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斯大林曾经在抗战前对蒋介石说，你要想获得抗战胜利和人民的团结，就要下狠心处死400万人。但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是无法做到的，也不愿意去做。
到了1936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掌舵人，就起到了一个核心的作用，国民党各派勉强合作在一起，共同对付自己的敌人。
国民党内部无论汪精卫，何应钦，还是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根本没有一个人可以服众，也无法统治整个国家。这对于张杨来说，就是大好机会，也是唯一的败中求胜的办法。
同时，一旦捉住蒋介石，即使完全忠心于蒋介石一派的力量，由于投鼠忌器，恐怕也不敢全力进攻西安，军事作战上张杨可以有很大的优势。加上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有30万兵力，又有苏联的大力支持，西北联军和联合政府就可以长期存在，不拍中央军的威胁。
那么此时无论杀了蒋介石，长期囚禁，甚至逼迫蒋介石签订协定后将其放掉，也可以很好的保证张杨的生存。
但此举不是没有问题，捉蒋无异于犯上作乱，在过去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如果张杨捉蒋，无疑犯了滔天大罪，恐怕全国老百姓不会有多少人支持，列强出于自身利益也会反对他们（列强中除了日本，都不希望有个分裂的中国），非常可能成为全国人民的靶子，一些本来许诺帮助张杨的军阀迫于压力也会止步。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这一招。
捉蒋的一系列准备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这自然是假的。其实关于捉蒋，早在1936年8月间张学良就开始有了构思。当时张学良派心腹栗又文去新疆联系苏联，要求给予军事援助，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搞一个大型兵工厂。
几十年后栗又文回忆，当时栗在出发问张学良：如果委员长反对联共联苏怎么办？张学良说：那我就劝他。
深知蒋介石主张的栗不放心的又问：如果委员长不听，怎么办？张学良说：我就再劝。
栗又文心中认为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同意联共联苏，所以他又追问：如果他还是不听呢？张学良当场脸色铁青的一拍桌子说：那除非他不到我的部队里来！
可见，早在8月张学良就已经有了捉蒋的念头，但除了自己的绝对心腹栗又文，他显然还没有跟别人说过。
栗又文西安事变后投靠了中共，还做到吉林省省长。中共之后对张学良的定位非常高，这种明显对张学良不利的话，栗又文显然没有任何必要编造出来。而栗又文去苏联的时间也肯定是8月，在新疆面见了斯大林的特使苏联武官安德烈夫。
10月蒋介石亲自来西安督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他在王曲训话的时候，以苗剑秋为代表的抗日同志会会员就计划捉住他。张学良当时赶忙制止了苗剑秋的行为，这并不是说张没计划捉蒋，而是张不愿让苗这样的年轻人去蛮干。
稍后张学良联合阎锡山去洛阳给蒋介石祝寿，实际想说服蒋停止剿共。但蒋介石不为所动，甚至怒斥谁不剿共谁就是连汉奸都不如，张学良自知不可能说服蒋介石，非常沮丧，在当时看来就只能反蒋了。
从洛阳回到西安是11月初，张学良和杨虎城见面后说了洛阳的事情。杨虎城看到张学良如此绝望，终于说出了自己早想说的话。杨虎城说：现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是我身边那些小家伙的计策，蒋公来西安，我们就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听了这句话以后非常愕然，沉默不语，还露出惧色说：我们不是卖友求荣的人，这种计策我是做不到的。杨虎城随即讽刺他说：这是感情作用，以私忘公。张学良说：让我仔细思考思考。
现在看来，其实张学良和杨虎城就捉蒋一事早已经心照不宣，不然一向稳重的杨虎城绝对不可能冒险在张面前说这样的话。要知道，对于捉蒋的事情，杨虎城告知心腹孙蔚如，李兴中，孔从洲这三个人也只是事变之前几天。如果杨虎城没有看出张学良有捉蒋的意图，怕是怎么也不可能说出来。
至于张学良自己回忆什么愕然，什么沉默，现在看来恐怕也都是不真实的，也是文过饰非的说法。甚至张学良回忆说这段话的时间为从洛阳回来以后，也是值得怀疑的，但这种事情只有张杨两个人知道。
杨虎城早在1949年就被杀，这种事情也就死无对证，随便张怎么说都可以。杨虎城为什么这么说，在于他也早有这种想法。杨最初有捉蒋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又是谁给他出的主意，现在也都不得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杨虎城早在10月末和心腹51旅旅长赵寿山见面时候，赵就说：目前的形势，十分危急。是否考虑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杨虎城当时有些惊讶说：天大的事，我们敢干？之后杨虎城叮嘱赵寿山不要把这种话对别人说，要千万保密。
虽然和赵寿山面谈的时候，杨虎城并没有表示同意，但赵走后，杨虎城很高兴的同秘书和军师杜斌丞说：寿山变了！
可见，杨虎城从内心深处是赞同赵寿山的主张的。不管和赵寿山的谈话是不是杨虎城第一次考虑捉蒋，但显然早在10月，杨虎城就已经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杨虎城是个极为老辣的军阀，从一个蒲城普通农民出身，通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陕西王，如果不是能力超群，处事稳重，恐怕早就死了。对于捉蒋这一极为危险的办法，杨虎城自己显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0月29日前后，中共派在张学良身边的叶剑英和刘鼎发了一份急电，这份电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主要内容为：
蒋张会谈结果亟恶。蒋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谁以红军打(劝)他，他不准谁剿匪。此路已绝，张将无能作为。……此间人士对蒋之张主(主张)大为不满，正酝酿反对言论。……杨于也毅(也于谒)蒋时为提停止剿匪话碰钉子，及(至)今沉闷，有主驻蒋说。
这里面所谓驻蒋，也就是捉蒋的意思，换句话说，叶剑英和刘鼎已经明确知道张杨有捉蒋的意图。这种重大问题可不是小事，是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几十年，惊天动地的大事。如果单纯只是叶和刘听到的一些传闻，恐怕两人是绝对不敢告知中共中央的。
也就是说，叶剑英和刘鼎明确知道杨虎城有捉蒋的意图，这基本可以肯定，是张杨中至少一人明确向他们告知的。
另外根据叶剑英在晚年自传的回忆，在叶剑英离开西安之前（叶剑英11月5日奉命返回陕北汇报工作），张学良曾对他谈过准备发动事变的想法。当时时间已经是深夜，张学良突然找到叶剑英说：“这许多天我都没有睡觉，内战我是绝对不打。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法文coup d'état即政变的音译)。”叶剑英当时听到这句话以后，立即说此事事关重大，请少帅慎重，并且提出要向中共中央汇报。
总之，无论张杨到底什么时候相互摊牌，但至少在11月份两人已经有了捉蒋的意图，并且开始筹划。
到了11月，张杨彻底摊牌，虽然张学良之后并没有回忆他们对于捉蒋的准备工作，但显然这之后捉蒋已经放在日程中了，各种准备工作也随之进行。
11月中旬张学良安排部下赵新华开始调查西安城内所有中央军的人员和装备情况，以及他们办事处，兵营，仓库的详细情况。由于当时中央宪兵团不给赵新华调查，赵只得找到张学良的副官谭海开了个特别证明，才将中央军的情况调查清楚，显然这就是为捉蒋进行准备。
虽然准备捉蒋，但捉蒋的风险实在太大，搞不好就是掉脑袋，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招。在这段时间，张学良仍然想用尽一切办法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
因为张学良是剿共副总司令，他的东北军20万人全部靠中央拨款养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家养着他的东北军就是剿共用的，不打红军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可是如果蒋介石同意执行所谓联共抗日，那么中共就是朋友，无需去打。张学良也就不会因为和中共作战损失实力。况且在一致抗日的旗号下，蒋介石也有没有借口吃掉张杨，张杨的危险也就不存在了。
时间到了11月中旬，绥远抗战爆发，日本扶持伪军入侵绥远省，西北局势大变。张学良大喜过望，他感到机会来了，随即在11月27日向蒋介石提出去绥远参战。
张学良去绥远抗战，对他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首先，去抗日，也就平息了东北军内部巨大的抗日要求，凝聚了内部力量。当时由于张学良的多次煽动鼓吹，东北军一部分官兵已经被抗日思想发动起来。煽动这种事情，一旦做了，再想收手或者想很好的控制也就不可能的。
其次，一旦去抗日，也就意味着东北军不需要再去剿共，蒋介石也就没有借口消灭他们。当时绥远的敌人只是日本扶持的内蒙古伪军和土匪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日本政府已经公然宣布自己绝对不会参战，绥远事件为中国内政），兵力不多，战斗力也差，远远无法和红军相比。仅仅依靠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方的力量就可以将其击败，东北军去参战也不可能损失什么实力，反而脱离被消灭的危险。
再次，绥远和苏联控制的外蒙古接壤，一旦东北军到了绥远，就等于不费一枪一弹获得和苏联的联系，将来无论怎么样做都非常方便。相比红军损失近万人也没有成功的宁夏战役，这简直是天上落下来的馅饼。
最后，支援绥远抗战是个非常好听的事情，也可以给张学良落个好名声。
综上所述，这就是有名有利还可以摆脱现在的困境，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此时，这个难题就放到蒋介石的面前。根据蒋介石侍从回忆，蒋接到张学良的报告以后有了长时间的思考。如果此时放张学良去绥远，单纯就军事角度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傅作义的晋绥军在24日已经大败了入侵的伪军，取得百灵庙大捷，将王英大汉义军几乎歼灭，伪内蒙古军遭受重创，狼狈溃逃，实则绥远抗战已经结束。
当时作为后援的中央军汤恩伯13军尚且没有用上，东北军门炳岳的一个骑兵师也没有用上，还要东北军主力去绥远干什么呢？
再者，让东北军去绥远，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和东北军的激烈矛盾，得以全力消灭中共和杨虎城。但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已经是瓮中之鳖，土军阀一个，根本无足轻重。而东北军的20万大军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如果此时不借着大好机会消灭东北军，那不就等于从1935年到现在的2年多心血就白用了吗。此时是消灭东北军最后的时刻，如果放弃了这次机会，等于前功尽弃，将会后患无穷。
况且，蒋介石对于张学良的真实目的自然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让张学良去绥远就等于放虎归山。
所以蒋介石犹豫再三，终于在12月3日回信给张学良，写了：时机尚未成熟几个字。
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
此时西安情况已经非常紧张，蒋介石经过在洛阳一个多月的准备，已经开始向张杨动手。11月底，蒋介石命令中央军全部做战前准备，同时任命了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次长职位担任前方各路总指挥。
张学良当时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按照道理来说这些任命都要经过他的批准，甚至需要他来任命。但蒋介石根本没有和张学良商量，其实就是表示一个意思，如果你不去剿共，就由我们来做。
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省内，分住在汉中，华阴，潼关一线，另外约有20多万大军在铁路沿线待命，随时可以开入陕西省，这就等于兵临城下，看起来是要摊牌了。
此时张杨都已经非常惊慌，他们知道危险迫在眉睫了，那么下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很简单，只有一条路，先拼命哀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如果蒋介石同意联共联苏抗日，也就解决了一切问题。
但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蒋介石还是不同意，那就要想办法让蒋介石再来西安，设法将其活捉。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要么就只能乖乖交出地盘和军队，也就等于交出权力了。
于是1936年12月3日，张学良再次由西安飞到洛阳，和蒋介石进行面谈。蒋已经大兵压境，如何再能同意张学良的主张，此次会谈自然没有结果。
期间张学良居然当场跪在蒋介石面前，要求蒋介石正视国家就要灭亡的现实，停止内战，这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张学良怎么说也是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现在居然下跪，看来也是逼急了。
蒋介石看到张下跪先是一惊，但听了张学良露骨的话后顿时大怒，没有等他把话说完就重重拍了桌子说：你放肆！张学良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委员长，请问你这样专制，听不得意见，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这一句话大大刺痛了蒋介石，他站起来怒斥道：好你个张学良，你太放肆，太狂妄了。全国只有你一个人，除了你张学良，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批评我。
说罢拂袖而去，会谈不欢而散。
张学良发现蒋介石无法改变态度以后，就开始设法让蒋去西安。他稍后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群情激奋为借口，要求蒋介石去西安。他对蒋说：西安将有变乱，情势迫不及待，请委员长亲自去安抚。
此时蒋介石也准备去西安彻底收拾张杨，在听到张学良的汇报以后没有起丝毫疑心，回答：我是要去的，你说军官不听你的，不愿意去剿匪，我大不了一天请一桌酒，一个个说服他们。
随即在12月4日，毫无防备的蒋介石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除了自己和随行秘书以外，他还带着新任命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诚，以及陈继承，朱绍良，邵元冲，万耀煌等中央大员一同前往。蒋介石本来还要再次带夫人宋美龄一同去，但宋此时因病在上海治疗，不能同行。
蒋介石此行只带了自己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十多名秘书和参谋，这些人都是没有武装的，有枪的只有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三十人。
也就是说蒋介石此行不拿枪的比拿枪的人还多。以这点人马前往东北军西北军不下五六万军队所在的西安，完全是送羊入虎口了。
由此，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就要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