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为作者之父王光辉，照片摄于四平战役前后 （王明珂提供）
自己当了兵后，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
父亲20岁从军，40岁退伍，但在我感觉中他一直是个军人。生在那时代，他先是身不由己地成为军人；战争岁月中的经历，又使他成为一辈子的军人，即使在退伍之后。
我的童年，可以说大多在父亲的挫折与父母成天的争吵中度过。约在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父母亲又在客厅中争吵。我躲在房间里，翻弄着抽屉里的杂物，试图脱离那战场。在一个旧信封中，我翻出一张灰黄的照片：一张长靠椅上坐着一位美丽端庄的女军官，四五个年轻男军官或坐或站或卧地围着她，前面几个人腰间还配着短枪，表情或神采飞扬，或顽皮轻佻。照片背面，一行墨迹将泯的小字：“妈，看您的儿女们，重庆。”望着照片中年轻俊逸的父亲，我臆想，若那战争延续下去，若父亲不来台湾，若父亲没有和母亲结婚，他就不会每日过着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或者，战争过后他又可以回武昌，跳舞、打麻将，过着他逍遥的公子生活。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我们家族的字辈排行，“骏业宏开正大光明”，也说明这是个经商家庭。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大学时曾就读武汉的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并从战场前线写信回来，所以他们麻将也打不下去了。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军校），成为15期黄埔军人。
从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从事的那些战争只是些片断景幕。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回到重庆，却听得人们传言滇缅远征军运补车队替宋美龄带进口丝袜。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的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爪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共军”连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于斯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生命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官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据父亲说，刚到台湾时，一切都明白了；许多很亲近的朋友、同僚、长官，原来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各部队里的人。难怪后期与“共军”作战时，“共军”经常比“国军”先知道“国军”部队调度。我家邻居徐伯伯说，有一次他们师团与“共军”对峙了一星期，突然“共军”撤退，并向“国军”喊话：“对面某师的弟兄们再见了，我们到某某地方等你们！”果然一天后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转战到那“共军”先一天已到的地方。
便是如此，从小我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夏天南台湾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剿匪”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雨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雨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蝗、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或是，“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小时候常听大人说，初来台湾时，孙将军说不久就要打回去。大家也为此摩拳擦掌，因为新一军从来不相信他们会打不过“共军”。他们说，丢了大陆有很多原因，但新一军可没打过败仗。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逐渐了解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们。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抗战剿匪”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大人们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罢。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上，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地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据父亲说，在武昌，他家里是富商地主，所以奶奶留在大陆会被清算斗争，但来台湾后，对于一直有佣人伺候的奶奶来说，也是苦。所以父亲尽力奉养奶奶，不让她受苦、生气。在我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那时，的确，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辱，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小学三年级时，家境有了点转圜。母亲娘家在凤山火车站前经营早点冰品店，这时因外祖父母身体不好，要将店里的生意交给下一代。母亲的兄弟姐妹共有十人，听说抽签时他们做了手脚，故意让母亲中了签。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这便是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在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凤山火车站前，是台湾光复初期“2·28”事件发生流血冲突的地点之一。当时全台湾到处爆发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军人间的暴力冲突。据母亲说，当时军人在火车站外以竹篱、白布围住整个车站出口，当火车入站，数百名带着武器的台湾民众冲出时，布幕外早已架好的机关枪开始扫射。母亲说，她只看见血染红了白色的布幕。所以，当父亲在追求母亲时，常带着相当一个排的军中弟兄去邀母亲出来看场电影。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说出那些往事；父母带外祖母看一场内容为男女殉情的电影，并表示不能结婚便要死在一起，母亲娘家才答应这场婚事。不久，母亲的双胞胎妹妹，我的四姨，要嫁给一位客家人，在母亲家中掀起更大的风暴，所以父母亲的婚姻就被母亲娘家的人接受了。
在那约一年的时间，平日妈妈每天回眷村的家里为我们做饭，然后再返回店里。暑假，我与姊姊、弟弟便都住在火车站的外婆家；在外面野着玩，在店里偷冰棍吃。那段时日，我经常在半夜醒来，害怕衣柜上那只总是瞪着我的老猫；此时我抵抗那猫及所有鬼魅的办法是，让自己专心听着厨房传来规律坚定的磨黄豆的石磨声，以及从门缝中凝望昏黄灯光下正在推磨的父亲泛着汗水的光亮脊背。
有一天，突然我们家的早点冰果店结束了。一两年后父亲才对我们说明原委。那是一天早晨，他送早点到附近一家旅店的客房。敲门进了房，见到一男一女躺在床上尚未起身——那男人，是父亲的老部属。即使在父亲对我说明此事时，我仍不明白为何我们要关掉早餐店，我也无法体会当时他受到的打击。我所想的只是，我们何时才能脱离穷困，哪一天父母可以不为了缺钱吵架，以及我是否能有点钱买糖。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回忆中，一幕残酷的记忆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我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地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赊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中午带便当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我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喝斥。
四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的军中老长官。事实上，多年来许多邻居叔叔伯伯都劝他说，“省政府”有很多你的长官、同事，去走一趟罢。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几天后，我放学回家，进了门，便看见刚回来的父亲。他穿着新买的衬衫，眉飞色舞地对母亲说，“火车一出高雄，我就看到路边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马到成功……”他说，“省政府”过去的军中长官们很照顾，他们要父亲自己选，是要在“省政府”上班，或是在高雄的“省营”机构安个职位。父亲打趣着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那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这是由于，肥料厂多年来一直有排放毒烟损及附近农作物的问题，农民委托议员向“省府”要求巨额赔偿。肥料厂知道父亲是“省府”安插的人，与“省府”关系必然很好，于是将父亲晋升为公共关系室主任，主要工作便是处理烟害赔偿问题。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不但利用关系替母亲在银行找到个职位，也经常替眷村的朋友在高雄工业区安插工作。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那几天，白天他包下一部出租车带着我们到处玩，晚上带我们到各个夜总会看节目、吃牛排。而且经常是，进去一家夜总会没多久他便借口菜不好或节目不好，再带我们到另一家去。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他向前，当他的手正伸向父亲的臂膀时，一个壮汉侧身挡在父亲与老人之间，其他的人则推拥着老人离去。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其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离去时，我只觉得父亲的举动真让我们丢脸。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特别是，我家隔壁第二家住的便是孙菊人老师。孙老师是孙立人的妹妹，夫妻俩从不与邻人交往，甚至很少出门；据说是，恐怕被跟踪调查。再过去，便是阿凤家。阿凤的父亲，祝伯伯，那个全村惟一能写祭文、作对联的卖酱菜老头，原来是孙立人的文职幕僚。受孙立人将军谋叛之累，坐了几年牢后，连谋个小学老师之职都不可得。黄埔新村，村上父老大都是黄埔嫡系军官，却没出几个将官，也因为他们都是“叛将”部属。然而在一个村上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对外国宣扬中国战绩的宣传品。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我在20岁前惟一到台北的经验，我自己毫无记忆。听妈妈说，那是一次国庆节阅兵，孙立人将军为阅兵总指挥官，父亲是担任阅兵司仪的孙系军官之一；眷属们坐在一个专属火车车厢到台北看阅兵，一岁的我在母亲怀里睡着，尿湿了妈妈的红旗袍也染红了我的小屁股。
孙立人将军的“叛乱”事件，根据我自小听得的村里父老的说法，是孙将军主张要尽台湾所有军力一举攻占东南四省，然后再打下长江以南，隔江与“共军”对峙。反对此议的是蒋介石的亲信、力主建设台湾为反共基地的陈诚。孙将军等人准备借着阅兵来一次“清君侧”行动，逼蒋介石同意反攻大陆。不幸的是，孙将军身边有潜伏的“共谍”，将消息传到大陆，于是大陆在沿海调动空降师，准备趁机进攻台湾。而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了蒋介石那儿，因此，蒋认为这是孙立人与大陆方面有勾结的一次叛乱。然而因为孙立人将军甚得美国、英国军政高层的赏识，所以蒋只得将他软禁在台中，不敢进一步处置他。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后来我知道，那几年父亲替肥料公司解决了不少烟害赔偿问题，使得那些高雄议员们无法借机勒索。然而父亲的才干以及他在“省政府”方面的人际关系，却让那些议员觉得有机可乘。他们要父亲为他们介入的一些地方工程向“省政府”官员说项，并答应在工程预算通过后，以工程款的一部分作为关说酬劳。那时，经常有豪华轿车停在我们家门口，议员亲自来“接”父亲到台中出差，但我们看得出父亲的身不由己。母亲常哭着求父亲不要与他们来往，但父亲似乎有把柄握在对方手上，不得不去做那些为公共工程说项的事。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因为父亲不但没得到佣金，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前线，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陷构……”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而至死他仍相信自己是个军人。
在军中，我对父亲所经历的“抗战剿匪战争”又有了些新认识。我到金门战地单位报到的第一天，便有多个老士官来到营部，说是来看“小老乡”——那就是我。后来由于我成为业务士官，查阅人事资料时惊然发现本营竟有数十位湖北籍老士官。与他们相熟后我才了解，他们原来都是1948年从湖北某县结伴逃难的同乡农民。到了上海，住在车站与骑楼下，没得吃、没得穿。有人拿粥给他们吃，又拿衣服给他们穿，要他们在一些名册上划押签字，说是为了领馒头。就这样，他们便糊里胡涂地成了军人。后来我知道本师其他营里也多有这样的情形——所谓抗战“剿匪”老兵，有许多其实只是当年的难民；当时许多国民政府军的部队被打散后，在上海、广州重新“整编”，也就是抓些难民来当人头充数。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老士官，而是一位老中尉人事官。他成日喝酒嫖妓，经常因欠债而让老百姓告到军营来。有一回，我们年轻的营长发火了，他对喝得醉熏熏的老人事官说要将他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你要把老子送军法！”人事官突然发狂地叫骂，“老子当兵的时候你在哪里？”接着，他倒在营长烫得笔挺的军裤下，坐在地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死命哭骂，“老子14岁时我娘要我出门买酱油，就被你们抓来当兵；你就毙了我罢，让我见我娘去！”营长在本师以行事果断卓绝著称，此时被他闹得呆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知道，像他那样在我们村旁的黄埔大道上踢正步训练出来的新制军官，不会了解那场荒谬战争，以及那战争造就了多少扭曲的人性、人生。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共产党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成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是去做检查。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罢，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小时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六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那一年，1974年，我与几位眷村朋友一起到台北上大学。其中有一位是与我同年的杨海诚；他与我相同，服了两年兵役后才考上大学。这一年，以及次年，我两度陪他到乌来山区找他大伯父；为的是，海诚奉他父亲之命，到山里劝这位老人家下山养老。过去我便听父亲说过，海诚的大伯是孙立人将军麾下的一名虎将，仁安羌战役主攻的营长之一。老人住在曲尺山区一条山道的尽头，那原是一个矿场，后来被封闭，老人单独住在废弃的办公室中。他整年大多只靠三种食物过活：自己养的鸡，溪里的虾子与到处可采得的一种红色野菜。那时年已近八十的他，白天仍能生龙活虎地修理鸡圈，教我们如何在溪中放虾笼。晚上，饭后两杯酒下肚，他委顿地卧在躺椅上，这时才像个近八十岁的老人。我这时已在历史系读了些中国近现代史，对远征军及仁安羌战役十分感兴趣。而这位杨伯伯，正是历史的见证，“口述历史”的绝佳采访对象。然而让我感到失望的是，这场伟大的战争，在他说来竟是如此的稀疏平常。他说，盟军要提供他们最好的武器，但他们只要迫击炮。他说，孙将军的部队将迫击炮使用得出神入化。他们便是如此，将炮弹吊射入日军躲藏的战壕中，让敌人没地方躲。听着听着，我不再是历史系的学生，又变成了当年眷村里听远征军故事的小孩。杨伯伯说，他认得父亲，“你爸爸在四平，守车站到邮局，那一仗打得漂亮！”但说到下山养老，他坚决不肯。他说，他不想再吃国民党与蒋介石一口饭！这也是我在眷村中常听说的：某某卖烧饼的、打煤球的，过去事实上是“国军”将领，丢掉大陆后，从此不肯向国民党、蒋介石低头讨饭吃，宁可过着清苦自食的日子。
七
我研究所毕业后，台湾进入一段所谓“后殖民时期”。二战前在台湾的日本人被歌颂为建设台湾的先锋，台湾民主法治的根源。相反地，由大陆来台的老兵们，或被认为是屠杀台湾人民的刽子手，或被骂为吃台湾米却心向大陆的叛徒。在政界与知识界，“转型正义”被喊得满天价响；其意是台湾要转型进步，就必须追究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的责任，要他们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又是另一场战争，所幸父亲已脱离了这人间战场。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的研究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蝗毒蛇穿过雨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维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