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鼎鼎的孙铭九，华清池捉蒋的愤青英雄，后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解放后，孙铭九受聘担任了上海市政府参事。
西安事变的第一个高潮自然是临潼捉蒋，第二个高潮是张学良放蒋，第三个高潮则是二二流血事件，三个高潮以后西安事变落幕。二二事变大家也许不太清楚，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某些政治因素，大陆的教材中一般不提这个内容。
所谓二二事变就是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和十七路军的主战派宋文梅，王劲哉等人勾结，利用杨虎城的犹豫，下手杀死了东北军主和派的王以哲军长，交通处处长蒋斌等人，要求立即和中央军决战。此举导致东北军其他几个军长义愤填膺，认为杨虎城和中共纵容少壮派使用杀人的手段威逼东北军打仗。由此，东北军几个军长先后宣布归顺南京政府，一部分投靠中央，一部分甚至率兵向西安进攻。由此东北军彻底瓦解，杨虎城十七路军仅剩的3万多人独木难支，也只得投降给中央军，杨本人被迫出国离开军队，西安事变由此结束。
根源在东北军制度上
二二事变爆发的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东北军内部由来已久的内部分歧和激烈斗争，第二就是杨虎城对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上的犹豫态度。
东北军是一个军阀团体，传承军阀团体的特点，其内部问题极多，而且极其严重。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东北军就类似于现在的一些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些单位的内部斗争极为激烈，内耗严重，由此导致它们的竞争力都非常差。除了国家强力扶持的少数企业或者垄断的部分企业以外，一旦让其自负盈亏，投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再庞大的公司必然瞬间就完蛋。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制度的原因。
作为这样的公司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完全独裁的人事制度，虽然可能会装一装民主的样子，但实际上，每一级官员，干部都是一个小独裁者，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招一批手下。这些手下的头等因素就是不能有机会取代他的位置，另外就是需要听话，至于能力如何是次要的，甚至不予考虑的。
为什么这样做呢？
在于他们的位子来之不易，很多都是没有能力之徒或者无耻之徒，只是依靠机遇，行贿，裙带关系，溜须拍马，甚至赔领导上床做孙子才得来了今天的位置。花费如此大的心血和代价，自身又没什么本事，自然不允许别人有机会取代他，也不允许有部下能公然和他作对。
由此一个国企几乎从上到下都是这样，这也导致有才能但不怎么听话的人被压制排挤冷遇，最终不是辞职就是改变自己同流合污，也使得整个企业大部分人都是平庸之辈，只依靠搞好上下级关系度日，平时则用同样的手段打压下级，乐于昏昏度日，大捞油水。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企业？和张学良杨虎城的两个团体一样，国家需要机关和国企来保持国家的稳定，更不希望一些最有油水的领域落入民间。
这样的企业又怎么可能有竞争力？一旦独特地位被取消，它们自然一败涂地，甚至不用别的企业来对付它们，自己就搞垮自己了。如果企业是这样制度和模式，企业就会垮。国家是这样制度和模式，国家就会垮。
东北军也就是这样，所以它自然也会垮。
东北军表面上是东北军，奉军，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国家军队（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曾经被国际社会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但其实不过是张学良父子的私人雇佣军，可以称作张家军。
张家父子治理东北军第一点要素，就是听话，第二要素就是独裁。
东北军内部是非常独裁的，根本没什么民主可言，基本是张家父子说什么是什么，它们甚至可以随意处死部下。整个军队内部等级森严，也就是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团长利用手中权力压迫自己手下的一个营长，折腾的让其生不如死是很容易的，而只要这个团长能笼络好上一级的师长，那么无论他怎么做，也不会有人管他。
这样制度上不合理，自然不得人心，引起下级的强烈反对，那要靠什么树立独裁的权威呢？自然是威压和利诱。一方面给予威吓（各种军事条例，东北军还保持着打军棍的体罚），一方面给予大量的钱权进行笼络（东北军营长以上的军官待遇都相当好，师长军长更是比地方市长甚至省长更嚣张的角色）。
真正有骨气有思想的人自然不会屈服这种蛮不讲理的压制，他们不是离开就是压抑自己的愤怒等待时机，所以东北军的人才流失非常严重，而内部矛盾也由来已久。
至于听话上来说，张学良父子为了保证自己的位置，除了刻意不让东北军中存在第二个可以统领全军的领袖人物以外，还故意让东北军掌握实权的军长师长之间不和内斗，搞出很多个山头和派别来。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是自毁长城，其实这也是军阀的老手段，军官们自己一内斗就自然无力团结起来反对张氏父子的统治地位。
由于张氏父子的刻意让其部下分裂和内斗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东北军内部矛盾极深，根子也在几十年前。
在张作霖时期就有军校派的郭松龄愤然反叛，差点打下张作霖的老巢奉天，大大伤了东北军的元气。就是因为郭松龄被另一派排挤的太厉害，多次立了大功却被剥夺了兵权甚至被暗杀，逼得他不反不行。
而张学良刚刚上台就立即杀死了东北军当时最厉害的大将杨宇霆，因为杨宇霆功高盖主，也是当时除了张学良以外，唯一一个可以统帅东北军的人。张学良绝对不容许别人有机会取代他，所以在杨宇霆并没有什么罪责的情况下，将其残忍的乱枪打死。
杀死杨宇霆以后，东北军内部仍然有着很大的内斗，除了张作霖的老臣一派，还有张学良扶持的新军官派。除了新老派的斗争，东北军内地域派的斗争也很激烈，各省甚至各地区的军官抱成一团。另外还有军校派，行伍派的划分，保定系和东北讲武堂系的划分，各种派别壁垒森严，斗争不止。
到了918事变以后，张学良认为父亲留下的老臣功劳大，基本都控制一省的地盘，有军队有威望，也有可能取代他，所以刻意扶持新派将老派打压消灭。随着对日本的作战，如老臣张作相，汤玉麟等人不是辞职，就是被解职。张景惠，臧式毅等老臣投降日本，总之老臣一派基本瓦解了，仅剩下老派中资历最浅的万福麟一人。万福麟在1928年仅仅担任一个黑龙江保安副司令，中将军衔。当时张作相，汤玉麟等人早已是统治一省的省主席了。后张学良在皇姑屯事变以后，刚开始亲政期一段时间内重用万福麟，将其提拔为黑龙江省主席。不过之后万就不怎么受重用，长期带领一个军驻扎河北，察哈尔一带，远不如新派的王以哲，何柱国等权势大。张后期也安排新派军官黄显声试图取代万的军长职务，此举导致万福麟在西安事变开始以后迅速倒戈南京政府。
老派被消灭以后，剩下的就是张学良一手提拔起来的新军官，如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人。其中于学忠虽然年纪很大，但不过是1928年刚从直系倒戈到奉系的，等于在东北军还没有8年时间，因此从仕途上来说仍然属于新派。
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原本都是张学良的亲信，其中王以哲还是张学良的卫队长，是张学良的自己人，远比老臣容易使用。
可惜军阀毕竟是军阀，就如同上面说的国有企业那样。这些人溜须拍马，没有廉耻尊严往上爬的代价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俄罗斯总统说：大家都知道做公务员是很无聊的，很多人在政府内工作了30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但俄罗斯青年现在踊跃当官，20岁的人去干原来40岁人做的无聊事情，说明什么？这恰恰说明了俄罗斯官场是腐败的。
中国的国企从上到下，只要是个官，或者手上多少管点钱物的基本人人都是捞，高层几千万上亿的大捞，中层几十万几百万的小捞，连最底层的清洁工也把洗手液，卫生纸往家里带。他们对企业的死活根本无所谓，企业垮不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反正有国家支持一下子垮不了，等到垮了自己早已捞足了。这些企业说到底其实还是老百姓纳税的钱创造的，其实这些蛀虫也就是在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
所以说这种制度是企业的癌症也是社会的癌症，这种制度自然也是东北军的癌症。
这些东北军新派军官上台以后不过短短5，6年的时间就变得和之前的老派一样。他们除了都听从张学良的命令以外，就是全力搞自己的小团体，扶持自己的势力。在自己的部队里，他们就是小张学良，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而听命于张学良也不见得就是忠心，而是张有权利撤换他们，他们要保证自己的位置，对张的命令也是逐步阳奉阴违。
张学良深感这些新军官腐化太快，开始不听从指挥，开始准备培植新的军官将他们取代，这些新军官也就是孙铭久，应德田等所谓的少壮派。
张秘密建立了法西斯组织抗日同志会，其本质就是培养出像红军干部那种新军官，以区别于军阀军官，所以这个组织也吸纳了一些共产党员。
至于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高福源等人目前都是少将，上校一级的中低级军官，也都是张从马仔，警卫员，学生等普通人中提拔上来的，张对他们有知遇之恩，所以这些人对张相对比较忠心。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经开始了新军官的替代工作，诸如提拔了105师师长刘多荃（105师实则是一个军的兵力），将黄显声任命为57军军长（后在王以哲等人的反对下没能实现），将高福源任命为105师1旅旅长（本来是团长）。
除此以外抗日同志会的董英斌，常恩多，霍守义，吴克仁等等基本也都是军师一级军官，
本来还计划由孙铭久担任未来东北军人事任免的总负责人（这个位子可是非常重要），重点提拔应德田，苗剑秋等年轻军官，完全取代于学忠，万福麟等老军官。
可惜蒋介石步步紧逼，最终西安事变很快爆发，少壮派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东北军中担任要职。
虽然少壮派掌握实权的人不多，但两派的斗争已经形成，元老派自然不愿意放弃权力，而少壮派有张学良撑腰更是肆无忌惮。
西安事变之前少壮派和元老派的斗争本来就已经很剧烈，为了一个缪澄流还是黄显声担任57军军长的事情，双方就几乎撕破脸皮。最终由王以哲他们支持的缪澄流担任该军军长，但王以哲军长被迫辞去了王曲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职务作为交换，这个职务让给了少壮派支持的黄显声。
本来少壮派的形势一片大好，只要张学良能够再统治东北军1，2年，他们估计都会是军长师长的职务，元老派大部分都会像之前张作霖的老臣一样被清除掉。
可惜此时张学良突然陪同蒋介石去南京请罪，随后被软禁，这样一来少壮派就彻底傻眼了。
蒋介石武力威逼加政治压迫，要求东北军接受甲案或者乙案。无论甲案或者乙案都是所谓和平解决，也就是东北军放弃要求张学良回来的主张，把部队开到甘肃或者河南安徽去。
这个方案对于元老派可能比较容易接受。他们中间的王以哲军长等人其实也是很关心张学良的安危的，不过他们政治军事经验丰富，知道目前看来张学良绝对不会被释放，如果不同意甲案乙案难免要和中央军打仗。按照双方力量对比，东北军在内无红军帮助，外无苏联支持的情况下，以十几万战斗力低下的军队和40万中央军一战是必败无疑的。
如果东北军能够保存下来，而且仍然十几万人抱成一团，说不定将来老蒋有可能派张学良回来以服众。但如果随意开战把东北军打光了或者打散了，张学良就再也没有利用的价值，自然绝对不可能被放回来。
所以王以哲等人认为现阶段不能打，这不是不管张学良死活，正是为了救少帅。
而另外的如于学忠等人则和王以哲的态度一致，想法却大大的不同。于学忠在西安事变之后就派出特使去向南京政府输诚，有归顺的意思。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在张学良手下做个军长，同在蒋介石手下做个军长，根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一样是统帅自己的部队，一样接受上级给的军费。他们一样会保证自己的位置，而且待遇会更好（中央军军费是东北军同类部队的三倍）。
军阀的军官由于制度原因，他们对上一级本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忠心，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张学良在这里，这些军官迫于压力自然要效忠他。现在张学良已经被软禁，看起来不会被释放，那么这几个军长首先要为自己考虑考虑，这也是军阀的特点。所以他们也主张和平解决，接受甲案或者乙案。
同时，还有个畏惧处分的情况。如于学忠，何柱国等人在西安事变里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于学忠在甘肃兰州消灭中央势力，也造成中央军数百人死伤，还直接枪毙了两个中央军团长。何柱国之前和红军达成默契打假仗。而王以哲干脆直接参与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谈判。这些罪状不是通敌罪就是叛乱罪。一旦坚持打仗，最终东北军被中央军打败而束手就擒，这几个军长按照这些罪名怕是都没有好下场。
而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经说过只要接受甲案乙案就不处理这些有罪的军官，东北军的军长们多少也考虑了这点。
可惜此时少壮派就不能同意元老派的意见，道理很简单，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元老派完全不同。他们自身其实在东北军内没什么太大的力量，力量基本都在元老派手中。而之前他们之所以嚣张，是因为有一个唯一的领袖张学良扶持他们，元老派不敢不听。他们所有的辉煌前途，美好的未来都是建立在张学良还在东北军的情况下，现在张学良被软禁，他们的期望就瞬间灰飞烟灭。张学良去南京被软禁以后，孙铭久就惊恐地问东北军高级幕僚高崇民：高大哥，西安事变完蛋了，我们要怎么办？
少壮派和元老派的矛盾很深，张学良在时可以通过他压制元老派，现在张不在了，这些少壮派中低级军官拿什么去和这些军长们叫板。要知道，孙铭久当时也只控制一个卫队营，不过1000多兵力，而东北军一个军至少2，3万人。一旦接受甲案乙案就等于放弃让张学良回来，那么再傻的人也知道，下面的东北军自然是这些掌握实权的军长们做主。这些军长本来就对少壮派非常不满，只是畏惧张学良的压力没敢彻底和他们翻脸，此时这些军长们掌权了，那还不抢着翻脸，少壮派必然遭受惨重打击。
他们中的孙铭久直接参与了捉蒋，应德田编写过很多反蒋的核心宣传资料，苗剑秋曾经当众骂蒋介石放屁，要给他几枪。这样看来，一旦和平解决，这些少壮派怕不是被处分导致坐牢枪毙啥的，也是要立马跑路了，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继续当个营长，秘书之类的小卒子，根本无足轻重。从美好前程的天堂，瞬间跌到残酷现实的地狱，这些人自然不愿意束手待毙。
而他们自知没有掌握整个东北军的兵权，也就无法控制几个军长的行为。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扭转局面，就是希望张学良回来主持大局。而如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自然是回不来的。那么想让张学良回来，貌似只有打这一条路。
所以从张学良一走，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冲突就激烈的开始，愈演愈烈。
少壮派联络东北军中低级军官，打着一定要营救张学良的旗号，要求和中央军决战。
这个旗号很有用，就像街上卑鄙无耻的小混混都要表面上讲义气，军阀部队里面所谓忠心虽然没什么人做，但面上还是要装一装的，不然将来就没办法混了。在当时，即使最坚决的元老派王以哲，何柱国也不敢冒着不管少帅死活的名声，所以少壮派一度气势如虹。
可惜少壮派终究属于东北军的一个薄弱力量，他们没有什么武装，仅在西安城内有约一个特务团的兵力。这样一点兵力想在十七路军布下9个团兵力的控制下杀人，显然是不可能的。
杨虎城的态度很重要
此时就要说说杨虎城的态度了。
杨虎城在初期同意执行甲案，是因为中央军大兵压境，要求27日之前答复，否则就出兵。如果不同意，双方交战，估计十七路军立即就会溃败，用杨自己的话来说：前线部队最多坚持3天。
如果十七路军一下子被中央军消灭了，那杨虎城就再也没有一点本钱和蒋介石谈判了。
所以同意甲案只是权宜之计，实则杨虎城对甲案是极为不满和惊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