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陈一谘在著作内题字资料照片
安志文三次提议组建体改所
《陈一咨回忆录》应该是一部有价值的史料。陈一咨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投身改革，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人，研究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他组织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组建了国家体改委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都是富有成果的研究单位。他还发起组织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为改革者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平台。
我认识陈一咨，是在一九八四年。那一年，安志文同志找我谈过两次，说，好多同志希望体改委自己办个研究所，要我把这个意见向紫阳同志报告，看他同意不同意。当时的体改委，紫阳兼主任，日常工作由志文主持。紫阳两次不同意，说：“体改委为什么要组织研究所呢？中国所有的研究机构，无论是研究经济问题还是其他社会问题的，都可以是体改委的研究力量。你们有什么题目，尽可以让大家去研究，我们的圈子要大。”紫阳的气魄很大，在他看来，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改革，改革的重点目前在经济方面，体改委有什么课题，完全可以委托全国任何研究机构去研究，何必专门组织一个研究所呢？紫阳两次都这么回答，我两次都向志文转达了这个意见。我没有插自己的话，因为紫阳的话有说服力，利用全国的研究力量，接触更广泛的人，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是改革的需要。
第三次，志文同志又找我，说：“很多同志认为，办个研究所有好处，太和有这个意见，大林有这个意见，我也赞成。我们都认为，体改委有了自己的研究机构，可以更及时地研究新的问题。我们体改委，老同志多，多跟一些年轻的人接触，对丰富我们自己的知识，对将来由年轻人把改革接过去，都有好处。”我第三次向紫阳反映了体改委要办研究所的意见，紫阳考虑后，说：“也好，同意志文的意见，那就成立吧。”
我没有料到的是，志文干脆要我筹建和负责这个所。在总理办公室，我跟李湘鲁谈起这件事，说：“我没有能力，没有知识，也没有时间张罗这件事。”湘鲁说：“有个现成的人可以帮你，你怎么不考虑？”我问：“谁？”他说：“陈一咨！”我问：“陈一咨是谁？”他说：“就是农村发展组的。”我问：“是不是农村发展组的那个头？”他说：“是呀！”我说：“他能来，当然好！问题是，他是杜老的部下，我把他挖过来，合适吗？”湘鲁说：“没有问题。老陈病了好久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好长一段时间不工作了，农村发展组的担子早已由别人挑着。请他过来，不是很好嘛！”我给杜老打了个电话：“杜润生同志，体改委想成立一个研究所。你能不能割爱，让陈一咨到我这儿来？”杜老非常痛快，答应了。
李湘鲁推荐，杜润生放行
我就请湘鲁通知陈一咨到总理办公室来见面。同来的，有个更年轻的同志，叫王小强。我此前见过王，那是一天晚上，农村发展组向紫阳汇报工作，由王小强主讲，当时王特别声明，某某同志病了，只好“由我代表他”，来汇报。这一次，和他们二人见面，我想起来了，王当时所说的某某同志，就是陈一咨。
我把体改委的意图跟他们说了，请他们两位来负责筹建研究所。他们说：“好，我们来做做看。”我请他们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组建体改研究所的计划，第二个是近期的研究课题。大概过了两三个礼拜，他们把两个方案拿来了。关于组建体改研究所，从任务，到机构和编制以及经费，他们都提出了设想。陈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调人。我们想调的人，不能说是全国最好的，但都是我们所了解的年轻人中的一些佼佼者。他们分散在各地，是各单位的骨干，要把他们调过来，难度很大。”我把名单留下，请中央组织部鼎力相助。组织部很支持，立即调、全部调，很快，基本上都调来了，大概只有一两个人费点周折。编制问题、经费问题，在计委和财政部的支持下，也都顺利解决了。这些，我都向志文同志和党组报告了。我建议任命陈一咨为所长，同时担任我们体改委的委员，以便他直接了解体改委的意图；王小强为副所长。安志文和党组的同志们都同意。后来，体改委决定，增加两位副所长，徐景安和李峻。房子问题，我解决不了，是陈一咨他们自己解决的，就在中顾委养蜂夹道的俱乐部里，在某个楼的顶层。
对体改研究所，志文同志一直很关心，高尚全同志也出了力。我其实没有做过多少事，我只对陈一咨他们说：“你们觉得有点意思的讨论会，通知我，我有空，就来听，长点知识。所内的事情，你们自己放手去做。”后来看，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陈一咨和几位副所长之间合作得不错。他们提出的工作计划，我都是同意的。他们的研究报告，该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
从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到政改办
一九八五年三月前后，陈一咨建议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体改委党组赞成。他们提出一个大名单，要我当会长。我说：“会长不应该是我。”我的理由很充份，第一我不是经济学家，第二我不是青年，当会长不合适。陈一咨在党组会上坚持：“会长应该是鲍彤同志。”志文也说：“老鲍，不要推了。”就这样，最后只好由我勉为其难。
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大会那天，安志文、杜润生、马洪、廖季立都来了。来了很多年轻人，王岐山、陈元、邓英淘。经济学界的一些名人，也来了，热热闹闹。成立会上，我讲了几句，大意是：“我们这个组织，内部关系需要民主，不可以专断。外部关系需要广泛团结，不可以排他。研究问题的方法，应该求实，从实际出发。提出的见解，力求创新，不必人云亦云。民主，团结，求实，创新，这八个字，可不可以作为我们办会的宗旨？”没有人反对，就这么定下来了。这是我为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们再开理事会，我没有参加过。
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存在和作用，历史会作出客观的评价。他们提出过一些意见，有些意见起了作用，有些意见没有被采纳，这都无所谓。提出了被否定的意见，必然也就同时启发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也是一种作用。我对陈一咨他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为了向十三大准备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央决定成立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组长是赵紫阳，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我和周杰、严家祺、贺光辉四人，被责成主持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但我们各有其他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一般只能每星期开一两次会，提出一些要求，安排一下工作。因此我们决定，从临时调集的研究人员中，确定两个人，来负责组织日常工作的运转：一个是陈一咨，另一个是中央办公厅的调研室副主任陈福今。
当时有人把这个办公室戏称为“总办公室”，因为它在执行研讨小组任务的同时，必须为中央有关各部的各专题研讨小组提供服务；在组织有关各方讨论问题的同时，办公室内部更得有所探讨；在反映社会各界对政改的要求的同时，还必须收集一些历史资料和国外资料提请各位领导同志参考。时间紧、责任重。我们没有给陈一咨和陈福今他们以任何名义，实际上，他们在办公室内起了秘书长的作用，合作得很好，工作井井有条，效率很高。
陈一咨做的大事，我做不出来！
我对陈一咨有一件事情不满意，我觉得他霸道。办公室日常开会，我一般不参加。一天，我走过会议室门口，听到里面陈一咨声音很大，在说：“不准你这样说话！”我进去了。我没有问（直到今天我仍然全然不知道）他在和谁争论什么问题。我只说：“一咨，你这样不对。我们研讨问题，不管什么人，什么意见，都可以说，错了也可以说。怎么能够‘不准你说话’？”陈一咨当时很激动，站起来说：“那我不干了！”我说：“好，你可以不干。”陈一咨当即坐了下来，过了一两分钟，他重新站起来说：“老鲍，我错了。”我说：“好，你们继续工作。”其他方面，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毛病。
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纳入了十三大报告，研讨小组任务完成了，研讨小组办公室也结束了。十三大后建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中央责成由我和周杰、贺光辉组建。我们三人商量，原来临时调到研讨小组办公室来的同志，凡是愿意留下的，一律留下，凡是愿意回原单位的，一律回去。我找大家，逐个征求意见。一咨和福今都愿意回原单位。这样，福今就回到中办；一咨则回体改所，当“闲云野鹤”去了。新成立的研究室，由陈群林和陈小鲁负责日常运转。说来也巧，全姓陈，研讨小组有老二陈，研究室有新二陈。
陈一咨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三所一会的那张传单。事先我完全不知道这份传单。也许是当天，也许是第二天，我从中南海回家，当时我住在木樨地二十四号楼。快到家的时候，有人向我车里塞进一张传单，是体改所、农村所、中信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对时局的分析和呼吁，要求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这篇宣言写得好。我认为这是陈一咨他们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值得载入史册。这是他们独立做出判断，独立组织三所一会起草的文件，符合宪法和党章，为当时的形势所必需。有人把我说成是这份传单的“后台”，对不起，我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有。陈一咨先生他们做的这件大事，我做不出来！
六四以后，陈一咨过着流亡者的生活。后来听说他身体很坏，我也很无奈。现在听说他要出回忆录，但愿能够顺利出版，顺利地流传到一切关心改革的读者的手中。一咨在海外那么长时间，手里没有什么材料，能够写出全面的回忆录来，很不容易。任何人的回忆，都不可能跟别人的回忆处处一致。没有关系，可以相互比较和对照。某些情况，他讲得也许比别人具体些，另一些情况，也许不如别人准确，这都是有可能的。历史就是这样，留在各人脑子里的印象，不见得是完全一样的。记忆跟客观事实不是一回事。所有人记忆的总体，也未必就是历史本身。任何人的回忆，都会受到个人的局限，受到当时见闻和观点的局限。记忆也会发生迭加、扭曲、变形。这都是可能的，没有什么。
我八十了，一咨该七十了吧？我希望一咨能够得到康复的条件，希望他能够继续做更多的事情。但愿一切因政治原因而受到歧视的公民，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二○一四年四月一日
（编者注：陈一咨先生因罹患癌症，于北京时间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上午六时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