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战斗力没有减弱
除了杨死张废以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这两个团体也基本瓦解。对于张杨两人来说，他们在西安事变后可谓得到了最坏的结局，用杨虎城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事情等于白搞了。但西安事变并非没有受益者，仍然有一些力量在事变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利益，第一就是中共，第二则是苏联，第三是地方军阀。
绝处逢生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在苏联的命令下，站在第三方调停者的角度，很快和国府达成了和平协定。事变以后，中共有三个强大力量的保护，国府再想消灭他们已经不现实了。
第一个力量就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由于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把自己定位为调停人的角色，从而得到了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认可甚至赞扬。而蒋介石宣布停止剿共以后，也就意味着国内战争的停止。
第二个力量就是苏联和英美法列强。苏联提出以数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中苏同盟换取中共的生存。苏联的力量远比日本要强大，所以蒋介石极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不过前提自然是在消灭中共以后。现在既然中共已经无法短期内消灭，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获取苏联的巨额援助和同盟，留住中共这个力量。
至于英美法等国都不希望中国继续内战，因为他们在东亚，东南亚，南亚都有大量的利益和殖民地。日本所谓的解放亚洲，无非也就是夺取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自己做奴隶主而已。英美法等国非常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和日本作战，从而拖住日本入侵他们势力范围的脚步。
所以西安事变中，这些列强都全力促进和平解决。
第三个力量自然就是中共自己。
在西安事变前期，红四方面军还没有到陕北的时候，4万多红军被不下40万之众的国军合围在陕北以保安县城为中心的狭小空间内。而蒋介石还同时调动全国30多万中央军开赴西北，准备一鼓作气消灭红军残部。
当时红军不但军事上处于绝对劣势，经济上也基本崩溃。毛泽东等人已经制定了从陕北突围的计划，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不过，第二次长征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毛泽东也曾很明白的说过：如果我们被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打败了，我们也可以继续打游击战，甚至可以去白区做地下工作，坚持斗争。
但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包围红军的两个主要力量就是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迅速将部队撤走，于是这个包围圈等于彻底被打破，加上张杨把他们控制的包括延安在内的整个陕北区域，几乎完全交给了中共。这等于放鱼入大海，再想短期内消灭红军几乎是不可能的。
加上西安事变这段期间内，红军得到了近一个月的休整期，也得到了张杨大量的军火和经济上的援助，实力有着相当大的增强。此时红军序列中已经有了身经百战的6万多人，战斗力不可小视，至少想在三个月将他们消灭是相当的不容易。
而蒋介石在当时迫于国际国内压力，除非能够短时间内击破红军将其消灭，不然的话，国内国外，党内党外一致起来反对他。所以，蒋介石显然是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最强势的弱势者
因为有了以上的保护，中共和红军的位置其实相当巩固。他们从西安事变开始，就连续不断和国府进行了数次谈判。
而国府这边其实早已经被迫同意了所谓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且在1937年2月21日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共产党人输诚受命”，通过相当著名的《根绝赤祸案》，制定了国共合作的基本路线。
这个《根绝赤祸案》是对中共有着极大意义的一个政策。它制定了四点原则：
1、一国的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从无一个国家会允许主义绝不相容的军队同时存在。所以必须彻底取消所谓的红军，以及以红军名义存在的其他武装力量。
这也就是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政策基础。
2、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世界上任何国家，决不允许一国之内存在两种政权。所以必须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以及其他破坏统一的一切组织。
这也就是取消苏区的政策基础。当时的红军其实并不承认国民政府，他们早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也就是国中之国，当时全国各大苏区都是这个政府的一部分，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3、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主旨的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也和我们人民生存和社会生活极端向背，所以必须取消一切赤化宣传。
这也是必须停止信仰马列主义，一律信仰三民主义的政策根源。
4、阶级斗争以一个阶级利益为本，这种方法将社会分成种种对立阶级，使他们互相仇杀，必将出现社会动荡和人民的暴动流血，所以必须停止阶级斗争。
这也是必须停止阶级斗争，土地革命等的理论基础。
1937年3月12日，中共正式接受中国国民党的《根绝赤祸案》。
中共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军，佩戴国军徽章，由国军给予番号和军衔，名义受蒋介石领导；也同意将陕北苏区改名为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甚至同意暂停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但面对军队和地盘的问题，中共丝毫没有让步。
双方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进行了多达五次正式谈判。
国府先是提出了陕北苏区全部取消，由国府派官员控制该地域，建立国府的地方政权，但可以容留红军家属和其他非战斗人员。另外，国府提出红军只可以保持2个师共8个团约2万人的编制，师长可以由红军军官担任，但连长以上军官全部由国府任命，毛泽东朱德还必须出国。
这实际是国府的漫天要价，他知道中共不可能同意，只是开价高一点方便之后的谈判。
针对国府的要求，中共方面的要价也丝毫不示弱。他们要求首先苏区必须完全保持原样，国府不得派任何官员就职，不得干涉苏区政府的行政。
其次红军必须保持4个军、12个师、36个旅、共100多个团的编制。所有军官必须由红军任命，不容许任何国军军官进入。毛泽东朱德绝对不会离开红军。
另外，苏区和军队的所有军费行政费由国府提供。
对于这种要求，国府也是大吃一惊。如果这样操作，等于红军兵力和地盘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
以他们上报的编制来说，至少有20多万的兵力编制。以红军现有6万多人来算，等于默认红军扩大4倍，还要由国府提供军费，这如何得了。
双方又激烈谈判了几次，有一定的进展，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到了1937年3月8日，蒋介石同意朱毛可以不出国，红军保持4个师12个旅共24个团的编制，也就是约5万人，等于基本保留现有红军的6万多部队，军官也全部由红军军官担任。但蒋介石决定红军师以上不能设总指挥部，每个师还必须交由国军各战区司令使用。这样做也就是将红军分散开，削弱他们的力量，不让他们有统一的指挥。
对这点，中共自然是无法同意的。
除此以外，蒋介石还要求红军内部必须取消政委制度（政委是保证共产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也是军队中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人），这点中共倒是同意了。
政委制度是所谓党指挥枪的最重要的制度，也是苏联和中共保证军队效忠党的最主要的手段。政委在当时的军队中权力是很大的，也享有最高的否决权。也就是说，一个师的师长决定什么，只要师政委认为不合适，他一票就否决了。
所以在蒋介石看来，只要红军部队还保持政委，那么还算什么国军，肯定是效忠中共的部队，等于还是半个敌人。所以必须取消政委制度，这几乎是蒋介石后期唯一坚持的了。
除了这些以外，中共方面承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取消红军名义，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统一指挥。但其编制人员的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由国府提供（按照乙种师供给）。
由此，国府按月给八路局新四军提供经费和补给，直到黄桥事变和皖南事变后双方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基本停止。
在事变之前，国民政府虽然因为国共一些武装冲突暂缓或者扣发经费，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少过八路军新四军一分钱。
国府每月按照三个师的编制发给八路军军饷60万元，军饷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领取。除此之外，还发放一些犒劳费、河防工事费、枪支弹药、服装药品，每月面粉1万袋，还有大米等，一起运到延安。
如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央军委从国军后勤部门领到4.5万套单、棉军衣，以及帽子、皮带、绑腿、挂包、军毯、子弹带等成品，八路军正规军三个师4万多人每人从头到脚都换了一遍。
当年陕北苏区十分贫穷，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出产，却还要养着在此处的8万多留守部队和中共各种非战斗人员，自然是无力支撑的。陕北苏区，也就是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主要靠国府的支持和拨款。国民政府拨付给陕甘宁边区的军饷每年都在四五百万元法币，几乎相当于边区全年的财政收入。特别是1937和1938年，拨付的经费远远超过了边区全年的财政收入。
著名的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在1938年从国府领取了该师当月军费6万元，然后自己截留了3万元，随即默默离开了115师回老家的乡下隐居去了。这也是历史的迷雾之一，不过这也从侧面说明国府提供给八路军的军费还是按时的。
抗战初期6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是一笔巨款了。周昆私自带走的3万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一般的大地主土豪什么的，绝对拿不出这个数目。要知道在1938年，中国普通工人、店员每月的工资也就在法币20到25元之间。
除了周昆以外，1940年4月20日，一支400多人的八路军奉命去西安领取军饷。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将拖欠八路军8个月的军费一次性发给他们（1939年八路军在河北多次出兵打垮了国军游击武装3万多人，国府震怒之下命令暂停给八路军的军费），最终八路军来领钱的部队一共领到442万元巨款。
为了方便八路军运输，蒋鼎文下令给他们当时最大面额的纸币，这也足足装了130多麻袋，堆起来就像一座小山。蒋鼎文又安排了17辆卡车给他们搬运，还派出了2个连的国军士兵一路护卫。路上经历很多困难险阻，在7月20日才送到山西的八路军总部。
除了国府的拨款以外，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国家的军队，也收到了很多各方面的捐款。8 年中八路军总部收到捐款总计为881万元，慰劳款180 万元，总数近1000万元。
至于武器弹药上，主要由各战区补充。八路军新四军所在战区武器弹药本来就不足，所以八路军新四军这方面比较缺乏。其实又岂止八路军新四军如此，除了抗战后期在缅北的远征军以外，国军中根本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武器弹药是充足的，连当时最为主力的抗日铁军74军都是这样。当时中国军工生产能力极为有限，外援的新疆线路被苏联背信弃义的封死，只能依靠一条时断时续的滇缅公路穿过缅甸，云南长达数千公里的山路将少量武器弹药送到前线，稍后连滇缅公路都被日军封锁（日军占领缅甸），后期只能依靠驼峰航线冒着巨大危险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来运输，几年期间仅仅美国飞行员就死了1500多人，损失了500多架飞机。
而运输来的武器弹药，也只能满足几个师的需要，当时中国在抗战刚刚爆发的时候也有200多个师的作战部队，真是杯水车薪啊。
再加上，国府实则并不允许八路军和新四军自行发展，始终给他们一个集团军，一个军不到10万人的补给。而对于后期发展到正规军总数超过百万的八路军新四军来说，自然也是不可能够的。
不过国府对八路军新四军还是给予一定程度的武器弹药补偿。如林彪被晋军新兵误伤后，国军第二战区司令卫立煌为了表示歉意，拨给八路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也曾提供给八路军一批冲锋枪和相当数量的弹药。
八路军新四军从国府得到的武器弹药自然是不能满足作战需要的。加上他们身处敌后，即使国府拨给大量武器弹药，又如何运输过来。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武器弹药主要依靠打扫大规模会战的战场，打击伪军和国军游击部队，以及依靠自己的兵工厂制造。
此时中共还做了一个让步，他们宣布同意取消政委制度，由国军派政训员来担任。但中共决不允许每个师分别使用，必须由中共建立师以上的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师。
虽然有较大分歧，但基本上确定了双方军事合作的基础，历史上称为三八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