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开表演，并不代表就没事了。
1931年7月底，刘湘陪川中三号军阀杨森夫妇参观广阳坝机场。
此时一向敢冒险的杨森主动要求乘坐飞机上天，在专业驾驶员的操纵下，飞机在蓝天上绕场三周盘旋。
杨森手下的师长王文隽见了，也要照着做一做。王以为自己曾当过飞行师，想在众人面前露一手。没想到飞机上天后，刚刚盘旋几下突然失去控制，坠入江中，王文隽当场被淹死。
杨森对此大为震怒，甚至怀疑刘湘借机暗害他，结果误杀了王文隽。
其实刘湘何尝会这样除掉杨森呢，实在是他的飞机和飞行员上不了台面。
飞机烂是烂，意义却是深远的。就像核武器一样，从在日本投了两颗以外，这60多年全世界上万颗核弹没人用过，但放在那里就是一个压力。
刘湘这支空军的存在，对四川其它军阀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同刘湘争夺四川空军大权的年轻堂叔刘文辉，对这支空军深感恐惧，也想建立自己的空军。
1932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刘文辉派出留法学生张伯阳到香港活动，购买外国飞机。
当满载价值200万元的飞机部件从上海水运至四川万县时，被第21军军长刘湘所辖王陵基师扣留。刘湘和刘文辉由此开始了四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导火索就是这几架飞机。
没有战斗力——初具战斗力——形成战斗力
再说说中央军空军。
最强大国民政府空军，最早建立于1918年。孙中山派人设法购到两架飞机，然后又修复了两架之前废弃的飞机。在大元帅府下设航空处，任命李一谔为处长，张惠长为副处长，这是国民政府空军的雏形。
这个所谓的航空处，始终没有形成战斗力。直到8年后北伐开始，国民政府空军的规模都非常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林伟成出任航空处长，张静愚仍任党代表，陈卓林为北伐飞机队队长。除了一批中国飞行员参战以外，还有由苏联顾问驾驶的陆机3架、水机1架赴前线助战。
8月，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电令黄秉衡率飞机3架前往衡阳，另组航空处。
空军参加了北伐军击溃吴佩孚，攻占武昌、南昌等诸次战斗，但主要作为侦察机使用，极少有对地面的轰炸，至于空战更是不存在。
北伐军成功以后，国民政府空军开始有所发展，在一系列的战役中都有空军的影子。
比如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中，国军空军对地面的轰炸和侦察多少起到一些作用，给西北军等部队造成一定的损失和威慑。
对于空军的重要性，蒋介石显然是明白的。不过发展空军，不谈技术储备和人员储备，就算最简单最实用的购买国外飞机，至少也需要一笔巨款。
由于战乱连连，陆军军费都捉襟见肘，年年巨额赤字，陆军士兵几个月没有军饷是正常现象，哪里有钱来发展空军呢。
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关麟征师，在出发前已经半年没有军饷，出发时候才由当地爱国商人捐了一笔钱才得以出发，不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但没饭吃，部队连棉衣都穷的买不起，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卧在雪地里面和日军作战。
最重要的陆军尚且这种样子，更别说昂贵的空军。
1931年918事变时，东北军不战而逃，导致东三省沦陷，100多架东北军飞机被缴获。由于当时中央军并没有参战，所以空军也没有作战的记录。
到了1932年，128事变爆发，中日两军以总兵力10多万规模在上海厮杀。日军为了这个战役，出动了包括航空母舰，重型巡洋舰，大量飞机，坦克，重炮在内各种新式武器。
国民政府也出动空军迎战，两军开始有了正式的空战，而此战却暴露出中国空军的巨大问题。
此次战役中，我空军开始仅能使用9架飞机，而日军2艘航母上就有81架飞机，双方数量上有着9倍的差距。
除了数量，我空军无论动员，情报，训练，组织还有飞机的性能都远远落后日军。
可以说，当时我军尚且是一战时候的水平，而日军已经接近二战了，两军存在20年的差距。
1月28日开战当天，日军航母上的飞机就开始轰炸上海，反应非常迅速。而我军动员能力差，后勤水平低，虽然也是将飞机紧急投入战场，却直到2月5日才开始第一次作战。
而且日军空军飞机由于后勤情况很好，1架飞机往往1天可以连续出动几次。而我军飞机由于后勤的限制，空战一次以后，需要在地面等待数日才能继续升空作战。
至于情报工作也是很差，我军飞行指挥部连日军飞机主要型号和性能都不清楚。实战中，我军错误估计日军飞机型号，结果以己方性能大为落后的飞机，去迎战日军新式主力飞机，结果可想而知。
至于训练上，我空军由于中央航校刚刚建立，教学水平非常有限，训练水平也不高；加上之前的内战中，由于军阀部队空军太弱，基本不存在空战，所以实际没有对空作战经验和能力。
这一切都导致国军空军在实战中战术混乱，整体配合几乎没有，完全被日军压制的无法抬头，根本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我军损失的5架飞机中，有1架是因为起飞时候失控坠毁的，完全是训练水平不高导致的。
128事变经过三次激战，我空军就损失了4架飞机，1架轻伤，日军则损失4架飞机（其中1架是地面炮火击落）。但日军飞机数量众多，这4架损失对他们根本不算什么，对于国军来说则是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实力。
元气大伤的国军空军，在这三次空战后没有敢于继续参战，转移到徐州机场，等于放弃了制空权的争夺。
128会战以后，蒋介石深感空军力量的薄弱，他痛定思痛，开始大力整顿空军。他任命夫人宋美龄为航空秘书长，负责监督空军的各项工作，同时提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空军军官成为空军的负责人，比如后来的周至柔空军总司令。
经过4，5年的埋头发展，中国空军有着很大发展，实力比1932年强大了几十倍，也形成了相当的战斗力。
不再是所谓的花架子部队，瓷器部队，不能和日军硬碰。
在淞沪会战爆发前，我国空军飞机总数是346架，空军实际登记在册的是296架。这里面还有一部分的教练机，运输机等无法作战的飞机。
性能还算不错，能够和日军飞机正面对抗的，只有150架左右。
而当时日军海军和陆军航空兵总实力为3000架，还有每年生产上千架的能力，数量上有压倒性的优势。
至于质量上，国军购买的飞机性能平平，相比日军主力战斗机和轰炸机都落后一截。而且所有飞机基本都是购买的，五花八门，打一架少一架。一些飞机的零件列强不提供，或者干脆出售公司已经停产，就只能将一架飞机拆开当做零件使用。
比如国军最优秀的亨克尔He111德制轰炸机，本来有6架，但因为零件补充困难，将其中3架的零件拆卸提供给3架使用，最终只有3架能够升空作战。
而日军飞机清一色都是自产的，不但制式统一，而且补充迅速，还不断更新换代，越打越强。
飞行员的训练上，国军更是有明显的差距。
陈纳德对日军飞行员的评价是：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是优秀的机械操纵者，而且非常好斗，唯一的缺点就是过于死板，缺乏创造性。
陈纳德对国军飞行员评价并不高，但主要的指责确是在训练他们的意大利教官上。
陈纳德认为：意大利教官自己极为无能，为了博取国军高层的欢心，往往以全部通过的方式完成所谓的教学。在美国，任何一支空军都有一个淘汰率，以选拔最为出众的飞行员，淘汰掉不适合的人。意大利人则从不淘汰一个人，这样培养出来的国军飞行员能力参差不齐，既有飞行技术精湛的好手，也有连航线都飞不好的菜鸟。
甚至连国军飞行员自己也说：航校教官主要是意大利人，德国人，美国人。其中美国人数量很少，但技术不错，教学也还认真，只是教学比较随意，作风比较散漫，整天嘻嘻哈哈的。最敬业的是德国教官，他们死板固执，技术高超，要求学员严格达标。最差的就是意大利人，他们自己技术差劲，光靠和高层搞好关系。
就是这种情况下，淞沪会战中，国军空军仍然拼死作战，一度给日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但自身也几乎消耗殆尽，到了日军攻打南京的时候，国军空军力量只剩下2到3成，只能依靠苏联支援航空队来协助防御首都。
武汉会战之前，国军空军已经经历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的大洗礼，战前空军编制中的296架飞机，在武汉会战之前已经所剩无几，几乎全军覆没了。
由于日本空军数量上相对国军空军有十倍的优势，日本主力战机的性能上又有明显的优势，所以国军空军虽然打了很多漂亮的战役，却逐步消耗殆尽。
日军的损失其实跟国军差不多，但是日军可以迅速补充，国军则不能。
其实如果单纯是飞机的消耗，还算好办。无非是想方设法从列强处购买新式飞机而已。
对于中国空军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飞行员的消耗。
任何一支空军在实战中都有很大消耗，关键是补充能力能够弥补消耗，这就没有问题。
就比如日本空军，为什么在中途岛战役后一蹶不振。主要是因为他最有经验的一批飞行员随着四艘航母一同沉没到海底。之后经过几次空中厮杀，日军富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死亡殆尽，只能用航空学校刚毕业的一批人去对付老练的美国飞行员。
结果日军遭受了马里亚纳空战的惨败，日军飞行新手被美军血洗，仅仅6月19日一天就被击落373架飞机。
由于日军飞行员水平很烂，美国飞行员觉得胜之不武，给这场战役取名为马里亚纳猎杀火鸡大战。
到了随后的菲律宾莱特湾战役，日军优秀飞行员几乎不存在，参战的小泽舰队因为飞行员不具备攻击美军军舰的能力（水平太烂，去轰炸美军军舰也是送死），只得将宝贵的航母编队作为诱饵使用。
到后期，小泽司令官干脆下令将航母上的轰炸机转移到陆地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到了冲绳战役，由于日军新手飞行员已经占据多数，而这些飞行员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击毁美军军舰，他们被迫使用了自杀式的神风敢死队。
所以说，神风敢死队的使用，其实也是迫于无奈。
如果说强大的日本空军，尚且如此，经不起战争的消耗，中国空军就更别说了。
中国空军的规模很小，至于补充能力更是不用提。我们无法自产飞机，所有飞机都必须向国外购买，而列强又受日本压迫，所以外购飞机的数量和质量根本无法保证。军队内有五花八门几乎所有列强的各种飞机，还有一些质量很差不敢上天的飞机，新购买的意大利的轰炸机上天以后，甚至脱落过一个发动机。
最终结果就是，飞机只能是越打越少，实力越来越弱。
至于飞行员的消耗，更是无法有效补充。地方军阀飞行员基本打一个少一个，无法补充，这个尚且不谈。
国民政府的最高空军院校，也就是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训练能力也是极为有限的。
从开办的1931年到抗战前，6年时间一共培养500多名学员，平均一年80多人，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地勤人员。
而在抗战中，往往一个战役就要损失上百名甚至数百名飞行员，这样薄弱的补充能力怎么行呢？
所以飞行员越打越少，补充不了，只能赶鸭子上架，让现役飞行员增加出勤力度。
而谁都知道，战争中根本没有什么不死的超级王牌。
黑社会经常说一句话，叫做：每人都是一条命，谁怕谁啊。
二战第一狙击手芬兰的白色死神西蒙海耶，有着542个狙击战绩，最后仍然被苏军一个狙击手一枪击穿头部，虽然没死，但由此残废。
二战世界第一坦克王牌钢铁死神米歇尔魏特曼，有着141辆坦克的击毁记录，最终仍然被敌方坦克伏击或者被敌人攻击机炸死，没有幸存。
至于飞行员更是危险，因为除了敌军的攻击以外，还有地面防空火力，飞机机械故障，复杂天气等众多杀手的作用。如果将现有飞行员的出勤搞到极致，最终必然会损失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
开战半年内，中国著名的王牌飞行员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等先后殉国。
7天时间击落8架敌机的乐以琴（外号江南大地之钢盔），在南京上空被数架日机团团围攻后殉国。当时国军仅有20架飞机可以使用，南京机场除了苏联飞行员每天可以出动3到6架飞机以外，只有乐以琴和董明德两个飞行员还可以作战。
目睹日军飞机在南京上空的嚣张表现，乐以琴和战友董明德两人毅然驾驶破烂不堪的意大利菲亚特战斗机升空迎战。乐以琴刚一升空，就迅速被8架日军战斗机围攻。飞机中弹后，乐以琴跳伞，却被日机违背日内瓦公约扫射跳伞飞行员，头部中弹后又坠地，当场牺牲，年仅23岁。董明德座机中弹数发，也受了伤，勉强迫降成功。
3个月内击落5架敌机的飞将军高志航，则是因为周家口机场根本没有预警设备。机场被日军偷袭后，直到日军飞机投下炸弹才被发现。高志航不顾危险紧急起飞飞机试图迎战，但飞机还没开始滑行，就被一枚炸弹炸毁，高不幸殉国。
至于有着11架击落战绩的中国红武士刘粹刚更是壮烈。他在支援忻口战役时，由于太原地面机场没有导航设备，连指示信号都没有。这导致刘粹刚编队在夜色中始终无法找到机场降落，最终燃料耗尽以后迫降时撞到建筑物殉国。
可以看到，这三个空军王牌飞行员的殉国，都不是因为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受制于国军空军的薄弱，他们的牺牲是非常可惜的。
到了武汉会战之前的兰封会战的时候，国军空军飞机已经几乎损失殆尽，连薄弱的桂系空军也披挂上阵，在河南上空几次空战，损失相当惨重。
此时国军的飞行员已经伤亡大半，飞机更是损失超过8成，实力削弱到低点，几乎已经没有战斗力。
徐州会战期间，日军基本掌握了战场制空权，国军轰炸机只能以偷袭方式作战。当时由于轰炸机基本都被击落，国军只能在不能安放炸弹的战斗机上手工焊接上小号炸弹，做为地面支援使用，真是可怜。
至于继续购买国外飞机，在当时难度很大。只有英美愿意卖给中国一小批，而且这都是抗战前的订单。至于德国，意大利因为同日本都是轴心国，已经基本停止对中国军售。
眼见飞机无法补充，幸存下来的近百名国军飞行员急的团团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