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汤一介:毕竟是书生

当年汤用彤给儿子取名‌‌“一介‌‌”,取的正是‌‌“一介书生‌‌”之意。

然而汤一介真正找到自己‌‌“书生‌‌”的位置,却并不容易。在人生的最后三十年他才迎来学术研究的机会。他说自己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

没有人知道,2014年5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握住他的手时,87岁的汤一介在想什么。

他已经太老了,脸很瘦,须发皆白,需要倚靠拐杖,而眼前温和的领袖高大而宽厚,满是力量。

一个月之后,人们再次看到汤一介,是在《儒藏》精华版的出版仪式上。他的身体显然越来越差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说话也显得虚 弱。

之后的9月就是他病逝的消息。‌‌“国学大师‌‌”、‌‌“泰斗‌‌”的赞颂充斥了哀悼的文章,尽管很多人对他全然不知,更多人不明白那些晦涩的著作有什么意义。

少年投奔延安的失败之旅

1943年春天,16岁的汤一介谋划了一次出 逃。

作为‌‌“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汤用彤的大儿子,汤一介在北京度过了童年的无忧岁月。父亲只管做学问,与吴宓、陈寅恪并称‌‌“哈佛三杰‌‌”。一家人一应生活起居,皆有出身大族的母亲张敬平照应。

直到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汤一介才随母亲经天津、上海、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与父亲相聚,有半年时间都在颠沛之中。

父亲给儿子取名‌‌“一介‌‌”,取的正是‌‌“一介书生‌‌”之意,然而汤一介小时候并不算一个好学生。刚到云南,他进入宜良县立中学念初一,功课平常,贪玩,逃学,偷老百姓家的瓜果,跟闻一多的两个儿子去山上烤玉米,差点烧了山。之后到昆明,转入西南联大附中,只好又从初一念起。

到1943年,他和几个学校的少年伙伴得到了一本《西行漫记》,对延安发生了兴趣,决定到延安看一看。他们商定,从家里偷出黄金和钱,结伴跑到延安去。

汤一介偷了家里的金笔、金表和一块刻着父亲名号的金牌,跟伙伴乘火车去曲靖,然后搭运盐巴的卡车到了贵阳。他们计划从贵阳去重庆,再到西安,然后从西安去延安。

此时的延安,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实现‌‌“毛泽东全党领袖地位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相统一‌‌”。延安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都在接受‌‌“彻底改造‌‌”。

而在几位卡车上的少年人心中,延安是承载希望和未来的圣地。靠着年少的乐观,和口袋里充裕的钱,他们一路兴致勃勃,然而进到贵阳城,找到旅馆住下,一群宪兵就把他们捉住了,关到贵州警备司令部。

原来,家人得到他们出走的消息,便传讯到贵州。他们被学校的教务主任领回昆明。投奔延安的梦,就这样破灭了。

结婚时,新人跟父母划清界限

1947年,经过一次失败,汤一介终于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子承父业。两年后,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秋天,汤一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

当时,梁实秋、千亩、罗家伦、蒋梦麟、殷海光、傅斯年等学者纷纷退往台湾,汤用彤和北大的大多数教授依然留在北京。他们觉得国民党非常腐败,穷途末路,而新政权的艰苦朴素让他们感到,也许由这些人管理国家,国家是有希望的。汤一介也在这个时候完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认为这就是通往真理的坦途。

于是,留在北京的汤用彤担任了北大的校委会主席,主持校务。而作为积极分子,汤一介在1951年初,还没从哲学系毕业,就被调去北京市委党校深造,之后留在党校任 教。

第二年9月,汤一介和妻子乐黛云结婚。他们请了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的战友,和党委领导。婚礼简陋,只准备了喜糖、瓜子花生和茶水。年轻人在院子中嬉闹,汤用彤夫妇就在走廊上笑眯眯看着。乐黛云发表了结婚讲话,大意是很愿意进入这样一个和谐的家庭,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

汤用彤先生在走廊下依然笑着鼓掌。婚礼结束,汤一介和乐黛云去到他们的新房,党校宿舍的一间小屋。

第二天,汤用彤先生在饭店设宴招待亲友,宣布儿子的婚事,新夫妇却认为这是旧风俗,拒不参加。汤老先生也没有责备的 话。

在漩涡中晕头转向

虽然跟父辈对立,但父亲的影响依然深刻。汤一介的理想,还是像父亲那样做一个哲学家。他在党校教了几年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1956年10月,在父亲的要求下,他又回到北大,进入哲学系中共哲学史教研室,同时协助父亲整理著作。

虽然是做哲学工作,但那个时候的汤一介也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他们只是哲学工作者,用哲学为党和国家服务。只有政治上的领袖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才能做哲学家,‌‌“如果我们的思想跟他的思想不符合的话,总觉得自己是错的,要检查自己。‌‌”

然而不久,乐黛云就被划为极右派,开除公职、开除党籍,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汤一介因为不愿意跟妻子划清界限,也被警告处分。

汤老先生大为困惑,不能理解如此革命的儿媳妇居然是右派。他本来就是只做学问,不问政治,处事宽厚温和,被叫做‌‌“汤菩萨‌‌”,运动一来,更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看不懂革命局势,身体也不好,只好整天闭门不出。

乐黛云后来回忆说,她被打成极右,原因是新来的领导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之鱼,把中国文学教研室的8个青年教师都打成右派,而乐黛云是党支部书记,领头的自然成了极右。

在新中国一轮接一轮的改造中,汤家人越发小心翼翼。汤一介的儿子们读了张天翼的小说《大林和小林》,汤一介便要求两人读完之后必须写一篇批判文章,以免被毒害。有人在汤家门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只要开门,就有撕裂领袖像的反革命之嫌。他们只好报告北大保卫组,保卫组也无计可施,最后卸下门板,小心翼翼地抬走了。

尽管在1963年,汤一介一家在汤用彤老先生的带领下,在天安门被毛泽东接见,但是风雨依然不能因此而避免。

文革不久,汤家就被抄家,家里的东西都被扔到天井,油盐酱醋倒在一口大锅里,所幸藏书未蒙大劫,只是汤用彤收藏的线装本佛经,通通被抽走一册,成了残本。

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红卫兵的批斗,之后又被派到江西鲤鱼洲接受劳动改造。汤一介被认为是‌‌“改造最彻底‌‌”的一位。他一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主动深挖思想根源,但始终不明白到底自己错在哪里——还是时代出了问题?

直到1971年夏天,汤一介一家才回到北京。汤一介重新回到哲学系,担任‌‌“教育改革小组‌‌”负责人。命运中最令他受到争议的转折即将到来。

书生上了当

1973年,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汤一介被选入‌‌“梁效‌‌”写作班子,成为材料组组长。

同时被校党委派去的,还有冯友兰、周一良。汤一介后来毫不讳言,当时‌‌“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

他们的工作,是每天编写材料,写大批判文章,还到各地讲解‌‌“林彪与孔孟之道‌‌”。

他和江青在1974年底有过一次接触。江青到北大来,学校安排汤一介给她讲老子。汤一介非常紧张,生怕讲错话。但是他还没讲几句,江青就抢过话头,成为演讲的主角。

若干年后,汤一介回忆起跟江青的几次交道,以‌‌“可怕‌‌”形容。他陪同江青去天津视察,饭桌上不慎提到斯大林,江青便大发脾气,说:‌‌“不要提斯大林!‌‌”

之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12月29日,首都体育馆万人聚集,举行揭批‌‌“四人帮‌‌”及其篡党夺权急先锋‌‌“梁效‌‌”罪行大会。

这一天中午,‌‌“梁效‌‌”全体成员被拉到北大图书馆前的广场,然后从中选出15名骨干分子,进行批斗。乐黛云发现,丈夫汤一介站在第四位上。他们低着头,站成一排,在体育馆中央示众。

此时,已经50岁的汤一介终于明白过来,‌‌“之所以走了三十年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

用周一良先生的话说,是他们这些书生上了当。

此前的1964年,汤用彤先生病逝,1969年10月,饱受病苦折磨的陈寅恪卒于广州,1978年,吴宓在老家泾阳病逝,死前呓语:‌‌“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至此,照耀一时的‌‌“哈佛三杰‌‌”皆成过往。下一代在政治风浪中浪费了数十年光阴之后,也即将年老。

迟来的黄金时代

在经过了30年的混沌与颠倒之后,汤一介终于可以承接父亲的衣钵,专心于治学。

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并开始重新思考唯心主义哲学的价值。汤一介提出,‌‌“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这类说法可能是片面的。

于是在1981年,他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观念,提出以认识发展史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问题。

然后,他开始关心中国传统哲学的真善美问题,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国故。他提出整理儒家典籍文库《儒藏》,并将此作为余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

在人生最后三十年才迎来学术研究机会的汤一介,自然无法再抵达父亲汤用彤盛年时‌‌“熔铸古今、学贯中西‌‌”的成就。

后来,人们开始叫他‌‌“大师‌‌”、‌‌“泰斗‌‌”,汤一介无一例外地拒绝了。他说自己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

但是人们还是一厢情愿地将‌‌“大师‌‌”的桂冠奉送到他的名字前面。

在编纂著述之外,汤一介时常和妻子回忆起人生中的快乐时光。乐黛云出国,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给汤一介送一只兔子,而汤一介回赠的礼物,是在瑞典皇宫买到的丝巾。他们想起北大还在沙滩红楼的时候,一起去爬景山,想起1980年代后,他们一起去冰川旅行。中间的几十年,他们都不愿意再想。

汤一介的儿女都没有再学习哲学,他们攻读理科,移居美国。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