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派是使劲的夸体制，而内修派则是使劲的夸体制中的人。
前些日子的奸杀案冤死者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翻案。在这次翻案之后，对于所谓的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的呼声，除了官方媒体之外，倒是极少见到有人提及。然而，另外一个层面的呼吁，倒还没有断绝，那就是对于道德的期盼。
在大陆，但凡还存有廉耻之心，但又拒绝革命，可选择的道路就不多了。一种是呼喊派，每天对着中南海喊话，要求体制改革。还有一种则是内修派，强调在一个污浊的社会里要用清白的行为来改变世界。
比如面对冤案，内修派当然是不屑于呼吁什么改革，或者义正言辞的谈什么程序正义，当然又或主动或不自觉的抵制更激进的社会变革。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最可靠的恰恰是最不可靠的东西，要给冤案成功翻案，尤其是那些带有了很多政治因素的案件，最终翻案成功的可能性大抵等于买彩票。而买中彩票以后，人们倒是不吝惜词语来赞扬那些促成改变的人，赞美他们的道德。而夸这些人，则是为了希望能引发更多人也突然间爆发出被夸的希望，在道德神圣的光环下改变世界，提高中奖率。
虽然内修派打心底里看不上呼喊派，不过二者倒也殊途同归了。只不过呼喊派是使劲的夸体制，而内修派则是使劲的夸体制中的人。
有趣的是，面对社会的失范，开出道德药方曾经也是其他文明探索过的一个过程。大约一个世纪前，资本主义文明还在发展阶段的时候，针对“有机团结”条件下社会可能失范的担忧，社会学家涂尔干开出了药方，希望重新加强集体意识，即根据社会分工日益显著这一新的历史条件，努力培育职业群体，培养职业道德，俾使各个职业、各个岗位能够认识到本职业与他职业、本岗位与他岗位之间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
对应到今天的中国，大抵就是流传了很久的枪口抬高一寸说，譬如刑事案件出现的时候，公安不要随便乱抓人充数，检察院要认真履行职责，法院要忠于法律。内修派一定不要求对整个系统和制度作出实质性的调整，而是在自己的那点空间之中，做的像个样子就好。但内修派的硬伤不比呼喊派要小，在中国，只要有命案必破的压力，有政法委的牵制，没有追责机制的启动，面对冤案，任何一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个体都没有任何实质动力去忠于良心。当然，这并不代表没有人遵从过良心，曾经大量的冤案中以死缓判决定案，就在于法官良心发现而刀下留人，毕竟不马上杀掉，或许还有可能翻案，活着看到伸冤的一天。这也是实践中所谓的良心发挥出来的一个极致了。
涂尔干面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也是寄希望于在一个不太完美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恪尽职守，自扫门前雪，虽然社会还不完美，但是社会矛盾却能减少许多，至少能避免出现太多的动荡。
今天也有许多人抱有和涂尔干类似的想法，然而当年涂尔干的梦想就从来没有实现过，在道德对抗最为激烈的柏林墙边，所谓的枪口抬高一寸也从来没出现过，东德士兵并不忌惮于在全世界面前公开枪杀平民。在今天，寄希望于可怜的道德拯救世界，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最终，该面对的就是要面对，无论是对体制呼喊，还是希望体制内的人提高修为，提升道德水准，都不过是历史上就出现过的失败幻想而已。对社会发展来说，该来的终究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