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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83:疯狂的日本和坚决的蒋介石(3/3)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八十三(新抗战系列之五)

“卢沟桥事变”后,蒋中正于庐山发表“最后关头”演说

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认为只要有3年的时间,就可以完全消灭中共和这些地方军阀力量,让国民中央政府完全控制整个中国,进一步完成抗战的备战工作。这样中国内部统一,万众一心,抗战的胜利就更有把握了。

蒋介石在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

蒋介石的意思是,只要有3年的时间,中国就无需害怕和日本决战,但这段时间为了完成备战,还需要暂时忍耐。

不过却没想到西安事变很快爆发,打乱了蒋介石的部属。而日军也没有给蒋介石3年时间,甚至连1年时间也没到。日军如此之快的进攻,让蒋介石的扩军备战计划泡汤了。

蒋介石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认为日军此时在卢沟桥基本不可能是小规模的挑衅,而很可能是全面进攻。

那么打还是不打?如果日军只是小规模挑衅,让中国让些小的利益,比如赔款什么的,倒是可以考虑。因为目前中国备战远远没有结束,哪怕多几个月时间也是好的。

因为就这几个月时间也可以让国军的战斗力大大充实,实际开战期间,会少死很多的战士。

但如果日军是全面进攻,试图占领河北省,甚至华北,那么就必须立即抵抗。

因为东北一失,等于砍掉了中国的一支左臂,伤了一定的元气,尚不致命。中国仍然可以剩下的一只右臂和两条腿,还是可以顽强和敌人对抗。

但如果华北一失,就等于将一个绳索套在中国的脖子上,日本人可以随时收紧这个绳索,将中国勒死。中国历史上东北外敌,一旦占领华北,南方的政府基本就是凶多吉少的。

这里且不谈经济,政治等其他各方面原因,华北五省丢失以后,单从军事上来说,日军几十万大军随时长驱直下,沿着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区交通动脉,如平汉路,就可以轻松打到武汉。这样也就将中国的中部和南部从中间一切为二。

东边靠海的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会被一下割裂在日本几十万陆军和日本联合舰队之间(日军可以任意从中国沿海登陆作战),面临敌人左右夹击,从战略上来说,自然是保不住的。

而如果国军主力不放在东边沿海几省,那么这几省就很容易被日军攻占,中国会很快丢失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个仅存的富裕地区,也丢掉中国可怜的大部分工业和几乎全部财政收入,那么抗战前景就非常不妙了。

如果把上百万主力放在这些省份,一旦日军机械化程度颇高的大军从华北平原高速南下,一下子将沿海几省同内陆切割开,国军主力无法回到西边的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而在沿海被日军合围歼灭,中国也就无兵可用,西边的省份再利于防守也不可能守住,到时候中国恐怕要亡国了。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国内民族情绪已经极为高涨,到了谁也无法控制的地步。

中国清末以来近百年的国耻深深刺痛了每一个中国人,加上日军连续侵占中国的台湾,东北,所到之处烧杀奸淫,完全是无恶不作,丧心病狂到了极点。仅仅一个旅顺大屠杀就杀死了全城2万多人,后来抗战历史上,日军所到之处完全是滥杀和残杀,连小孩和妇女也不放过,自然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切齿痛恨。

中国的文化虽然备受摧残,但至少在当时,真正的中国人都明白,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们有人的尊严。没有尊严和道德信念的民族,就是个腐败堕落的民族,他们民族的人也不配称为人(今天的中国就很危险)。

当时全国一致要求和日军决战,甚至从918开始就是这样,期间无数次学潮,游行,闹事。加上中共的煽动,要求和日本决战的民怨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当时国府还是搞了一些民主,不敢武力镇压,也无法武力镇压。所以被这些人民的热情搞得狼狈不堪,甚至外交部长王正廷还被学生冲入办公室打伤,蒋介石也说了三日之内不出兵,割脑袋谢罪的话。

实际上,民怨不过是老百姓的一种想法,本质上没错,却并不见得就一定对。

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当时全国有很多要求抗战的学生领袖,闹的最厉害的就是他们。而真正日军打过来的时候,其中一部分高喊抗日的人居然立即投靠日本人成为汉奸。还有一部分学生随着国府撤退后,仅仅因为抗战中国家经济困难,每天伙食比较差,而起来游行闹事。要知道,当时几百万国军士兵在前线流血牺牲,整天哪有一顿饱饭吃,你们还闹什么闹?这种三分钟热度的人,也配说抗日救国?

我记得张自忠传记中曾经写道,张自忠和几个身为学生的同乡抱着所谓不怕死,不怕苦,振兴国家的念头去投军。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打仗,仅仅跟着其他士兵割了两天麦子,除了张自忠以外的其他几个学生都因为吃不了苦,离开军队回家了。

所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国军老兵的话来说,有些学校毕业的少爷和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兵,平时说的天花乱坠,今天要学岳飞精忠报国,明天要学史可法临死不屈。结果枪一打响,好了,居然尿了裤子。撤退时候人就不见了,哪儿去了?一些逃回家了,一些觉得日本人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中国铁定亡国,干脆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

当然,这种热情对全民抗日是有利的,也是抗战获胜的最重要的条件。不过凡事都不能忽视客观因素,而光是想当然,用想法代替现实。不然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吃大亏。

7月8日当天,全国一些老百姓听到卢沟桥打响以后,都一片欢呼声,认为终于可以报仇了。在这种民意下,蒋介石也不敢违背。所以,看起来还是要打的。

在蒋介石看来,虽然当时万事都没有具备,好在国内内战表面上已经停止,而持久抗战的大后方西部也已经通过红军长征而控制,对日本持久抗战获胜最基本的条件已经具备。也就是说,中日大决战这一仗还是可以打的。

而在918事变的时候,128事变的时候,甚至北伐的济南事变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打赢,所以根本不能打。如果打了,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用整个国家和民族去赌博,是对国家民族最大的不负责任,是最大的犯罪。

所以,蒋介石自卢沟桥开始以后,他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准备全面开战。

7月8日凌晨中日在卢沟桥开战,当天,蒋介石下令给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势态扩大。很显然,蒋介石怕宋哲元犯张学良的错误,擅自撤退部队,赶忙下了坚守的命令。

另外蒋介石认为平津两地无险可守,又被日本华北住屯军四处渗透,恐怕难以守住。他命令设石家庄行营,由徐永昌为行营主任、林蔚为参谋长,并且要求宋哲元立即赶到石家庄,保定一线指挥29军各部,同中央军以及华北两大军阀阎锡山,韩复榘合作。

即使从今天看来,蒋介石的战略眼光还是很令人佩服的。如果按照蒋介石这样部属,恐怕华北抗战不至于像后来那样。

当时蒋介石的头脑和立场比宋哲元坚定、高明的多。他很快就通过日本向华北的大规模增兵,明确看出:卢沟桥事变必不可能和平解决。

相比宋哲元态度暧昧的和日军和谈,蒋介石要强硬的多。他在8日,10日,11日,12日先后通过外交部,外交部长王宠惠,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向日本发表强硬声明,表示日本必须谋求和平解决,避免事态扩大,并且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立即停止增兵。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过,也在日军中服役过,他深知日本和日本民族的性格。蒋认为日本野心勃勃,一心想入侵中国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日本就像一辆失去刹车的高速跑车一样,想让他停住已经是不可能的,想依靠外交手段制止更是不可能的。

所以,蒋介石虽然和英国,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大使接触,想看看列强是否愿意调停,但蒋不过将外交手段作为一种尝试的途径,实际上他早已开始军事上的应战部属,其积极程度比宋哲元高出百倍。

7月9日蒋介石下令,立即向平津附近增调部队。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在河北河南附近的几支部队立即奉命开入河北察哈尔两省,包括孙连仲之第26路军2个师,庞炳勋的第40军1个师,万福麟的第53军1个军,高桂滋的第84师,这几支非中央嫡系部队的总兵力不下5,6万人,而且都不是弱旅,是有战斗力的队伍。

另外还有中央军卫立煌,关麟征,刘峙,汤恩伯的几个军,也奉命迅速向河北察哈尔开进。

由于知道日本空军已经大量调往华北,蒋介石命令高炮部队火速开往河北,准备支援宋哲元在平津两市的防控力量。

这样很快在察哈尔和河北两省的国军总兵力有20多万人,加上晋绥的阎锡山10多万,韩复榘的8,9万,宋哲元自己的10万,总兵力不下40,50万人。以这样庞大的兵力,面对只有不到10万人的日军,还是可以狠狠拼一场的了。

7月17日,在得知宋哲元不但秘密和日本私下和谈,还拒绝国军各部增援部队开进平津一带后,身在庐山的蒋介石知道事情不妙,随即做了著名的庐山演讲《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蒋介石明确的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也就是中国的底线,也就是最后关头。

所谓最后关头,蒋介石说的很清楚,就是: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中国不会割地,不会让出华北,也不会承认伪满洲国);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中国不会同意所谓的华北自治,不同意日本在华北建立傀儡汉奸政权);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中国不同意建立亲日的地方政权);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中国不会放弃河北和察哈尔的控制权)。

可以看到,这四点也就是说,日本想要控制华北是不可能的,如果日本强行要入侵华北,那么中国就开战。

如果日本只是想要些钱,捞些好处,那就另外再说。因为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现在对中国来说,最需要的是时间。

其中蒋介石还告诫人民,不可能坐视华北被日军控制,因为华北一丢失,国家就难保。他说: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会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期间,蒋介石还公然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抵抗日寇的入侵,他下面这几句话,直到今天也深深鼓舞了后人:

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更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不再做回旋之想。

总体来说,蒋介石在77卢沟桥打响以后,就下定了和日本决战的决心。

蒋介石虽然坚决,却没想到河北,察哈尔的地头蛇宋哲元却出了问题。

宋哲元虽然曾经是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军阀,而且还是一个老军阀。出于军阀固有自保心理,他像918和热河抗战时期的张学良一样,试图全力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认为一旦中日全面开战,他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地盘以及29军就处于日军进攻的最前线,无论中日最终谁胜谁负,29军的军队和地盘必遭严重打击。那么29军,也就是西北军的军阀割据地位就彻底结束了,西北军这个传承了20多年的军阀团体也就彻底毁灭了。

所以宋哲元开始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卢沟桥事变,尽一切力量避免中日全面开战。结果宋很快被日方虚假和平态度迷惑(日军正在大规模调兵遣将,完全全面进攻的部属,所以使用虚假手段稳住宋哲元),并没有立即做军事应战的部属,也拒绝蒋介石派遣的几十万增援部队进入平津一线,甚至连全国给29军的抗战捐款也断然拒绝接受。

这样一来,蒋介石的准备至少在平津一线就等于打了水漂,而29军自己也处于战不能战,退不能退的尴尬境地。广大忠勇爱国的29军官兵由此陷入一个极为被动的局面中,这也导致了十几天后平津地区的迅速失陷以及29军的惨重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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