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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一功臣

士兵和劳工挖战壕,构筑工事,1937年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讲话,中国抗日卫国战争全面爆发。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能不再一次深思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当然没有例外。1939年再版的林着《中国人》修订本第十章“中日战争之我见”,正是林语堂对中华民国、对蒋介石、对时局思考的浓缩,即使在今天也发人深省、颇值一阅。

林语堂对战前的民国有一个概括:“战前的年代也正好是中华民族的内部建设搞得最好、国家最有希望的时期”,“战争爆发前的十一年间,他(蒋)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

中华民国在建立之初,即面临一些极为困难的问题:旧的价值观念刚刚消失,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取而代之。在皇朝统治崩溃之时,庞大的民国也被自身的重量所压迫,被军阀割据和统治各省的土皇帝所取代。从民国初年开始,政府就不得不面对连连战乱,军阀和苏祸并起,使得当时的人心和现实呈现双重乱相。对于民国面临的困难,林语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民国持现实主义的态度,但又不乏信心。这与那些对民国吹毛求疵者是截然不同的,苛责民国的人往往受到自己私欲的引导,某些势力还千方百计地寻找和制造借口,无孔不入地以暴力和谎言造成社会动荡,以求摇撼国民政府的基础。

但是,即使在这样一种险恶情形下,中华民国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已非往昔可比:“学校和学院的纷纷设立,书报发行量的稳步增长,公路和铁路的飞速发展,妇女地位提高和妇女参与政治,统一的民族语言普遍流行,‘厘金’税的裁撤,财政金融的巩固和加强,腐化堕落逐步得到铲除。最重要的是,人们有了全新的精神面貌,充满希望,不遗余力,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有迫不及待地重建家园的愿望。北京政权与南京政府相比,在国家财政管理上的差别是再大不过的了。北京政权经常拖欠其官员、教师和外交官的薪水,每月都有花招;而南京政府却能投资成千上万到公众、建筑、广播电台、码头、卫生检疫船、体操房、体育馆、公路和铁路,单是科学研究一项,每月就要投资十万美元……有一段时间,我能够在南京内阁成员里数出三位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一个地理学教授,一个经济学教授,两人都曾留学德国;另一位专攻教育学的校长和教授,早年留学美国。”林语堂认为,“这种进步无疑要归功于存在了十年之久的稳定政府”。

生活在当年的中华民国,也不用担心传统的丢失。“我太自信于中国的种族性格和民族遗产,所以并不担心它们将来会失去”,当然,这也因为中国的传统有着旺盛生命力,“中国的历史已经表明中国文化具有旺盛的不寻常的生命力,任凭各个不同时代政治上的冲击,它都没有失去其自身的连续性”。那时中华民国的百姓是“勤勉辛劳”的,且又不失“容忍”、“老实”、“和气”的性情。老百姓富有“温良、忍耐、谦逊”的品德。民国实际上艰难地维护了传统的美善,较之今日丧失殆尽的情形,令人感叹不已。

林语堂认为,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是“第一个强大的、团结的、现代化的、能够力挽狂澜的中国政府”,这是颇具历史眼光和现实洞察力的见解,其中富含着传统睿智和时代精神。在全面抗战爆发之时,“蒋和国民党政府已为一个现代国家奠定了基础”。其实,这也是抗战的基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不过,林语堂认为,“事实上,从日本的角度讲,战争应该再提前两年开始,从中国角度讲,应该再晚两年”。因此,蒋介石此前的忍耐和镇静态度是很有必要的,忍耐和克制是为中国争取备战时间,为赢得这场战斗作准备。而且,“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心灵深处并不希望迫使自己占劣势的军队去同占优势的日军相撞”。蒋介石必须忍辱负重,不可对公众大肆张扬自己的抗日决心,否则的话,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胜算的把握是微乎其微的。蒋做到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当时也只有蒋能做到这一点。林又看到蒋介石极强的原则性,在一片怀疑的喧嚣声中肯定蒋决不会放弃抗战,因而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忍耐和拖延是必要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

林语堂对抗战的见解很精到,在民族的关键时刻且寄望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但是,1937年蒋介石庐山讲话之前,浮躁的学生和某些民众不能理解蒋的忍耐,苏共则在期间兴风作浪,一心期待战争早点打响,以图转移日本对苏联的战争。在牯岭俯身写作的林语堂,却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了若干切身感受:“牯岭附近的庐山,那个时候,有一个夏季军事训练团,从全国各地召来的军官在这里接受总司令亲自指导的政治训练。整个夏天,总司令每天都接连几个小时地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大讲特讲抵抗的必要性,装备条件的悬殊,以及民族自己的准备。所有的官员都心悦诚服地回到自己的地方军队里。”庐山讲话之后,蒋介石领导全国军民挺身而出,中国将进行一场持久的、浴血的反侵略恶战。林语堂写道:“他是一个伟人,天堂里没有抽象的原则要他去机械地遵守,他也不能被说成是看错了时机。”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是一位品德高尚的领导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林一直注意观察蒋介石,他看到,中日战争爆发之际,“在南京,有一个远东高明的棋手坐镇,他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棋手之一”,因此,“日本很快就发现它的唯一目标是‘摧毁蒋介石’”。这是一位真心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抗战领袖,林语堂在书中写道:“我认为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当时形势的。”国难当头,林对当时中国的新民族主义潮流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胜利将是“新的民族精神大放光彩”的结果。这个新民族主义反映着现代化、进步、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其中,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但是,新民族主义却不是战争的产物,“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战争面前正当上升趋势,并已成了日本人的一场恶梦,因而日本不得不在这个民族主义完全形成之前就抢先进攻,要不然它的大东亚帝国的美梦就会成为一枕黄粱”。可以把新民族主义看成是林语堂在当时形势下,对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诠释和解读。

抗日的国策是持久战,应当避免日军孜孜以求的决战,在长期的消耗战中歼灭日军。林对此深为理解、充分同情,赞同蒋的战略观点:不能仓促地打,尤其不能匆忙地决战。

林以为战后中国必然会建成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将会主导这个政府,而左派将在中式民主制度下约束国民政府。这个预测当然落空了。

不过从长远来说,关于民主的预言还是会实现的,因为中国最终必将以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虽然林语堂此后没有看到一个统一而富强、民主又自由的中华民国,但就在抗战期间,却亲历了废除了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中华第一功臣,正是他充分理解与热情尊崇的蒋介石。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美英中三国成为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战友。罗斯福曾致电蒋介石称:“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艰苦持久抗战,已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钦佩。中国的大国地位也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公认。但是,美英等国在清朝末年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仍未废除,这就大大妨碍了中国与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更认为中国是“联合国家宣言”首先签字的四国之一,只有尽早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能适应中国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符合联合国家进行战争的目标。为此,国民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2年3月派出外交部长宋子文到美国,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希望立即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迫切要求,并争取与洽谈美援。9月2日,国民政府派魏道明替换胡适为驻美大使,魏立即衔命由重庆飞赴华盛顿,以促成尽快签订新约。在随后中美谈判中,国民政府都提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的要求,努力争取尽早废除不平等条约。

1942年10月9日,在两大阵营激烈交战之际,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分别通知中国驻美、驻英大使,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它有关特权。

中美、中英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改订新约问题,达成协议。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和换文”,由魏道明和赫尔代表两国在华盛顿签字;同日,“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条约与换文”由宋子文、薛穆、黎吉生,代表两国在陪都重庆签字,上述两约通常简称“中美平等新约”和“中英平等新约”。

中美、中英新约强调:中美、中英是平等的主权国家,缔约双方重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并愿共同致力促进人类平等关系的发展。中美新约共有八条,主要内容有:

(一)废除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关闭在华美国法院及领事法庭。美国公民在中国,按国际法受中国政府管辖。

(二)废除“辛丑条约”,终止其给美国的特权。美国愿协助中国与其他有关政府成立必要协定,将北平使馆租界区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租界区之一切官有资产与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

(三)美国同意终止在上海、厦门租界特权。美国愿意协助中国与其它有关各国政府成立必要之协定,将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连同官有资产官有义务,移交于中华民国。

(四)美国放弃关于在中国通商口岸制度的一切现行条约权利,废除使用外国人引水等特权。

(五)美国放弃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水的特权,中美两国军舰互访,应照国际惯例相互给予优礼。

(六)美国放弃给予美国船舶在中国领水内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的特权。

条约还规定新约未涉及的问题,如有影响中国主权者,应由中美两国政府代表会商,依照普遍承认的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例解决之。中英平等新约基本与中美平等新约内容一致。

在美英两国的促动下,其他国家都与之仿效。此后,中国陆续与其他全部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约。原外国列强强加中国之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中英、中美平等新约的签订,是反法西斯阵营中和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大事。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订立新约。2月4日,陪都国民政府批准新约,并决定举行庆祝中美中英新约3天。从2月5日起,陪都各界庆祝新约活动开始。各机关学校放假3天,举行集会,讲述建立平等新约的意义。工厂停工一日,商店、住户悬灯3日。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5日至7日全部安排播放庆祝新约的节目。陪都政府各系统大员,国民党元老、各界知名人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邵力子、于右任、张道藩、吴铁城、张治中、谢冰心等都相继发表了广播讲演。参政会连续举行茶话会,庆祝、座谈订立新约的意义。教育部指令各社教机构,利用音乐、戏剧、电影、演讲等方式,扩大庆祝活动。中美文化协会和联合国幻灯电影供应社合作,在夫子池新运服务社举办庆祝新约照片、幻灯片展览,自由参观,日夜开放。各报纷纷发表社论,共庆新约。

在这3天之中,陪都家家户户都悬旗结彩,喜气洋洋。各文艺团体在主要街道及广场,举办庆祝演出,观者如潮;街道两旁,广设高音喇叭,使庆祝活动有声有色。入夜,各团体、机关、学校举办化装演讲,艺术宣传,提灯游行。灯具上均写庆祝新约,同盟胜利,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立己立人等口号。新运总会还特制10幕庆约大型焰火。

群众一边观看焰火,一边高唱庆祝平等新约歌:

五十年革命流血,五年半作战牺牲,挣断了枷锁,唤回了汉魂,埋葬了沉重的历史,展开了民族的新生,正义已获得申张,神州已重睹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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