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
上一篇说了日本和中国中央政府对于七七事变的态度，可以看到，这两方都是非常积极，也是非常务实的。但让当时的大众没有想到的是，河北省地方军阀29军高层却出了大问题。这也导致平津一线在随后短短几天内迅速失陷，29军忠勇爱国的战士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七七事变中，29军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都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以卢沟桥和宛平城的吉星文团为例，他们在一系列战斗中根本无惧生死。
战争一开始，日军就集中兵力攻击卢沟桥，同时强攻龙王庙，一部强攻宛平城。这三处的29军将士都是顽强抵抗，结果是龙王庙被日军攻陷，而卢沟桥铁路桥守军非常顽强，日军只攻占了桥东侧。东侧的29军一个排守军在激战中没有一个人后退，全部壮烈殉国。
而宛平城的攻防战更是激烈，在日军精确迫击炮火的打击下，营长金振中，团长吉星文先后受伤，但全部带伤作战。日军对宛平城做过精细的情报工作，对全城非常了解。日军第一炮就将宛平城中的县政府轰塌，还好十几分钟前政府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其他地方。
宛平城之后遭遇日军多次进攻，期间日军还用重炮轰击，但由于守军非常顽强，始终没有被日军攻下。
稍后29军集中兵力发动大刀夜袭反击。他们趁着细雨和黑夜，一举冲入日军阵地。当时吉星文命令，不许开枪，冲到日军身边用大刀砍。结果自然是日军措手不及，张皇失措，黑夜中自己武器上的优势也无法发挥。经过4小时残酷肉搏战，终于夺回了龙王庙和卢沟桥东侧，将日军全部赶回永定河东岸。
据当时29军大刀队士兵回忆，他们挥舞大刀扑向日本士兵，一些日军还敢于挺着刺刀迎击，一些日军士兵看到这种可怕的场面，忍不住心中恐惧，吓得转身就跑。
双方大刀拼刺刀，激烈无比。一些日军的人头和四肢被大刀砍的四处飞，鲜血喷出十几米远。少数日军士兵被29军士兵挥舞大刀包围的时候，见无处可逃，甚至下跪求饶（后被砍死）。
相比忠勇的官兵，29军上层的做法让当时的民众瞠目结舌。
7月8日卢沟桥打响的时候，29军的领袖宋哲元不在北平，而在山东乐陵老家。他的职务暂由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代理。
秦德纯得知卢沟桥爆发武装冲突以后，第一时间就命令29军代表魏宗瀚（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王冷斋（宛平县县长）与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特务工作负责人）等人到宛平调查，期望借此说明29军是被迫应战，以此来制止日方的挑衅。
此时日本政府方面尚且没有对卢沟桥事变拍板，军方高层还在商讨中。而且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田代皖一郎病重，奄奄一息，暂由参谋长桥本群代理，由此驻屯军在指挥上也有一定问题，不能立即开战。
当时的日本近卫内阁给华北驻屯军的命令是：暂不要扩大事变。
于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派出代表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在卢沟桥打响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9日凌晨就达成所谓的停战协定，但双方没有书面签署，只是口头的约定。
这个约定中要求双方立即停止交火；双方撤回原防区，但中国军队必须撤退至永定河西岸；宛平城不得驻扎29军正规军，必须由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两个连300人接防。
可以说，当时29军方面对这个协议总体是满意的，除了撤退至永定河西岸以外，其他两条也都基本照做了。
但在旁观者看来，这显然是比较危险的。
双方停火实际是对中国不利，因为29军此时肯定不会主动进攻日军，达成这样的协议等于让29军完全的守势，让日军随时可以先发制人的进攻国军。
不过这点尚且不算非常严重，但宛平城作为拱卫北平南方最为重要的一个要塞，如此重要的地方，却由没有重武器的保安队来驻守，显然是送羊入虎口，是非常危险的。
后来保安队开到宛平城的时候，路上被日军武力拦截，当场打死一人，打伤数人，并且让他们把所有机枪全部送回北平，连轻机枪也不允许带进城去。
如果就这样的300人的保安队防守宛平城，恐怕日军出动一个连也可以轻松攻下该城了。
这样的条件也毫不犹豫的答应，显然此时的29军高层非常急切期望双方立即停战。
不过日军方面却根本没有遵守这个协定。在达成口头协议之后几小时，日军向宛平城内开炮轰击70多发炮弹。
当天保安队除了伤亡和回北平送机枪的人以外，还有不到200人赶到宛平。根据协定，此时吉星文团3营就必须从宛平撤退，而日军也应该全部撤退回原防区。但日军不但没有撤退，反而认为29军正规军已经从宛平撤退，是个进攻的绝佳时机。
稍后他们在10日再次全面进攻，攻打宛平城，而29军吉星文团并没有撤走，所以立即以猛烈的轻重机枪火力还击，日军进攻再次被国军击退。但另一股日军又乘机占领了龙王庙。
对于此次事件，日军无耻的解释为，是日军搜索阵亡士兵尸体，和29军误交火。
11日，29军官兵抱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主动出击，又夺回龙王庙。日军初期作战不利，加之伤亡不轻，全军后撤到大枣园山休整。
在29军官兵和日军血战期间，他们的高层却仍然全力试图和日军停战。
7月11日，宋哲元从山东老家赶到天津，立即召集29军高层商讨如何应对。
其实单单就是他去天津，就是一个大问题。
早在7月8日，蒋介石下命令，让宋哲元立即从老家山东赶赴保定统一指挥国军部队，随后连续数日发电催促宋哲元就任。
去保定是因为日军从三面包围北平，而日军在天津也有驻军，显然平津并不容易守住，一不小心就被日军包了饺子。
所以蒋介石在保定设立指挥所，此时保定已有国军重兵集结，同时离北平也有150公里左右，日军再厉害，短时间内也无法打到保定，此处是比较理想的战役指挥总部。
但宋哲元并奉命没有去保定指挥29军作战，而是直接从老家山东乐陵赶往天津。
去保定是指挥军事作战，去天津干什么呢？天津，北平一带如果要打的话，自然有统兵大将几个师长，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负责，如果需要人统一指挥，也完全可以由能力卓越的张自忠或者冯治安领导。显然，宋哲元此行目的并不是去打，而是为了亲自去和日军谈判。
当时国民中央政府领袖蒋介石态度已经非常明确，就是中国方面不会让出河北省和华北。他一再表示如果日军一意孤行，就要决一死战。他在卢沟桥事变当天则电报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在要求宋哲元准备开战的同时，蒋介石在7月8日就下令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和29军有渊源的约5万军队（以前都是西北军），立即开赴石家庄一线准备增援平津。
随后又调动刘峙，商震，汤恩伯部约10万中央军迅速向河北开进，短时间内赶往河北增援的国军部队高达15万人，还有大量的其他部队也向华北移动。
蒋介石还电告宋哲元，要求他立即做军事上的准备：守土应具决死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
蒋知道河北局势对国军不利，日军掌握进攻的主动权，所以又特别指出，必须尽快修筑防御工事，准备防御作战：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向全国发表动员令，要求：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
11日，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调动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军部队向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平汉铁路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立即部属津浦线北段防御。
可见，蒋介石已经彻底准备跟日本人拼了。
照常理来说，宋哲元不管在冀察如何罩得住，至少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也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必须执行政府的命令，不然就是抗命。
可是，宋哲元真实的身份是军阀，也就是河北察哈尔的土皇帝，所以他完全可以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远的不说，仅仅1年多前国府中央进行全国的货币改革，建立国家新式的金融系统，这也是为抗战所作的重要准备。
当时蒋介石要求华北五省也全部改用法币，将不再使用的银元南运。不过冀察却并没有遵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方面的压力，他们希望华北自治，自然拒绝国府经济统一全国的步伐。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宋哲元等29军高层的反对，如果遵从这个要求，华北金融系统则由南京政府左右，经济上也为南京政府控制，这对29军军阀割据的地位是极为不利的。
最终，河北察哈尔两省毫不客气的拒绝了法币改革，由此全国舆论哗然，认为这是宋哲元明显试图华北自治的表现。当时蒋介石也没有办法，毕竟29军控制了冀察两省的军政，已经形成自己的强大势力，短时间内动不了它。
其后直到日军全面开战的这段期间，宋哲元为首的29军高层团体基本是自作主张，并没有在乎中央政府方面的任何意见。
据日方资料记载，13日，宋哲元等29军高层经过数日争论，最终做出决定，要全力和平解决：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抗争，解除北平戒严（允许群众自由出入），严禁与日军摩擦。
在同一天，蒋介石已经得知宋哲元赶赴天津谈判。蒋自知不妙，在他看来宋哲元显然犯了错误。在这种关键时刻，不管最终会不会开战，至少也要做开战的准备，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况且，此时日军试图在华北全面开战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
蒋介石电告宋，非常诚恳的说道：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蒋介石认为日军真正目的是要求控制河北和察哈尔省，建立亲日政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蒋介石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这样解决，日军绝不会停战，而实际上无论是南京政府还是29军也绝对不可能同意割让河北察哈尔两省这种要求）。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
但宋哲元不为所动，反而回电表示自己不会去保定，而是会继续留在平津。这实际就是公然拒绝蒋介石下令他去保定指挥的命令，而是试图和平解决，显然此时宋哲元根本不在乎蒋的命令。
也就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在29军高层讨论如何处理的期间，他们就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和平谈判。
9日虽然达成了口头协定，但各方都知道非书面协定是没有效力的。于是9日当天，29军派出地位仅次于宋哲元的天津市市长兼任38师师长张自忠，政府保安处长张允容等人与日本华北驻屯军高层参谋长桥本群，特务长松井太久郎，北平特务头子今井武夫正式谈判。
期间日本方面态度相当傲慢无礼，29军方面则尽量忍让，最终双方在11日晚上达成正式协定。这次是书面签署的东西，国际上一般认为是有效的。
协定中除了重复口头协定的3点要求以外，还额外要求取消河北地区的所有蓝衣社（军统前身），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
可以说，这个停战协议在现在看来明显比较温和，也没有什么太过分的条件，这和日军以往一味凶狠贪婪的态度根本是两回事。宋哲元对此非常满意，他公开发表声明：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视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实为不幸中之大幸。
显然，宋哲元高兴的太早了，这并不代表日军放弃了凶恶的立场，只是因为这个协定根本就是假的。
仅仅11日签订的当时，日本国内东京广播电台就说：鉴于29军方面以往的态度，不相信这个协定能够被29军遵守，恐怕这会是一纸空文。
实际上，日本方面已经为下面的全面进攻做舆论上的准备了。
11日，日本军方高层经过讨论，已经一致决定全面出兵华北，至少要占领平津地区，有机会就进一步占领整个华北五省，甚至整个中国。
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近卫内阁和天皇本人都完全同意这一决定，由此日本国内上下都达成了共识，就是立即向华北增兵开战。同时日本军部任命香月清司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原司令田代皖一郎病重，于15日病死），让其领导处于华北最前线的日军华北住屯军。
不过日本军部知道华北驻屯军仅有5000多人，还分散在河北省各处，怕是不能和数量高达10万的29军对抗。甚至如果29军此时发动全面进攻，华北驻屯军还有可能被国军吃掉。
所以日本军部命令香月清司在这段时间要全力迷惑29军高层，以和平谈判为烟雾弹，争取援兵到达的时间。从11日起，日本国内，关东军，朝鲜军分别从日本本土，中国东北和朝鲜开始向华北大量增兵，很快在运输中的日军数量达到4万人。
而此时香月清司奉命开始和29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谈判，尽一切可能争取时间。香月清司认为，如果一次谈判后就不再继续谈判，同时又向华北大量增兵，这显然会被敌人一眼看穿。
毕竟秦德纯，张自忠，宋哲元等人都有丰富的军政经验。所以最好还是要不断的谈判，每次都表示对之前的谈判不满，然后再以增兵是为了给29军以压力为借口才是最合适的，不然很难迷惑住29军高层。
于是，14日，香月清司再次向宋哲元提出七个要求，其中居然包括，北平不得驻扎29军正规军，必须由保安队和警察负责。显然，如果这样做了，几乎等于把北平拱手让给日军。
日军这边还进一步恐吓到，如果不答应这些要求，日军则认为29军方面没有诚意，会进一步要求29军退出河北，察哈尔两省。
同时日军要求，29军方面必须立即制止中央军北上增援。显然，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极为苛刻的，没想到的是，根据日本的资料，宋哲元回答对这些要求原则上没有异议，但要求缓行。
显然宋哲元是极为想停火的。
让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同意者七点要求的第二天，14日，日军制定了华北作战计划，由陆军中央部审批通过。该计划已经具体到了驻扎在平津的29军各部队分别由日军哪几支部队对付，以及具体的进攻路线，作战方式，空军如何配合。
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宋哲元所谓和谈的这整整一周时间内，并没有做军事上的任何准备工作。仅有各部队自发的做了一些作战准备，自然都是很不充分的。
据当时军官回忆，不仅仅是这一周时间，其实从7月9日到25日日军全线进攻这2周时间内，他们仅仅将随军家属转移，修筑了主要为沙包构成的少量简易工事，其他根本没有任何准备。
在这期间，蒋介石和何应钦每天都将数份情报送给宋哲元。情报是军统中统查出的关于：日军从国内动员以及调兵华北的具体信息，甚至连日军部队具体番号，以及准备进攻的路线都提供了。
何应钦一再告诫宋哲元：日军和谈必然是缓兵之计，是积蓄力量准备全力进攻。但宋哲元他们并不理会蒋介石的情报，甚至还颇为疑心，认为蒋介石是否是想借刀杀人。
眼见宋哲元等人一心立足于和谈，完全不做军事部属，南京政府这边心急如焚，但又不好让自己的部队随意进入平津一带。因为河北省毕竟是宋哲元的地盘，如果蒋介石逼得太急，宋哲元感到支持不下去，而干脆率部倒戈日军或者像张学良一样带兵不战而逃了，那对国家损失就更大。
所以，蒋介石这边也只能尽力为之。
7月14日，在得知平津地区已经有日军200多架作战飞机以后，蒋介石命令中央军6个高炮连赶赴保定，准备支援平津的防空，另外还运送200万子弹给平津一线的29军使用。
同时蒋介石急令增援的国军各部加快行军速度，向河北集结，其实数万国军部队此时已经在石家庄保定一线集结，只是没有得到宋哲元的允许，不敢随便进入平津而已。
不允许别的军队增援，而29军自己连最基本的集中兵力也没有做到。29军的几个师仍然分散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各地，并没有向平津一线集结。
其实这段时间，日军已经源源不断的开赴华北，稍有军事头脑的人也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所谓当局者迷，很多被骗的人其实是自愿被骗。宋哲元为首的29军的高层就是这样，几乎是明着被骗。
他们当时可谓焦急无比，急迫的期待双方马上停战，所以日军一些很明显的欺骗手段，他们根本视而不见，看到了也当成没有看到。
宋哲元等人由于急于达成协定，还做出了一系列示好的举动，这些行动也被当时舆论抨击。
在8日到后来中日全面开战的2周时间内，29军方面基本没有做应战部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