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方起着主导作用的，却是鼓吹先攻占中国的一派。
这一派在当时都是军方的实权派，包括日军参谋本部的第1部第3课（编制、动员）课长武藤章大佐、第2部第7课（中国课）课长渡左近中佐、第8课（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大佐以及参谋吉野、川本少佐等人；在陆军省则有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人。
当时刚刚组阁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日本陆相杉山元都是这一派的支持者，实际日本政府和军部实际掌权的人，即使表面上不支持，暗中也是支持全面入侵中国的。
这一派对中国的了解有限，基本停留在以往918事变，热河会战，128会战，甚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历史上。他们对中国的力量极为轻视，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可以说一触即溃，日军根本不会陷入持久战。
所以应该首先占领中国华北地区，威逼中国政府屈服投降，建立亲日政权。这样一来可以确保日本在东亚的绝对控制权，二来在进攻苏联的时候，也可以保证侧后方的安全，更重要的可以彻底击溃中国的抗日意志，消灭中国这个威胁。
这派人物最基本的思想是，日本绝对可以短时间内击溃中国军队，当时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宣称一月之内解决中日事变。至于三月亡华对于日军高层来说已经是不加思索的现实，任何怀疑这个说法的人都是卖国贼。
甚至日军一些著名的智囊人物也是如此，比如平田晋策轻蔑的说：中国现有军队，共有二百多个包含着许多步兵团的师，就士兵的数量说，共有二百多万，可是够得上称为现代化的军队，有现代化的装备的，实在找不出一个师。中间偶然有一、两旅或团比较好一点，然如严格地说，仍旧是落伍的。在128沪战时，虽然有少数下级干部和一些士兵很勇敢，但这不过是偶然的发现，不能因此便承认他们有现代军人的资格。中国军队绝对不能对外，也绝对不会对外的。纵使有拿破仑的天才来率领，也无法使用。中国军队完全以步兵为中心，还是殖民地的战术，就是南北非洲的战术。中国海防等于零，战事一起，日本只要派几条兵舰，马上就可以封锁中国海岸线，从汕头、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烟台，一直到天津，只要很少的力量，就可以占领中国所有经济中心，使它毫无接济，毫无办法。中国毫无防空设备，只要日本动员令一下，日本飞机在最短期间，即可将中国所有重要城市统统炸毁。中国陆军毫无作战能力，日本只要有三个师团的5，6万人马就可以到处横行，例如热河之役，占领承德的不过是一连人。
更重要的，这一派认为此时正是消灭中国的绝好时机。当时他们的主要敌人苏联正陷入内部的大清洗中，军队和政府都陷入混乱，短时间内无法复原。6月30日，日本关东军的巡逻艇在黑龙江上击沉了1艘苏联巡逻船，苏联方面根本没有报复，反而息事宁人，根本不说此事。
既然苏联现在内乱，那么应该乘机在短短几个月内击溃中国，然后再回头全力对付苏联。在他们看来对付中国很容易，对付苏联则需要长期战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先速战速决击败较弱的中国，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强大的苏联人。
这就是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
由此，七七卢沟桥事变也就随之而来了。卢沟桥事变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日军驻丰台的驻屯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的第8中队，于7月7日22时40分在由国军驻扎的宛平城以北的龙王庙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该中队此时进行的所谓演习项目是：利用黄昏接近敌军主阵地，拂晓发起突然攻击。
在前一日，也就是7月6日，日军驻扎在丰台的部队要求通过宛平城去长辛店演习，但并没有事前通知中国方面，宛平的中国守军根据中日双方协定，不允许日军通过。双方僵持十几个小时，最终日军在晚上退走。
到了7月7日，日军再次演习，一样没有通知中方。
演习期间，第8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称：演习当日22时40分左右，从演习场不远的龙王庙中国军队第29军阵地向日军连打数枪，随之，清水即令吹号集合停止演习。
此时又听到从宛平城方向打来十多枪，当集合好部队清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名士兵。当在就地寻找仍无下落之后，即向驻丰台营区的第3大队长报告，同时要求进入宛平城查找这名士兵，但遭到中国驻军的拒绝。
当时29军去宛平调查后确认，中国守军也听到城的东方有几声枪响，认为是日军借机挑衅，所以严加戒备。但中国守军根本没有开枪射击过，枪不是中国人开的。
后来经过战后审判，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少佐和特务头子田中隆吉供认，这些枪击是他们安排的，为的就是制造中日之间的冲突。
日军以士兵被中国军队绑架为由，态度强硬的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国军守军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日军演习没有通知中国方面，中国方面不可能去配合。
当时3营营长金振中回忆道：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城内华军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在这黑漆漆的雨夜，日军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只因我守备森严，无隙可乘，便捏造丢失日兵为借口，乘进城搜查之机，诈取我城池。
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报告后，一面集合部队准备去卢沟桥地区，一面以电话向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联队长请示，联队长的回答是：立即去现地部署部队，准备战斗，在现地与中国驻军的营长进行交涉。一木清直所率的一个中队，于7月8日零时以后，向卢沟桥进发。
看起来事件好像非常严重，中国军队对日军挑衅开枪，还打死了一个日本士兵。但搞笑的是，这个士兵根本没有死，甚至也没有失踪。
失踪的二等兵志村菊次郎本人是个无名小卒，在当时不过是个有点呆傻的新兵，没有想到自己却成为日本二战的导火索，也是让日军在华死伤上百万的关键人物，现在看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志村菊次郎在所谓失踪后20分钟已经回到了部队，据他自己说是因为腹泻而暂时离队去方便，结果当他拉完肚子以后却发现部队已经走远了。
日本人都是集群活动的动物，一群人的时候非常嚣张，一旦落单就马上成为惊弓之鸟。此时志村菊次郎大便完后，发现四周只剩自己一个人，顿时吓得手足无措，立即拼命奔跑去追赶部队。本来如果追上也就没事了，但却又因为此人有点呆傻又没有什么军事经验，居然跑错了方向，才一时没有追上部队。
既然这个志村菊次郎一没死二没伤，那还有什么借口闹事呢？似乎事情就应该这样结束了。
根据当时中国当事的外交官回忆：疑点主要是三点，一是日军演习本不允许携带实弹，但日军却能够在之后进攻中实弹射击，说明该部早有准备。二是即使日方认为士兵丢失，宛平城内有中国军队开枪，但一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二并没有任何人伤亡，这算是小事件，完全应该用外交手段解决，从任何角度不应该武力进攻，明显是想以此为借口扩大事件。三日军演习之前必须向中国方面通知，此次演习却没有任何通知，显然是很奇怪的。
没想到的是，在明明得知该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日军驻扎北平的中国驻屯旅团的代理指挥官驻屯步兵第1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却下令进行军事部署，准备武装冲突。
他派联队附森田彻中佐率有关人员与1个步兵中队、1个机枪小队到现地调查和进入宛平城进行交涉；第3大队则在宛平城外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第3大队长一木清直到达现地后，向其联队部报告：在8日3时25分，又遭到中国军队在龙王庙方向的3枪射击，但无人伤亡，是否需要还击？
此时牟田口大佐居然马上下令进攻：你们被敌人攻击，当然要还击。
一木清直深知一旦进攻后果严重，他还特地追问了一句：那么，我们能开枪射击吗？没有关系？
牟田口大佐几乎不假思索的肯定回答：当然可以。
于是一木清直的第3大队迅速进行进攻部署，并且在7月8日5时30分对驻于龙王庙和宛平城的中国第29军部队进行了攻击，还用迫击炮向城内轰击。
显然，牟田口大佐和一木清直少佐只是这个命令的执行者，他们作为中级军官，不可能敢于决定如此重要的事情，他们是执行日本军方的既定计划。
显然，在当时的日军看来，中国军队肯定不敢应战，这不过是丰台事件的重演。
所谓丰台事件就是1936年9月18日下午，29军丰台驻军的第5连孙香亭部在营房外铁道附近演习，回营途中与穗积大尉指挥日军中队相遇，日军小队长岩井带领两名日本骑兵，冲入孙香亭连行进的队列中冲撞中国士兵，孙部士兵以枪托打马。
穗积大尉以此为借口，将孙香亭连包围，并要解除其武器。孙香亭交涉，遭日军扣押。中国士兵列阵以待，准备还击。此时，日军牟田口廉联队闻讯驰援，与中国守军展开枪战，日军趁机将丰台通北平的电话线切断，强占丰台重要地点，威逼29军，双方对峙一整夜，此为第二次丰台事件。
宋哲元为避免战事发生，再一次让步。19日后，29军丰台驻军移防赵王庄，军事重镇丰台陷于日军之手。
但宛平城和丰台不同，是绝对不能丢的。而且丰台事件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当时还没有下决心全面侵华，各方面都不同的。
宛平城和卢沟桥对于国军方面非常重要，绝对不可以丢掉。
卢沟桥位于北平城西南约15公里的永定河上，既是南下的要冲，又是北京的咽喉要道，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而卢沟桥背后的宛平城建于1640年，是捍卫北京城的重要军事要塞。
此时日军和其扶持的伪军已经控制了北平城的东西北三面，只剩下南面还在国军手中。如果卢沟桥和宛平城一丢，北平城就等于被日军四面合围，不战也就自跨了，必然会丢掉。
北平一丢，河北省也就保不住，河北是华北的核心省份，一旦丢了立即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宛平城和卢沟桥无论如何不能丢。
驻守宛平城和长辛店地区的为29军所属冯治安的37师何基沣第110旅219团，团长是吉星文上校。驻扎卢沟桥的为该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少校。
当时由于日军在宛平附近活动频繁，国军方面已经有所警觉。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国军增加了宛平和长辛店附近的驻军，由整整一个团防御。
其中防守卢沟桥和宛平城的金振中第3营兵力增加到1400多人，包括4个步兵连，轻重迫击炮各1个连，还有1个重机枪连，是一个加强营编制。
在77事变爆发之前，该营已经得到日军演习配有实弹的情况，随即谨慎的做了战前部属，将迫击炮和重机枪都进行重新部署，4个连也都做防御准备。
如果不是这样，怕是守不住宛平城，更守不住卢沟桥。
该营之前遭到日军百般挑衅，始终忍住不发作，但师长何基沣命令：第219团(一)不同意日军进城；(二)日军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三)我军守土有责，决绝不退让；放弃阵地，军法从事。
此时遭到日军全面攻击以后，起先219团3营并没有还击。但日军随后开始全面攻城，并且加大炮击力度，其中几炮炸倒营指挥部房屋6间，炸死士兵2人，伤5人。如此219团官兵实在是忍无可忍，总不可能伸着头让敌人去砍。该营国军官兵随即奋力还击，由此抗战的第一枪打响了。
双方激战一场，各自伤亡数十人，金振中在稍后的战斗中负伤。日军没有能够攻进宛平城，他们的进攻被击退。
没想到，这件事情传到日军高层，却引起了一阵轰动。一些日军高层非常高兴，认为终于引起了中国军队的武装冲突，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应该立即发动全面的进攻，一举消灭中国在华北五省的军事力量，将华北控制在日本手中。
由此日军开始疯狂的增兵，在华北的兵力迅速从5000多人增加到6万人，中日全面战争终于开始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方为了掩盖真相，将志村菊次郎遣送国内，并且让其退役。这个小兵由此安静生活了7年之久。不过在1944年的时候，日军在盟国打击下已经日薄西山，面临着土崩瓦解。志村菊次郎作为适龄老兵再次服役，加入日本在东南亚作战的南方军。该年10月，志村菊次郎在缅北作战中，被中国远征军孙立人的新一军击毙。
而打响第一枪的日军大队长一木清直则以此为荣，宣称他是为帝国强盛进程打响了信号枪。一木清直在1938年晋升中佐，回国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官兼户山学校教官。因为七七事变对日本有功，他还获得了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
1941年3月，一木清直升任大佐，同年7月就任关东军第7师团步兵第28联队联队长。该联队随后南下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战役，该联队在进攻亨德森机场的战役中被美军陆战师全歼。一木清直率领残部在丛林中被美军合围，在美军坦克炮击下，一木清直身负重伤，随后决定自杀。他用军刀刺入腹部后尚未断气，就被一发美军炮弹炸得粉碎，他率领的联队2000多人除了少量被俘以外，其余全军覆没。
下令开枪的联队长牟田口廉也的下场比一木清直要好些。七七事变以后，天皇裕仁表彰其挑起战争有功，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
1940年8月，牟田口晋升为中将。1941年4月牟田口成为第18师团师团长，该师团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
1943年5月，牟田口廉也升任日军驻缅甸的第15军司令官，成为日军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是之后的英帕尔战役中，牟田口廉也率领的日军在盟军攻击下全线溃败，所部15万人伤亡殆尽。这场战役败得非常之惨，因为牟田口廉也轻视后勤补给，导致饿死的日军和战死的差不多。日军官兵对其恨之入骨，骂其是畜生长官。
因为英帕尔战役的惨败，牟田口廉也在44年12月被解除所有职务，还被侮辱性的编入预备役，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这是极大的羞辱。牟田口廉也羞怒之下自杀，但由于他自己不想真的死，所以并没有死掉。牟田口廉也从此脱离军界，日军战败的时候，他也没有自杀，而是灰溜溜的在1945年12月被逮捕，1946年9月被移送至新加坡受审，1948年3月被释放回国，随后以开饭店为生，最后死于1966年，算是唯一一个寿终正寝的七七事变发动者。
牟田口廉也余生一直为七七事变所懊悔，他说：大东亚战争（日本军人认为的二战），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