其是三峡地区航运太过于危险，而且花费太大，收入又不高，导致洋人的航运公司有些倒闭，有些干脆取消了这段航运路线。
到了抗战爆发以后，长江的英美军舰先后遭到日军攻击，各国列强基本都将民用基本船只撤离长江，那么，本来就薄弱的长江航运更是雪上加霜了。
当时大量工厂的机器，各种物资，军人，难民都赶到武汉地区，试图西迁进入四川。
由于三峡的存在，这些人都必须在宜昌小城更换三峡航船以后才能有效运输。
当时船少人多，有钱也买不到船票，大量的物资和人员都滞留在武汉和宜昌。
以宜昌为例，这个小城人口不过10万人，但武汉会战之前在宜昌等待换船的平民就高达3万多人。
当时宜昌小城所有的旅店，甚至学校和礼堂临时改建的客店全部住满。没地方住的人只能露宿街头，小城宽阔一点的空地上到处都是人。
码头上还有数千露宿等待离开的难民，有的已经露宿了1个月之久。
当时宜昌老百姓回忆：难民的生活极为艰难，形同乞丐一样。
除了人员以外，码头上的物资堆积如山，货物的箱子绵延数公里之长，而且全部标注特急。其中有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国宝，还有中国军工制造行业上仅有的一些精密仪器。
如此重要的物资，却全部无法运输，这真是火烧眉毛的事情。
卢作孚和陈诚领导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当时蒋介石坐镇武汉，任命陈诚为全权代表，负责内迁的事情。
陈诚这个小个子能力很强，从结果来看，他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抗战初期有过几次大撤退，结果都不怎么样。
淞沪会战后的大撤退，虽然保证的上海的工厂和国军基本成功转移，但一部分部队在撤退期间溃散，导致淞沪到南京的3道防御工事没有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并没有花费太久的时间。
太原会战中的大撤退，更是出现了荒唐的情况。当时有人风传太原城内最高指挥官傅作义已经逃走，导致一部军队擅自撤退，最终太原城下也没有什么激战。
徐州大撤退算是比较成功的，但撤退中大部分部队都极为疲惫，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最终被迫掘开了黄河。
最离谱的就是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指挥的撤退。
唐生智明明知道南京是背水一战，而且只是打一打就必须放弃的情况下，一没有制定详细的撤退计划，二没有准备好足够的撤退船只，三根本没有安排强力人员有效组织撤退工作。
结果南京的国军坚守到最后一刻，被迫突围的时候，才发现一没船，二没有人指挥，三根本没有完整的计划。
最终基本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尤其从长江突围的官兵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陈诚总结唐生智失败的教训，早在1937年12月就在武汉成立了船舶运输司令部，负责长江这一流域的运输工作。
当时船舶运输司令部负担极重，各种机关都向司令部要船，而司令部实际控制的船只有限，经常被各方谩骂和攻击，甚至还有军官持枪上门威胁的，宣称如果我的部门得不到船就是贻误军机，将你们全部枪毙。
整个司令部人员几乎昼夜不休息，但也无法有效完成任务，个个都焦头难额，苦不堪言。
他们被迫制定了六个法则，比如优先运输军事人员和军用物资，而政府的物资，器材，档案和公务员是第二位的。
这样到了1938年3月，武汉地区的运输工作全面走上正轨，物资运输量大增，一度出现运输通畅，滞留人员物资迅速减少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