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一死，再无人反对蒋介石的主张，由此彻底制定了之后的路线。
消灭张扬
两广事变在9月刚刚结束，中央军40万大军都在南方，北调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内只能进行准备工作。
1．军队的部属
蒋介石在两广事变结束后，除留一部监视广西，将三十个师共三十多万大军北调，全部集结在平汉铁路从武汉到郑州一线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陕西省边缘的一个城市）一线。只要蒋介石一声令下，这些部队立即可以上火车，几个小时到一两天可到达陕西省。再加上在陕北甘东围剿红军的中央军几个军约10多万人，蒋介石在陕甘可使用的总兵力不下40万之众，对于张扬在陕甘的20多万人是绰绰有余了。
除了部队以外，蒋介石命令在西安和兰州两地修建两处可以容纳100架战斗轰炸机的大型机场，以确立中央军空中的绝对优势。
2．强迫张扬和红军火拼
张扬和红军作战，无论谁胜谁负，对中央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果张扬愿意剿共，就让他们打头阵；如果不愿意，就先消灭张扬，再对付中共。
3．瓦解分化张扬阵营
争取张扬部下中高级军官的支持，用政治手段争取他们听从中央的命令。
9月初，杨虎城因病去上海治疗，拔掉了5颗坏牙，还被检查出有冠心病，只好留在上海治疗了一段时间。在上海期间，杨虎城住在虹桥疗养院，他还带着幕僚王炳南。这个王炳南不但是中共党员，还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虹桥疗养院也是著名红色分子杜重远保外就医的地方，杨虎城和杜重远多次见面，商讨一些联共抗日的细节问题。
10月14日，蒋介石邀请杨虎城到杭州见面，主要问了杨的病情，借此观察杨虎城的态度，看看其有没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
这主要是9月18日共产党控制的西救会和东救会在张扬的掩护下，发动了九一八9年纪念大会，有超过七万人参加游行。游行的人还直接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甚至还宣布组织西北五省抗日联军。张学良亲自和群众见面，并且宣布一定会率兵抗日。
10月10日，西救会和东救会又搞了各界群众大会，直接喊出联共抗日的口号。戴笠将这些资料报告到蒋介石处，蒋认为张扬和红军勾结已经很严重了。
但杨虎城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10月22日，蒋介石携宋美龄飞往西安，这是第一次西安之行。对于此行，戴笠有过建议，认为现在张扬态度不明，蒋介石不应该冒险去西安。但蒋介石根本没有想到有人敢于活捉国家元首，不过还是做了一些准备。他认为杨虎城是地头蛇，老军阀，不可靠，张学良和他私交极好，不可能背叛他。
所以蒋介石没有住在杨虎城十七路军控制的西安城内，而是住在离西安五十里外的临潼华清池，这里的守军是东北军。
到西安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先是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名义上的陕西省主席）夫妻陪同，游览了西安附近的秦陵，黄陵，周原，甚至还爬上了华山，骊山，终南山。
几天后，蒋介石认为气氛缓解的差不多了，于是分别向张扬告知了他制定的剿共计划，也就是让张扬率部处于剿共第一线。张扬两人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反蒋，自然不可能同意，两人已经商定以自己部队不愿意剿共为借口进行反对。
张学良性子比较直爽，他很干脆的表示不同意，并且说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说这是整个东北军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就算他愿意，东北军将士也不会愿意。
杨虎城没有公然反对，只是委婉的说他个人是服从蒋的，但他的部队反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如果剿共的话怕是没有士气，这是很值得忧虑的。
蒋介石对张扬说：你们说部下不想抗日，但我们身为军人。什么是军人，就是要服从上级命令。张扬再次拿出军队官兵抗日意志高涨的事情，说我们打内战实在调动不了部队，抗日则可以调动自如，锐不可挡。
蒋介石说：抗日之事就不要再说了。你们只要服从我就行了。至于官兵不愿意剿共的问题我来解决。
王曲训练团
10月26日，蒋介石亲自赶赴王曲军官训练团，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此受训的第三期学员，以及两军团长以上的军官进行训话。
但这个王曲军官训练团，本来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用于强化内部将领联共抗日思维的地方，其中还有很多抗日同志会的骨干，蒋介石此行的结果可想而知。
蒋介石讲话的主题也就是要求军官听从中央命令，首先消灭中共，然后再抗日。他说：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就是不孝，为国就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军人。
此时下面一些军官，尤其是抗日同志会的骨干非常不满。他们虽然被张学良叮嘱不能做出出格的事情，但仍然气愤不已。顿时台下出现一片咳嗽声，跺脚声。
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对，就语气更加强硬的说：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坚决制裁的。稍后他又说了一些消灭共产党的重要性，前后讲了大约三十分钟。
按照一般惯例，蒋介石应该与台下的将领一一握手。但此时台下情况已经很乱，张扬怕这些军官会有什么不理智的行动，赶忙宣布握手临时取消。
第二天，抗日同志会的骨干，张学良心腹，号称苗疯子的苗剑秋惹事了。苗和张学良的另一个心腹，副军长黄显声一番议论以后，感觉怒气难忍，就冲上讲台，对军官们进行演讲。苗剑秋大骂道：昨天有人让我们不去打日本而要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还有人说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点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这番话很快被特务告知蒋介石，蒋听了非常生气，他让晏道刚去找张学良（晏道刚是蒋派给张学良的参谋长），勒令张将苗剑秋逮捕法办。但苗剑秋是张学良的心腹，知道张的很多秘密，怎么可能交给中央的人。张学良赶忙安排苗剑秋到天津租界暂避，然后汇报说苗剑秋已经畏罪潜逃，此事不了了之。
此时抗日同志会的骨干，包括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一部分军官已经开始计划将蒋介石抓起来。张学良自然不愿意这些人打草惊蛇。他在当晚召集王曲主要军官谈话：大家要明白，蒋委员长的讲话针对的是我，不是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
实则是张让手下军官不要乱来！
蒋介石对王曲的遭遇早有预计，而且此次王曲之行并不是完全没有作用，还是争取到一些军官的支持，这些在之后的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
第二天蒋介石又和张学良谈了一番话，希望张能够率部剿共。张学良却当场拿出一份毛泽东的公开信，说应该顾及国家民族，接受中共提议，派代表去谈判停战抗日。
蒋介石忍无可忍，训斥张学良幼稚，连如此简单的统战手段也看不穿，这么容易就上了中共的圈套。张学良反唇相讥，双方不欢而散。
蒋介石在29日离开西安，飞往洛阳，在洛阳呆了一个多月。离开西安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学良如此无知，可谓我心病。
生日当天的争吵
蒋介石飞到洛阳是因为当时正好是他的五十大寿，中国人的五十岁生日是要隆重大办的。社会各界提议给蒋介石举行大的庆典，但是蒋介石认为此时内忧外患，搞这种劳民伤财的东西实在没有必要。
蒋介石不愿意回南京接受祝寿，就改到了洛阳办公。
在蒋介石大寿的时候，张学良联合阎锡山以祝寿为名面见蒋介石。此时张学良已经知道中共宁夏战役基本失败，开始全力争取阎锡山的支持，试图通过他控制的绥远省（和外蒙古接壤）获得苏联的援助。阎锡山此时也希望利用另外的力量对付日本和蒋介石对晋绥的威胁，双方表面上走到了一起。
结果就在蒋介石50大寿的当天，张学良和蒋又吵了一顿。
三个人刚说了几句，张学良就提到了抗日。蒋介石说：抗日，又是抗日，你讲了多少回了。你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产党就在你的身边，面前，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消灭远处的敌人。
蒋介石顿了一下又说：现在共匪已经成强弩之末，短期内不难消灭。一旦消灭共匪，我们就永绝后患，再回头对付日本是事半功倍的。张学良完全不理蒋介石的话，他继续陈述东北军的困境，说明将士不愿意打中共，也认为最大的敌人是日本。
蒋介石见说不通，就问阎锡山：百川，你认为最大敌人是谁？阎锡山回答说：我看还是日寇。学良讲停止内战，实行全民族抗日是很有道理的。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说法大为不满，知道张扬和阎锡山开始站在一边。他说：这样，你们就回答我一句话，到底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话讲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法说了。张学良阎锡山只好告辞走了。出去以后，阎锡山对张学良说：委员长一意孤行，固执己见，是说不通的。我回山西以后，部属我的军队做准备，希望你也做好自己的打算。
实际阎锡山是在提醒张学良要准备动手了。
这次争吵之后，11月1日中央军大部兵力已经赶向集结地，蒋介石也准备逐步向张扬摊牌了。
当天蒋介石去洛阳军分校阅兵。在对官兵演讲中，蒋介石表明提出联共的都是汉奸。他说：汉奸有两种，一种是无知识的低级汉奸，如李守信，王英，另外一种是有知识有组织的高等汉奸。他们出卖整个国家与民族，实为汉奸之最……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匪同声相应，甘心做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难道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了吗？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还有什么用处？连大汉奸殷汝耕都不如。
当时张学良站在一旁观礼，听到这番话以后，知道蒋是对自己说的，顿时手足无措，心灰意冷。周围的军官也都知道蒋介石说话的用意，纷纷偷看张学良。
在张学良记事以来，除了张作霖以外还从没人敢如此当面指责他。实则蒋介石是再次威逼张学良剿共，但按照当时的局势来说，张学良已经不可能听他的了。
就在双方矛盾一触即发之际，1936年11月13日，日本扶持的伪军王英所部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绥远省的兴和、红格尔图进攻，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急调主力部队给予迎头痛击，蒋介石也命令中央军汤恩伯的13军和炮兵部队赶赴绥远支持。由此绥远抗战爆发，西北形势顿时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