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民主抗争前线的老年示威者

图1：在金钟70岁的“黄叔”：“我有五个子女，三个支持我，两个反对。但是，我八个孙子孙女全都支持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英雄。”

图2：在旺角78岁的“吴爷爷”，他说“我一点都不累。我能留守一年。”

图3：在金钟90岁的“黄爷爷”，他因民主静坐经历了平生第一次被捕。

图4：在金钟70岁的“民主阿婆”

（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1月12日报道，不仅仅是年轻人走上了香港的街头，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在争取民主中勇于面对催泪瓦斯和被捕危险的老年示威者。

70岁的Lucy Tang被警方喷射催泪瓦斯一个星期后，示威者们送给她一个绰号。“他们叫我民主阿婆”，自称是退休工厂老板、有四名子女的Lucy笑嘻嘻地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认识我。”

香港正在进行的“雨伞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七周。推动该运动的绝大多数是高校的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主要领导者包括24岁主修比较文学和社会学的本科生周永康、21岁的辩论冠军梁丽帼和10月份才满18岁的学生黄之锋。

“乱世出少年”，76岁的老牌民运活动家李柱铭在金钟走过最大的抗议营地时一致赞扬学生们的决心。“我希望我（在他们的年龄）也能做到这样。”

然而，尽管雨伞运动有着青春的肤色，老一代的示威者也采取了战斗。许多人的政治觉醒是源于1989年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对示威者们的血腥军事镇压。

“我来到这里，是因为上帝教会我什么是正义”，70岁的九龙居民Lucy Tang说，她曾经经营一家珠宝工厂，但现在她的精力花在参加政治辩论和让学生抗议者们能吃得饱饱的。她的专长是用姜、酱油和辣椒煲鸭舌头。

Tang女士说，她很享受在前线的时光——“当你开心时，时间就过得好快”，但她并不喜欢9月28日第一次尝到的催泪瓦斯的味道。那天，警方试图驱散示威者，未能成功。

“我慢慢走开了。我不想成为学生的负担”，这位穿着优雅的老年人说。她的腰上系着一条写有“非暴力”的黄颜色腰带。

“如果我倒下去或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要人照顾。我不想给他们增添额外的负担，所以我悄悄地离开了。”

70岁的Simon Wong（黄，音）也在金钟的抗议营地。自9月底以来，他一直在政府总部外面扎营。他有8个孙子孙女。

“这里有很多老人。我相信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之一”，黄叔说。他估计仍然留守在那里的几百名抗议者中，大约有30位老人。

黄叔与他68岁的老伴共住一顶帐篷，但在他们家里出现意见分歧。“我有五个子女，三个支持我，两个反对”，他说。“但是，我八个孙子孙女全都支持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个英雄。”

其中最年长的抗议者是黄爷爷，一位90岁的退休园艺师。他拄着一根竹拐杖，最近遭遇了平生第一次被捕。黄先生要求不要公布他的名字。他1924年5月在大陆出生，那时中共刚刚成立不到3年。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1949年，它就夺得了对中国的控制权。他说，“以前我忙于工作，做的不够。现在我不想不管这些学生。”

香港已经陷入了一种“可怕的状态”，黄爷爷抱怨说。今年早些时候，他因为民主静坐被囚禁了几个小时。“我一点都不在乎。我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笑着说。“我也期待现在就被逮捕。”

在维多利亚港另一边的旺角抗议营地，也有着自己的老年抗议者，包括78岁的退休司机Benedict Ng（吴，音）。吴先生说是对中共的仇恨促使他走上街头。“我不累。我可以留守一年”，这位爽朗的老人说，他还向记者炫耀了这一个多月以来他睡觉时盖的银色的热毯。

吴先生于1957年从大陆来到香港学习神学，但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回大陆后被关进了监狱。“他们怀疑我是间谍。日子非常难熬。总是在审问。”最终他被释放，并回到了香港，但那段经历一直伴随着他。“我看到了一个极权主义政权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知道民主是何等的重要。”

每天晚上吴爷爷都从他位于黄大仙的家坐火车，大约9点到示威现场，正好赶上与学生们一起就寝。他说，晚上最需要人来支持，因为反对抗议的人来攻击或是警方可能清场的可能性（比白天）更高。

黄叔说，他也担心警察会暴力清走示威者。

香港第二号官员林郑月娥周二警告说，如果示威者们不迅速和平地从街上撤离，就将被逮捕。现在，示威者们预计警方随时都会有类似的行动。

当被问到他在雨伞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时，黄叔回答说：“我想，如果警方决定朝学生开枪，我会告诉他们请先朝我们开枪。”

“在他们为民主抗争的时候，我们一直没能帮助年轻的一代。因此，如果警方决定要杀了抗议者，我会告诉他们请先向我们开枪。不要杀学生。”

过了一会儿，黄叔抑制住情绪，说，“我希望学生们安全。”

泪水滚落下这位老人的脸庞。这时，一位年轻的示威者走了过来，把一只手搭在黄叔的肩膀上，递给他一张纸巾。

原文The ‘Old Age Protesters’on front line of Hong Kong democracy f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