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很重要的指标
（博谈网记者阳光采访报导）于2013年开始进行良心犯狱中生活采访报导的作家马萧，在发表了《政治犯监狱生活采访》系列报导后，日前获悉他的受访者遭到警方秘密调查，有些受访者甚至被要求做正式的调查笔录。马萧认为这表示安全部门十分重视他进行的事情，目前虽未出面对他进行调查，但显示他们希望掌握第一手的材料。
对于良心犯系列报导一事，《博谈网》记者采访了马萧。他表示，为这些良心犯做些什么是他最初的动力。
记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对政治犯的监狱生活感兴趣，促使您去做这方面的社会调查？
马萧：我做这项调查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是出于一个内心的感动。大概在今年的3、4月份，我和一位曾经遭受过监禁的朋友一起喝酒、聊天，他和我回忆起他的往事。
这位朋友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之后，因为抗议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受到审判，被判处五年监禁。对于他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他的妻子因为这个原因选择离开了他，而他那尚未成年的女儿也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的父亲从此变得郁郁寡欢，不久，便早早过世了。
1989年的民主运动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他出狱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人权捍卫者，立足于社会的最底层，追求自己的民主理想，到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但是，像这样一位令人尊重的人，外界对他的故事却知之甚少，即使是在服刑期间，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也很少有来自外界的朋友去关注他，无论是精神上的支持，还是经济方面的援助。
了解到他的个人遭遇，以及他的内心想法，令我十分感动，希望能够为此做点什么事情，这是我做这项社会调查的最初动力。
记者：像这样的调查，在大陆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据我所知，当局对于这样的社会调查是心存不满的。我的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您有没有受到过来自警察方面的压力？
马萧：的确，生活在一个极权社会，个人的一切自主行为都会被视作对当局的政治挑衅，至少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但是，至今为止，警察并没有直接干预过我的调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警察就袖手旁观，相反，我从各种渠道得知，安全部门的警察对我的受访人进行了秘密调查，有的受访者甚至还被要求做了正式的调查笔录，这说明安全部门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但迄今为止，他们并没有出面来找我麻烦。我想，他们是希望从我的受访者那里了解我做这项调查的目的和动机，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他们需要掌握第一手的材料。
记者：请您谈一谈在调查过程中发生的一两件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马萧：印象深刻的事情很多，比如，过去两个月我刚刚采访过一位藏族艺术家，名叫邝老五，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2012年他和另外一些艺术家因抗议中国大陆的“劳教”制度，被投进看守所，羁押了一个月才得以释放。他向我讲述了他在看守所遭遇的个人经历，以及他的一些很个人性的感悟。就在我采访过他之后不久，他和其他的一些艺术家因为支持香港市民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又遭到当局的逮捕。在中国大陆，只要你有对当局的不满情绪，遭到逮捕是件很难避免的事情，而我所能够去做的，是尽可能地让周围更多的人们知道他们的遭遇，以及为他们的平安做祷告，但是，对于整个事情的发展、走向，我却无能为力。
还有，通过这些亲历者的讲述，我对监狱内部的真实状况有了一些肤浅的了解，但即使这种了解不深入，也还是让我感到震惊，比如说，看守所在押人受到的普遍虐待，毫无人性的等级制管理制度，监狱针对犯人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酷刑，对政治犯基本权利的剥夺，以及严酷的监狱管理规范等等，这些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者：您在这一过程中有没有获得一些特别的感想？
马萧：我认为，监狱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状况很重要的指标，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如何，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监狱犯人们的生存状况体现出来。总的来说，中国大陆的监狱状况是不尽如人意的，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但是，除了极少数“改造好”的犯人被现身说教外，当局对监狱内部的真实状况很少主动向外界公开过。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0年代，前苏联国内就公开出版了索尔仁尼琴批判苏联政治犯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在中国，涉及到监狱内部真实状况的文学作品却至今都很难通过官方的政治审查。
还有，有些不公正的现象是国际社会应该现实面对的，比如，中国监狱存在的强迫劳动问题。一般情况下，狱方都会给犯人强行制定劳动任务，这种任务需要犯人付出超负荷的工作时间才能够完成，对于未完成工作量的犯人实行体罚的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并且监狱完全不向犯人支付劳动报酬或者仅仅支付象征性的薪水，显然，这些现象都是严重违反人权的。而犯人的劳动通常都会转化为产品或货物，属于狱方带有盈利性质的经营性行为，这些由监狱生产或加工的货物再通过正常的销售渠道，由表面上合法的公司出口到世界各地，仅2013年，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贸易额就高达4404亿美元，德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贸易额高达763亿美元，问题是，这些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货物当中，其中有没有由中国大陆监狱强迫犯人生产的货物？如果有，这些监狱产品又占有多大比例？我认为，即使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货物中包含了监狱产品的成份，也不太可能改变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政策。但是，对于那些尊重人权、道德原则分明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得到广泛地、公开地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