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事件”第一推手吴芝圃(左2)
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的中国三年大饥荒的真相，经过整整半世纪学者和传播工作者的追寻，最近才得以浮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描绘了一幅赤地千里、举国悲恸的浩瀚画卷，提出死于饥荒的人数为三千六百万（稍早，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也不约而同地采用相近的数字），北京知名学者，前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痛称，这场大饥荒是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因为三千余万无辜者是死于一个独裁制度之下，其惨烈程度史无先例。
现在，我们出版的《信阳事件》则是一个个案的精心解剖：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饥荒的来龙去脉。一个人口六百万的鱼米之乡，竟然在大饥荒不到一年时间内，饿死一百余万人！作者乔培华女士是中共河南省党校的教授，她对信阳事件的研究，不仅深入占有当年报刊资料，访问当事人，走访区内十多个县市，而且，查阅到至今尚未解密的许多相关文件。鉴于大饥荒仍是中共档案中高度敏感的部份，作者援用时，只能采取间接引述的方式，不能一一注明出处（编者加注〔内部文件〕）。而且，论述的语调，保持着体制内可以容忍的分寸。尽管如此，本书至少现时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因而，我们有幸透过这些第一手的内部材料，洞悉这样惊人的一宗严重事件在封闭的中共体制内怎样被操作、被定位、被了结，以及那些讳莫如深的统计和细节怎样赤裸裸地展示出来。
信阳事件是研究大饥荒的首选
中共党内外，国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与记录，无不以信阳事件为首选，因为它具有无可比拟的案例意义。大跃进运动的缘起，河南省对务实派潘复生班子的清算，两次中央会议在郑州召开，河南成为先进的“跃进省”，成为毛乌托邦盲动主义的基地和样板。然后，发生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高层势力的非常事件，力挽狂澜的最后预警被消音，饥馑神风的大袭击终于挟着高征购、反瞒产的烈焰降临不设防的神州大地，狂轰滥炸、尸横遍野。首当其冲者，就是河南信阳。
信阳顿时变为鬼域。“老百姓饿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把一切能吃的东西统统吃光，家家死人，路口村边到处是死尸，最后吃尸体、吃活人、吃亲人。成村成户地人死绝。光山县解山公社六百多自然村，死绝人的村子达一百七十五个；八千户人家，死绝一千六百户；三万六千人口，死掉一万三千人。有的生产大队，人口饿死四成。同时因偷食而被干部打死的、关押的不计其数。干部如狼似虎，多吃多占、享受特权，而且严密封锁灾区，控制邮电，不准向外求援告状，不准出外逃荒求生。制造一个王任重承认的“恐怖世界”“黑暗世界”。中央来人调查，称信阳饿死七十万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检讨，称信阳饿死人有一百多万。
其实，当时饥饿的死神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区横行肆虐，安徽、甘肃、四川、湖南、广西等许多传统富裕地方已经沦为人间地狱，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像信阳这样，被定为“事件”，那就是因为信阳的遭殃，不仅最早惊动高层，而且颇具代表性。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太阳从这里升起，然后，烧焦了这里的一切。
毛泽东和土包子专权必然结果
李锐先生指出“本书以一半的篇幅详述信阳事件的处理经过”，是语重心长的启示。他引证说“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达到顶点，粮食政策上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造成的。”
微观而言，就在五九年春天，豫东地区已发生严重饿死人现象，为什么半年后在信阳变本加厉，更为惨烈地重演？这只有宏观地历史观察才能解释信阳事件。本来，中共一九五六年八大制定了一个相对务实的发展经济为主的路线，可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就擅自予以更改，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号召超英赶美。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总路线，三面红旗裹着大跃进、人民公社于焉出台。从邓小平宣称八大路线正确，可惜没有坚持下来，到极左路线占上风之说，中共理论界史学界至今不敢面对的是，极权制度下个人独裁无法无天，压倒一切，取代一切的事实。
毛泽东好大喜功，选择中原大省河南作样板，以号令天下。他实施的策略，一如十年前的淮海大战那样，人海战术，土法上马。从中南海到县市委，大批从国内战争中转下来的大小土包子掌握了各级大权，外行领导内行。他们完全不明白所谓超英赶美，面对的对手已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成熟的现代文明制度，这制度的成就不仅显示在钢产量的数字上，至少包括现代科技和生活方式。因此，信阳一役的惨烈失败，自是在劫难逃，注定难免。
乔培华教授以冷峻的笔触，罗列史料，今天的读者当可以领略那场豪气冲天的大跃进之荒谬可笑，明白一群暴力革命者治国是如何可悲。人可以犯错误也有机会改正错误——连上帝给予的这项权利也被拒绝，这应是信阳事件的深刻启示所在。
用阶级斗争掩盖摧残农民的罪责
中共党内的秀才们以至任何思维正常者，都明白酿成信阳那样的惨剧的真正原因何在，毛泽东本人在内部也承认是“高指标、高征购”所致，但是，实际善后处理的手法，竟又是开展一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将执行中央和省委指示的县、社、队各级干部定为阶级敌人。大面积饿死人，则是敌人的阶级报复。镇反的指标是，“大县杀八百、小县杀四百、大队杀四至五人”。虽未照办，但照此方针大量关押批斗已是事实。自称“犯了大罪”的吴芝圃，在其向中央呈报的检讨中还是这样为毛背书：
“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权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于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是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统治的黑暗世界。”
毛泽东建国后文稿第九卷，记载毛收到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报告后，只有冷冷的一行字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如此严重事件，毛根据什么作出“阶级敌人报复”的判断？事过五十年，大陆没有人追究、研究。二○○六年，北京出版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书中记载有对邓力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访问。张问邓：“毛对信阳事件的反应”。邓那时正陪毛读书，邓说了一句潜台词丰富的话：“这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反映到毛主席那里，简直令人不可想象，惟一的解释是地主、富农趁机进行阶级报复。”邓说，刘少奇也有这样的看法。
毛统治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
其后，我们看到，至少刘少奇经过六一年亲自去湖南调查已完全了解真相并有了沉重的自省。六二年刘向毛直言“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自此与毛种下心结。毛为信阳事件定性后，却从未回头，而且沿着阶级斗争思路越走越远，从反修、四清、直到文革，打倒党内走资派，至死没有对这条极端的阶级路线有丝毫反省与改变。真是不见棺材不流泪。
今天，不妨说，正是信阳事件开辟了一个毛泽东统治的标准模式：无法无天嫁祸于人。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实质上是用莫须有的阶级斗争掩盖决策的非理性、反人性与虚伪，转移统治危机和个人责任。信阳事件的全过程非常强烈和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质。毛的选择可以有国际背景的因素，但是绝无“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证为基础。那是一个一党专制下的暴君的必然命运——把知识份子打光、把曾是中共社会基础的农民打光，最后一场文革把自己的党也打光，直打到自己死掉，这场牺牲数千万人的闹剧才告闭幕。
唐人杜牧写了《阿房宫赋》，今天读来，仍为中国二千多年后还在现代秦始皇的阴影下讨生活而叹息。“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一九六一年二月，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长宣布中国断然拒绝对饥荒的援助，外长陈毅也声称“我们绝不向美国乞讨！”三十年来，外资滚滚流入中国。斗转星移，今非昔比。然而，信阳治国模式的遗产，对中共是否还有利用价值？读过这本书，可以沉思。
二○○九年三月十九日香港
《开放》2009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