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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刀砍向意识形态

习近平王歧山释放信号:反贪固然重要,可是意识形态更加影响亡党亡国。一年来抓捕的异议分子超过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总和,甚至开设起“文化派出所”。

习近平集权还不到一年,他的反贪战斗任务仍然任重道远,却急不可待地挥兵他指,重兵移师意识形态领域。习近平举起的外科手术刀,首先指向境内境外异议知识分子。反贪反腐降温,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却突然加热升温;大面积地监控异议知识分子,同时史无前例地越境追杀,把专政铁拳挥向香港,挥向美国。中国的政治空气又一次凝重起来。

张英伟透露反贪转向信号

中共中央纪委驻中国社科院纪检组长张英伟于六月十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通报社科院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四大问题,即披着学术隐身衣炮制烟幕;利用互联网里通外国;敏感时期有不法勾连;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人民网赶紧撤稿,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熟知中南海内情的朋友告诉笔者,张英伟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他在释放习近平、王歧山的某种信号:反贪固然重要,可是意识形态更加影响亡党亡国。据透露,习近平很注意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正之风”,包括指责当局作为是法西斯主义。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先生于今年5月30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六四2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法西斯主义的三大特点:党政集权合而为一、垄断意识形态和党指挥枪。不言而喻,国家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丘之貉。中共各级国家安全、公安国保和纪检监察部门业已接到指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监控意识形态方面来。

习抓捕人数超过江胡时期之和

虽然邓小平宣布过结束阶级斗争,从此以后不再搞政治运动;虽然江泽民、胡锦涛掌权时对自由知识分子依旧迫害不断,但是从来没有像习近平上台后如此变本加厉。人们对习近平曾寄予希望,希望他像习仲勋一样比他前任更宽松些和谐些。然而他执政一年多来遭到人身迫害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过江、胡时代二十五年的总和。当时对习近平抱有希望和幻想的人们现在已感到失望甚至绝望,他不像习仲勋的儿子,更像毛泽东的孙子。

年逾七十的北京名记高瑜女士关押至今已超过二个多月,不让律师见她;六四前夕5月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寓所举办的“六四纪念研讨会”只有十多人参加,会后被抓捕五人加二名记者,至今浦志强和辩护律师展振红仍未释放;陕西、上海多名访民纪念六四被捕,陕西访民王莉苹至今未放。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说出人们的心里话:“习近平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左更专制。”

已上中共黑名单的维权和异议分子全国总共一千多人,都被严加控制,稍有不慎,便被拘捕。异议作家北风曾在网上公布“2013政治犯(良心犯)名册”,2013年六月至九月四个月被拘捕的有郑酋午、曹顺利等139人(名单略),那时习近平上台才不多几天。

近日中共的拘捕行动更加猖獗,矛头指向维权律师和媒体人士。北京高瑜、浦志强、许志永;广州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郑州常伯阳、姬来松、于世文、陈卫、石玉、侯帅、董广平、印晟东都被按上莫须有罪名入狱候审。北京方面将对全国二十五万持牌律师重新审查登记。

从金盾工程、610办到文化派出所

中共自1998年起对大陆实施全民网路监控,取名金盾工程,用十年时间建成二十万大军的网路监控系统。1999年法轮功包围中南海(注:1999年4月25日,当时有超过一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进行上访,希望政府结束不合理的对待,由于该地紧邻中南海,因此也被称为“中南海事件”。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会见了5位法轮功学员代表,随后达成协议,得到官方善意的回应,法轮功学员立即散去,整起上访和平落幕。),又紧急成立“六一○办公室”,成为打压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异议人士的专政机关。

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是意识形态最活跃的部门,五四、一二九、五七、六四等政治运动都起始于高等学校。六四学运25周年前夕,中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高等学校和社科机关集中的城市,设立起“文化派出所”。文化派出所一不管户籍,二不管刑事案件,专管意识形态。上海设立了三个文化派出所:东区文化派出所、西区文化派出所和松江文化派出所,分工管理高校集中的上海东西二大片区以及新建的松江大学城。六四前后是文化派出所工作最繁忙的时候。

抓捕姚文田王建民,控制统战发行

1989年8月中共成立“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和印刷市场工作小组”、2000年改名为“扫黄打非小组”以来,其打击矛头始终在国内,不曾越界到境外。可是最近,“扫黄打非小组”与刚设立的“中央网路安全和资讯化领导小组”(简称“网安组”),联手成立“整治境外报刊专案小组”,跨过边境,把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挥向香港,控制境外意识形态领域。中共充分认识香港这块尚存一息的民主自由阵地对内地的影响和桥头堡作用,便使出多种阴招遏止香港媒体的作用。

阴招之一是统战亲共的发行商如“青扬发展有限公司”,全面停止代理政治书刊杂志的发行,被停止发行的有王建民的《新维》和《脸谱》,韦石的《博讯》和明镜旗下的几本刊物。

阴招之二是“引蛇出境,进口处理”。二十三条立法、中小学设置国民教育课遭全民反对而无望,中共耿耿于怀。明枪不行,便施暗箭,香港出版商73岁的姚文田先生本拟出版余杰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过罗湖关时竟以偷运化工品逃税名义被拘捕,判刑十年;《新维》和《脸谱》主编王建民和编辑呙中校被深圳公安以经营非法出版物罪名在深圳治罪。

王建民具有美国国藉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中共在境内公然抓捕他全家,连一岁半幼儿都不放过,并进行文革式抄家。如此打击力度,必有上级或中央授权。以此向境外的异议媒体发出警告,不论你拥有什么国藉或身份,都逃不了专政的铁拳。

阴招之三是抓捕境内替死鬼,敲山震虎。为打击《博讯》便抓捕其境内记者向南夫代主编受罪;高瑜与明报集团关系密切,便以她向《明报》泄密九号文件为由拘捕治罪。

黑手伸入香港,令港自由度大幅下降

阴招之四是黑手直接伸向境外。香港记者协会言论自由年报以“乌云压城”为题,指出香港言论自由“面对新威胁”,已达“危城告急”阶段。随着发布白皮书,企图全面封杀香港独立媒体,《明报》前总编刘进图被刀砍袭击、电台主持李慧玲遭解雇、两位电台记者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被袭、《苹果日报》和《am730》被抽广告、拒发免费电视牌照予香港电视网路、港澳办促媒体批评占中、《大纪元时报》印刷厂去年两度遭袭等。

这些都是中共黑手伸向海外伸到香港的信号。《新维》曾报导刘进图遇袭的幕后凶嫌,是潜居新加坡的李鹏之子李小勇。

在《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榜中,香港已由2002年的第18位,下降至去年58位,今年又跌到61位。香港记者协会在七月六日发表“言论自由年报”称,香港的新闻自由陷入几十年来最黑暗的一年。香港媒体自我审查情况愈趋严重,为此香港记协成立委员会,监察传媒自我审查。

富了权贵,苦了百姓,害了中产

毛泽东及中共历代领导靠枪杆子和笔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掌握意识形态的笔杆子载体是律师、记者、教师、医师、作家、工程师、企业家、经济师、管理人员、经纪人、归国人员、专家学者⋯⋯,他们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属于中产阶级。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中间阶级(Middleclass),是社会主体。美国中间阶级达80%,欧、日、澳、港、台的中间阶级都达60%左右。中国社会结构与此相反,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而不是橄榄型,仅占全国人口0.7%的权贵阶层拥有全国七成财富,占人口七成的弱势群体仅占全国财富十分之一。中共宣称中产阶级己达23%,2020年争取达到40%。专家认为,目前实际只有15-18%。

国际社会公认,当一个国家的中间阶级达到35%以上时,这个国家才具有走上民主社会的可能性。中国GDP号称世界第二,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依然弱不禁风,这是因为中国GDP增长首先不是依靠中产阶级的购买力,而是靠政府出卖国土和畸形发展房地产(占财政收入46%以上);外资和热钱的涌入以及压低人民币汇率;利用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发展外贸;破坏生态环境和耗竭矿产资源。因此使中国的GDP充满水份,贫富差距巨大,富了权贵,苦了百姓,害了中产。

为什么说“害了中产”?中国中产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体,不会盲从,不喜跟风。毛泽东一贯仇视知识分子,压制中产阶级。早在1947年毛在一份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所指的自由资产阶级即中产阶级。

习近平没有继承乃父衣钵,却继承了独夫民贼毛泽东的风格,他的个人品性和思想意识的局限性,决定他必须维护专制独裁政权,决定他必然要逆拂世界潮流而动,对抗人类普世价值;党内那股强大的传统势力也驱使他向左转。这是他为太子党的既得利益,而向意识形态领域动刀动枪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习近平反贪至今,已得罪了许多权贵、太子党和利益集团。有人责问,贪污腐化难道比意识形态自由化更加影响亡党亡国吗?指责他只反贪不反自由化,是本末倒置。因此习近平反贪转向反自由化也是迫于内部的压力。

二○一四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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