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接到这份电报以后，紧急命令川军陈万仞第21军给予增援，但该军也不过辖佟毅第145师、刘兆黎第146师这2个师1万多人而已，战斗力和杨森的川军在伯仲之间。
而且此时日军第6师团沿着陆路南下，徐源泉第26集团军3个师1万多人负责沿途阻击，由于实力也很弱，不可能有效阻挡日军。
这两个新到的川军师，也只能堵住江北陆路的缺口，负责防御舒城，并不能不能用于江防。
在遭遇日军两路夹攻时，川军2个师坚持抵抗了24小时，就开始坚持不住了。
此时第6师团进攻舒城和桐城的第11旅团已经将沿途阻击的徐源泉第27集团军击溃，并且击败防守舒城的川军145师，随即转而南下夹击安庆。
为什么日军如此急切的打下安庆呢？这是因为日军急需一个空军基地，当时日军轰炸机编队只能从河南商丘机场和安徽芜湖机场起飞，由于航程太远，日军战斗机在武汉上空仅能作战15分钟时间，然后就必须撤退。这个15分钟时间让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是太少了。
由于敌众我寡，战斗力又相差太远，川军四个师遭受很大伤亡，杨森开始考虑后撤。
这本身没错，武汉会战就是要消耗日军战斗力，并且保住自己实力。但在激战中撤退，一定要组织较好、训练有素的部队，战斗力较弱的部队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遗憾的是，川军就是这样的部队。
杨森后撤命令刚一下，本来还在英勇作战的川军就立即出现溃散情况。
这主要还是川军的组织军纪不行，新兵又太多。
战斗力不强，新兵太多的部队一般有个毛病，就是如果让他们顶上去硬打，说不定还能拼一拼，大家守在战壕中都很顽强。
但只要一下令撤退，这股硬顶的气泄了，就往往你也跑我也跑，大军收不住脚。
川军大部开始撤退，还有一部自发的撤退，杨森见阵脚不稳，赶忙下令放弃安庆撤退到第二线阵地潜山，潜山有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
在这之前同时从安徽省会合肥出发的第6师团也发动进攻，他们和水路的台湾旅团几乎齐头并进。此处防御的部队也是军阀部队，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3个师负责在沿途阻击，川军145师负责防御舒城（就是投名状里面的舒城大战）。
第6师团从6月2日出发，一路遭遇徐源泉第26集团军3个师的阻击，加上大雨连绵，道路全部被毁，进攻异常困难。
此时陆路的日军开始见识到武汉作战的厉害，这里尚且不谈国军阻击，光是安徽一带复杂的地形和高温就让日军无法忍受。
日本本土大部分地区的纬度和中国的北方类似，夏天气温不高，冬天则比较寒冷。
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人有个特点，就是怕热不怕冷。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和西伯利亚作战，就算零下20度的严寒，他们也能忍受。但日军根本受不了中国华中地区的夏季，他们无法适应高达35度到40度的高温气候。
这一路，如果是大雨天气，由于徐源泉26集团军完全破坏了道路，加上道路本来就极为难行。日军步兵几乎是在泥泞中打滚，雨衣内外全部湿透。日军辎重兵和炮兵更是哭爹喊娘，大炮陷入泥泞中，6匹马都拉不上来。
一些日本军马因为腿陷入泥沼，直接断了腿，只好将它们杀掉，这导致日军运输能力剧减，雪上加霜。
一旦是晴天，更不得了，35度以上的高温，让从没见识过如此天气的日军郁闷想死。这种天气只要冒着太阳走上1个小时，从军帽到军靴全部都被汗水浸透，必须停下来休息。
第6师团中有不少身经百战的日本老兵，他们无视战场上的一切困难，但也被这种行军吓破了胆。其实6月份还不算很夸张，后面的7，8，9三个月更是不得了。
日军步兵叫苦连天的在湖北，安徽，江西的复杂地形行军，仅仅第2军因病住院的就高达2万5000多人，自然，住院的都是严重中暑的人。至于轻度和中度中暑的日军士兵几乎是百分之百，后来武汉会战中幸存的日军官兵回国后一遇到稍微热一点的天气，就说：幸好这不是在武汉。
除了高温以外，由于安徽这一线地形复杂，到处是河流湖泊树木乱草，这里面都隐藏着大量的病毒。沿着长江前进的台湾旅团还算幸运，江上的蚊虫较少。而沿着陆路行军的第6师团倒了大霉，他们由于蚊虫的叮咬，军队中大面积爆发了疟疾。同时由于天气太热，日军士兵只能不断的喝水。当时中国农村并没有什么干净的水源，日军虽然有滤水器，往往因为口渴难耐，也顾不上使用。这样一来，由于喝了不干净的水，可怕的霍乱又在日军中开始爆发。
这两种疾病最终造成日军数千人的死亡，让更多的人失去了战斗力。
从6月2日进军，一路打到6月8日，第6师团先锋第11旅团花费整整一周时间才攻陷了舒城，13日日军攻陷桐城。
由此日军已经建立了两个前进基地，陆路的舒城和水路的安庆，这是为了全面发动武汉会战做准备。
这几个战斗，可以看成是武汉会战的序幕。
虽然这些战役的国军不太可能获胜，但参加作战的杨森川军27集团军和徐源泉鲁军第26集团军的表现仍然不怎么样。
两个集团军总兵力也不过3万多人，确实不足以阻挡日军两个旅团近3万大军的进攻，但他们并没有发挥自己百分之百的实力。
此战川军和鲁军仍然暴露了一些军阀部队的老习气，这才是失败的关键。
杨森的川军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部队，虽然战斗力不强，但作战还是比较顽强的。
但随着淞沪会战结束，川军伤亡太大，补充了一批新兵以后，锐气大幅度下降。
此战川军没有淞沪会战时候的誓死抵抗，他们在遭遇日军猛攻时候，并不再死守阵地，而是守一守，如果守不住了就立即后撤。一旦撤退，就不容易停下来，最终出现一撤再撤的情况。
当时资料记载：舒城于8日失守，我川军145师孟庆云旅及保安第5、第7两团与宋世科一团奉命退七里河。但这一退居然就站不住脚。北路日军先锋部队仅4、5百人紧追，川军有数千之众，完全可以阻挡。但川军自合肥二十里铺退至七里河均无激战，一路上士兵乱放空枪，纪律松弛，敌来即退。
川军虽然撤退很乱，但总体来说，他们在阵地战中打得还是可以的，也能拼死防御。
至于打不过日军是因为战斗力相差太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而徐源泉的26集团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在乌龙山要塞坚守到最后一刻，立下过累累战功。
26集团军是当年山东军阀张宗昌的老部队。
而张宗昌的部队是著名的民国土匪，流氓大杂烩，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当时张宗昌为了大量扩军对付周边的强敌，完全照单全收，不管什么人只要扛着枪来，他都给他们正规军的番号。所以鲁军里面人员极为复杂，尤其里面一些原来被招安的山东土匪充当高级军官最差，全军军阀习气非常深厚。
所谓军阀习气就是：不愿硬拼保存实力，能打顺风仗不打硬仗，军纪不好掠夺老百姓，不听从命令自己行事。
在南京保卫战的时候，26集团军一些土匪出身的团长就不听从调遣自行作战，有个团见日军炮火猛烈，就违背命令隐蔽在树林里面不前进，眼睁睁的看着前面那个团被日军消灭大半。
而南京大突围的时候，该集团军一哄而散，争先恐后的撤退，没有人愿意殿后。连乌龙山炮台上的火炮都是要塞炮兵自己炸掉的，差点被日军完整的缴获。
此战26集团军防御作战也不利。该集团军开始打得还算不错，给日军制造了很大麻烦，26集团军官兵也非常卖力。
问题主要出在高级军官，比如集团军司令徐源泉和3个师长身上。
徐源泉并非中央军嫡系，是张宗昌主力被消灭以后，被迫归顺蒋介石的杂牌。
杂牌部队一向拥兵自重，徐源泉能够在蒋介石麾下效力10年之久，主要就是依靠这支子弟兵。
如果部队被打光了，他自己就要回家吃老米饭去。
南京保卫战中，第26集团军伤亡超过三分之一，突围时候又被冲散三分之一，也是相当惨重。退到安徽以后，第26集团军勉强恢复了以前大部分实力，但元气大伤。
而且26集团军的装备本来就奇差，南京保卫战以后更是雪上加霜，确实也没有和日军甲种师团正面对抗的实力。
除此以外，徐源泉本人显然不想让他的部队再和日军硬拼，试图保存实力了。
所以日军进攻的时候，徐源泉集团军只是沿途阻击，并没有用尽全力，所以日军行军虽然艰难，但并不存在前进不了的情况。
后日军围攻舒城的川军145师，杨森紧急向附近的徐源泉求救，蒋介石也亲自下达命令。
徐源泉为了保存实力，以山洪阻挡道路为由减缓救援速度。
等到12日徐源泉部赶到舒城附近的时候，日军已经在4天前攻占了舒城。
徐源泉的军阀部队由于补给不足，运输能力低下，甚至还保留土匪军队的残余习气，沿途骚扰民众。
当时战报说：徐源泉第26集团军41师丁治磐部、48师徐继武部、199师罗树甲部战斗力甚弱，自官亭撤退未放一枪，沿途拉夫，扰民则无所不至。
这其实也就是军阀部队和中央军部队最大的区别所在。
之后的武汉会战末期，徐源泉的26集团军还有另外一次擅自放弃阵地率部撤退的情况。
蒋介石对此忍无可忍，因为这两次作战不利，他下令撤销徐源泉集团军司令职务，押送西安枪决。
后来在陈诚他们的劝解下（此时不能随便杀军阀将领，防止军阀将领叛变投靠日军），最终将判决改为监禁，又来又改为软禁。
徐源泉一直被关押到1942年才被释放，但从此成为一个闲职军官。
需要说明的是，徐源泉这人是不怎么样，他爱财如命。之前军阀时期他通过在军中敛财，搞了一个武汉轮船局，里面有大大小小十几艘轮船。当时长江航运是极为赚钱的，而且没有背景的人根本干不了。徐源泉凭借自己的军阀背景，通过这些轮船局赚了很多钱。
到了武汉会战开始以后，徐源泉部开始和日军激战。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情况下，徐居然还主要考虑轮船局。他为了这几艘船费尽心思，下令能开到重庆的局属轮船一律开去，不能开去的就近卖掉。
但当时兵荒马乱，谁有钱买大轮船呢。徐为此费尽心思，亲自出面牵头，最终卖掉了4艘船。要知道，此时该集团军正在和日军玩命，日军高级军官一天就睡2，3个小时以指挥紧张的作战，徐居然还有心思搞这些玩意。
对于一撤退就出现大混乱的杨森，蒋介石也想将其撤职查办，追究责任。
但陈诚劝告蒋介石：杨森跟徐源泉不同，他第27集团军的抵抗还是很顽强的，伤亡也大，至于撤退中出现混乱，主要还是川军战斗力太差的原因，并非杨森本人有意所为。
最终蒋介石就放过了他，但也发了一个电报将杨森臭骂一顿。
其实蒋介石对川军和鲁军的防御不利有一定的预计，但中央军主力和战斗力比较强的西北军，桂军，湘军都要用于武汉会战，武汉会战外围的战斗只能由这些二三流的部队负责，失败是必然的，也是意料之中的。
日军占领安庆和舒城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单单第6师团南下这一路上，因为严重的疟疾就躺倒了2000多人，伤亡总数也有数千人之多。
由于病倒的太多，日军随军医生的药品早已经用完，只能利用飞机空投。
可惜日军高层并不知道疫情如此严重，他们下令主要空投粮食和弹药，药品在有空余运输量的情况下再投。
对此，一线的日军官兵极为愤怒，因为缺医少药，他们在简陋的前线医院草棚中痛苦的翻滚，大量死亡。
最终忍无可忍的日军官兵，用人体在日本飞机的空投点组成了一个“药”字。负责空投的日本飞行员看到以后极为震惊，将照片拍下向国内汇报，这才有所好转。
由于没有打开武汉会战的大门，所以日军并没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继续进攻湖北和武汉交界处的陆上据点潜山和水路据点马垱要塞。
由此，武汉会战才彻底打响，一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大会战就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