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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的酱缸动不得

被阉割了进宫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学名叫宦官。贬则叫阉人,阉竖,中性的叫寺人,褒则为貂珰,常侍,黄门。到了明代,则变成太监。因为宦官的组织是十三监,皇帝经常用若辈外出做监督人员,监军、矿监和税监。明代的太监,尤其是司礼监和司马监的太监,权倾朝野,有时能当朝廷的大半个家,所以,又被尊为公公。到了民间,则讹传成老公,跟当今妻子或者准妻子对其男人的称呼一样。不管称呼他们什么,历朝历代,这些缺零件的男性,其实是最靠近权力中心的人。

有清一朝,鉴于明亡之教训,皇帝时刻警惕着,太监的气焰一直都起不来。但是到了晚清,太后当家,用得着太监的地方多了,明里暗里,行情看涨。东西看涨,价高,而人的行情涨了,行动的自由度就大。一向规规矩矩的太监们,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上,悄然放纵起来。宫里没有厕所,原来太监们大小便,都用自己房里的便桶,但外面干活,每方便一次就得走回住处,多有劳累,不知怎么一来,宫里的旮旯处,就成了小便池,连庄严的太和殿两侧,也随处散落太监们的大小便。反正皇帝没事不会去那里,后妃也去不了,大典每年不过一次,到时候清理一下也就得了。

随地大小便还是小事,更大的事是跟朝臣勾勾搭搭,明显的权力操作倒没也没证据,但把太后的动静暗中递出去,却是常有的事儿。事先得知消息的大臣,再上朝议事,就特别称旨,合太后的意。借此,太后身边的太监,无论安德海还是李莲英,都获得了朝臣特别的尊崇还有大把的银子。

居于大小便和传递消息之间的,是从事经济活动。

第一项是开买卖,紫禁城西北一带,布满了太监开的买卖,饭店、茶馆、烟馆和赌局。不纳税,也没人管,生意兴隆,干得钱。

第二项是出卖皇帝和后妃们吃剩的饭菜。按制度,皇帝和太后,吃与不吃,每顿饭一百零八品,其余的人也是几十种菜。就是真吃,也吃不了,更何况这种顶着满汉全席招牌的菜都不大好吃,有资格吃的,都不怎么吃,吃自己的小厨房。每天的菜,大批地剩下,太监们就弄出来卖,借以牟利。外面的人,吃到宫里的菜,多少是一种荣耀,所以,生意很好。

第三项,是做酱。满人家祭,用萨满教的规矩,在堂子里搞,不用三牲用饽饽做祭品,所谓的饽饽,就是今天所谓的各色糕点,祭祀完了,就分给参与祭祀王公贵族吃,但是,这些人谁稀罕吃这些东西,都剩下了。太监们就用这些饽饽做酱,由于饽饽材料很好,做出来的酱十分好吃,进宫的官员们,都喜欢买了拿回家,太监们卖酱的生意也很好。

开买卖和卖剩菜也就罢了,牵扯不多。可做酱这件事,兹事体大。之所以大,是因为做酱的酱缸,都放在南书房的廊下。南书房是康熙皇帝的书房,在此跟亲信的翰林词臣吟诗作赋,议论时政,那年月,翰林被选入南书房行走,视为殊荣,算是皇帝的近臣,日后的出息特别好。雍正上台,政务中心转移到了军机处,逐渐,南书房就成了空房子,光绪后期,连名目也给取消了。房间被太监们废物利用,变成了酱房。

晚清时节,中国的北京来了洋人使节,而且按国际惯例,使节们是要定期见皇帝的。洋人使节见皇帝,总不能从紫禁城外进来直接带到皇帝身边去,得有个暂时歇脚的地方,一个个传召。这个地方,就选了南书房。

不幸的是,做酱是要发酵的,而且发酵要发到一定程度酱才做好。所以酱缸,是有味道的,那味道比旧式的中国厕所强点,但有限。冬天还好,夏天坐在南书房里,就像是坐在了茅厕门口,妙味无穷。洋人被熏得不行,就向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抗议。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涉外官员不断地跟军机大臣商议,是不是挪动一下酱缸,换个地方,可就是没有结果,因为没人敢得罪太监。

光绪初年,西太后身边的太监,外出给太后的妹子送礼,没有腰牌,护军出来拦了一拦,而得罪了太监,差点丢了脑袋的事,大家都记忆犹新。当年的事,如果没有一个张之洞,特别会说话,上书给护军说项,护军的脑袋肯定保不住(最后给发配了)。那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事,此事关系太监的口袋,可是非同小可,挡人财路,等于灭人家口,谁肯或者敢得罪这个人呢?

话说回来,反正使节见皇帝,本是洋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了刀兵争来的“权利”,断不可能因为鼻子不受用,就不见了。所以,洋人抗议归抗议,酱缸散味归散味,跟洋人打交道的官员,尽管拖,搪塞,踢皮球。一直到清朝灭亡,太监的酱缸都安然无恙。

当然,中国在外国人眼里的印象,可能会因此而很不好。但是,我们的官员有补偿的办法,每次觐见,都给洋人准备果酒,借以弥补洋人的味熏之苦。他们不知道,这样一来,中国反而更让人家看不起了。连个酱缸都革不掉的国家,还能有什么出息呢?他们不知道,在中国,别的好说,凡是涉及酱缸这种事情,多半是革不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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