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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记“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傅斯年

谈五四学生领袖,傅斯年是绕不开的,他,罗家伦,段锡朋并称“五四三架马车”。傅斯年后来成为学界领袖,有关他的介绍和材料很多。他和罗家伦在北大创办的《新潮》杂志,与教授们的“新青年”杂志一起,为培育新式青年,唤醒国民,为五四和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打下重要的基础。傅斯年本人在五四那天,高举大旗,被誉为“五四运动总指挥”。不过第二天,他开会时被人打了一拳后,随即宣布退出运动领导圈(开会打架看来渊源很早),运动中的有些东西已在背离他的初衷了。

认同自由,开明,公平的傅斯年,崇尚的是有序的自由,希望由社会的自然演变和和平推动来实现民主政治,而不是武力与暴动。因此他只好作了政府的诤友。以他“急进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大炮”的性格,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个“傅大炮”的火力还真打落过中国两个最显赫的皇亲国戚孔祥熙和宋子文。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座上宾时,他也是谨守“道尊于势”的原则,是国民党体制内坚决的“异议人士”。他与蒋介石间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蒋为保孔,曾请傅吃饭,席间的谈话有如下一段:

“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

“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说得出这样豪气的话,他自然不会接受政府的高官厚禄,远远保持在野的姿态,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此推动社会的变革。他对胡适说:“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对于在朝的态度则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当然,他所谓自己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认同的是罗斯福新政中的“四大自由”概念,是要走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二战后,英国工党通过议会选举,击败当时因领导对德战争胜利而声望甚隆的保守党,此一消息不独对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而且对整个知识界鼓舞甚大,他们都希望中国走这条路,开国民大会,由人民的选票决定掌权人。当然国大是如期开了,可接踵而至的内战炮火击灭了他们的热情和希望。

因此社会主义的倾向,有人说傅斯年有些“左倾”。不过,对中共他有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共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所以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虽有这样的看法,他并不拒绝与中共的接触。这就有他满怀希望的战后延安之行,虽然此行更坚定了他对“早识当年路本歧”的认识。

1945年他被国民参政会推为第三势力的五人代表出访延安,受到隆重接待。毛泽东也对他当年景仰的五四先驱非常热情,专门和傅斯年单独谈了一宿。傅先生的延安之行见到好些老友,访问了好些地方。可他的观感与他人不同。据老友罗家伦回忆:“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6)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上天入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地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秉存如此不同的理念,在中国国共政权易手时,他的选择是以北大校长的身份退避台湾,被毛泽东点名列入三个学界战犯之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炮火不停。在他同省参议员郭国基争论教育事宜后,突发脑溢血而去世。当议长李万居用浓浓的江浙口音宣布:傅先生弃世了时,在场记者误听为:傅先生气死了,以他的大炮性格这有可能,这消息差点在台大引发大风波。之后台大用最高的仪式,修建了他的纪念陵园:傅园,让他享受了学界的殊荣。

炮尽的浓烟退去,是一片青绿的草地,希腊风格,高大廊柱的陵园,孟真先生就长眠在这间巨大的墓室中,看护着在他“敦品励学,爱国爱人”校训下读书的青年。

(2009 《华夏快递》kd0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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