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
西安事变爆发七十年后的一天，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那特务净胡扯淡，正经事儿他也不知道。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CC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我见到戴笠时候说你们搞的什么特务，都是扯淡的特务”。可见，张学良在70年后仍然对特务恨之入骨，而且非常轻蔑，为什么这样？主要还是张学良认为自己和蒋介石关系之所以急剧恶化，就是因为特务在西安的工作。
陕西军统三杰之昏庸马志超
陕西从1930年开始就是杨虎城的地盘，直到1936年，中央的军事部队无法进入该省核心区域，所以中央在该省主要通过特务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
70年后的今天看当时军统中统的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有亮点，有效率，但是也有明显失职。所谓特工工作是以结果见输赢，不管过程如何，最终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捉，也就是特务工作失败的最好注解。
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头来说。
军统中统在西北的特务力量在全国来说，是很弱的。军统最初成立的时候力量还很弱，主要活动区域在上海南京长江三角洲一带。在1927年军统刚刚成立之后数年内（当时还叫做军事委员会密查组），当时没有正式的编制，也没有政府的固定拨款，直到1930年还全部依靠蒋介石的特别经费维持，规模有限。在蒋介石1927年宣布下野的时候，军统力量生活困难。当时的戴笠维持不了特务的生计，甚至被迫向上海黑帮大亨杜月笙借钱。所以，军统真正发展壮大还是之后的事情，尤其是抗战时期。
戴笠负责初期的军统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国际，也就是对日本和苏联的特务工作，第二是党派，也就是针对共产党，第三是党内也就是针对汪精卫等分裂势力和地方军阀。
而由于日本苏联主要在东北，华北，上海一带活动，而共产党主要也在南京，上海，江西一带活动，除了苏联在新疆有活动以外，都没有在西北的大规模活动。至于军阀势力，蒋介石当时最关注的是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军阀头子，而西北和西藏等地方是最不受关注的区域。
从1932 年到1933 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随着五次围剿的成功，红军被迫长征，而目标就是陕北苏区。蒋介石开始调整特工活动区域的重点。1935 年1 月1 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戴笠在1935年前后连续在陕西部署了三大特务力量，第一股就是西安省公安局长马志超。
马志超资历较老，是黄埔一期生，甘肃平凉人，但在陕西华阴长大。他毕业于陕西潼关县立高等小学，后经陕西籍的国民党大老于右任介绍加入国民党，并推荐他报考黄埔。毕业以后，马志超参加了北伐，此后就留在了南京总司令部侍从室工作。
在南京期间，马志超和学弟（黄埔六期）戴笠私交非常好，是好朋友。当时戴笠很穷，办公的地方连文具也买不起。马志超为人比较忠厚，经常从自己不多的薪水中间拿出一笔钱购买文具送给戴笠。东西虽小，但情谊值千金，戴笠对这个马学长还是很感激的。
1932年戴笠成立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开始成为中国最强大的特务力量。发迹的戴笠随即安排马志超到“浙警”，做了一名教育副官，这是一个清闲的工作。
到了1934年军统特务处在西安成立陕西省站，当时军统的陕西人很少，一直想提拔马志超的戴笠觉得是个机会，随即将马派到军统特务处在西北第一个特务机构担任负责人，也就是军统西安情报站站长。
戴笠找到马志超，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并且告知马志超的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马听了很吃惊：我没受过正式的特务训练，哪会做警察局长啊？戴笠说容易，你会吃大餐应酬吧？会吃大餐，会应酬就能够当警察局长。
马志超说不明白，戴笠再说：警察局长没什么事情要做，关键是自己要可靠，还要会用人。你去了以后，找一个好的督察长，帮你整理一切内务，再找一个好的侦缉队长，给你处理案子。有了这样两个人，你不是吃着大餐，就把警察局长干好了么？至于你是不是可靠，这个连蒋校长也是认可的。
于是马志超就赶赴西安担任警察局长，实则他的权利还是很大的，除了管理西安全城的警察以外，还有500人的武装警察部队。
因为考虑马志超不是特工出身，戴笠亲自给他挑选了一个督察长，名字叫做岳烛远。岳年富力强，颇有特工能力，工作也很勤勉，对西安的特工工作很有帮助。而马志超自己选的那个侦缉队长许忠五则出了问题。
许忠五此人昏昏庸庸，他任命的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就是中共潜伏人员，中共地下党来做反中共工作，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马志超曾经数次报告给戴笠：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绰号杨久娃，土匪出身，不大识字，机智过人。他思想左倾，关系复杂，在政治上八面玲珑，各方面都拉，来者不拒。他身边什么人都有，刘湘、龙云、韩复榘都有代表在西安和他联络。他包庇利用大批共产党左倾人物，对他的影响很大。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徐州人，共产党员，为杨虎城亲信等等。
戴笠得到报告后，立即指令西北区和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弄清其活动，伺机加以控制等。
西北区原特务负责人张毅夫回忆：1935年12月，军统局西北区指示西安站长马志超根据戴笠的指示，派人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共产党员宋绮云。马志超的侦缉队长许忠五派去监视的人大摇大摆的跟踪宋，很快被老地下党宋绮云发觉。侦缉队分队长白冠五还自呜得意把监视宋绮云的消息向外面泄露，导致事情败露。
就后面来看，其实不是白冠五无能，而是白知道宋绮云是共产党员，刻意想保护宋。杨虎城得知宋被跟踪以后勃然大怒：宋绮云是我的秘书，又是政府报《西北文化日报》的主编，他们居然敢这样做，起事后第一个就要宰了马志超。
后西安事变爆发时，马志超还算精明，知道杨虎城第一个要杀他。他当时在去警察局的路上听到枪响，立即拿出身上全部的现款将一个黄包车夫的衣服和车买下。随即马志超化妆成车夫，慌忙逃到一个好朋友家里。在逃到朋友家的路上，马志超几次遇险。当时路上全是十七路军士兵，普通老百姓也怕惹祸急着回家，一片混乱，其中有不少人急着拦黄包车。马志超不会拉车，怕到时候真的有人叫车，被人识破。颇有些小聪明的马志超随即将黄包车一个轮胎扎破，让人误以为车子坏了。马逃到熟人家以后，刚躲了一天，就遇上十七路军挨家挨户查户口。马志超赶忙换了一件农民的衣服，连夜逃出了西安城。由于慌不择路，马志超居然一口气跑了二百里路没有停下来休息。最终逃到当时归顺中央的十七路军冯钦哉军长处的时候，马志超已经狼狈不堪，浑身破破烂烂，人也瘦的不成样子。
除了选用部下有问题以外，马志超确实缺乏特工经验。军统中统历来奉行公密两条线，因为特务工作都是秘密的，但毕竟国家有宪法，对于捕人捉人这类必须依靠合法的机关来做，秘密逮捕只能用在偶尔的场合。同时公密两条线也有互相监视，互相保护的作用。
马志超秘密身份是军统情报西安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长，身兼两职，这在特务里面很少的。他本应该合理利用这个条件，而马志超居然把公密搞得根本不分。
对于军统来说，有条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保护可言。
而特工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台，因为一切特务活动的关键情报输送都依靠电台，所以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分开，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样整个组织就等于跨了，这是特务最大的禁忌。
马志超呢无视特工基本准则，把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搬进了警察局，完全是公密一家。对此，有特务经验的马部下督察长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西安事变期间，该机关被张杨一网打尽，导致事件过程中西安的特务系统完全瘫痪，电台也无法使用，中央根本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戴笠自己只能冒险赶到西安亲自面见张杨。
总体来说，马志超负责的民间和政府的谍报工作成绩平平，这也是西安事变情报工作的最严重问题。
陕西军统三杰之精明江雄风
马志超庸庸碌碌，另外一个在西北的特务头子为马志超名义上的上级，西北剿匪二处情报处长江雄风则要厉害一些。江雄风负责西北的整个情报工作，管理西北几个省，实则负责除马志超的民间和曾扩情的军方以外其他的所有特务工作。
江雄风此人还算尽责，但他上任时间很短，能力没有发挥，做的工作自然有限。他的前任是张毅夫，也是个很有能力的特务头子。
1935年10月，也就是蒋介石亲自赶赴西安面见张杨布置剿匪时候，戴笠首先派军统特务处书记长张毅夫就任特务处西北区区长，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个省区的特务活动，其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
张毅夫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也是军统创始的老大级人物，能力很强。他领导下军统在西北迅速发展，除原有的陕西、甘肃两个省站以外，他又连续成立了榆林站（陕北）、晋南站（山西南部）、太原站（山西中部）三个大站。另外还有青海省会西宁组，宁夏和绥远境内的银川、陕坝、橙口、吴忠堡等组，一共成立将近20个特务组织。还有“关中、陕南各地固定的特务组织，晋南长治、高平、晋城、陵川等地专对太行山区域八路军侦防破坏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又不下20个单位。”
整个西北军统特务组织得到极大发展，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情报体系。
通讯方面，设立了无线电支台，派陕西汉中人、特务处老牌的技术特务李秀夫为支台长，各地站、组的无线电分台，有30来部，也负责监听敌人无线电台的工作。
但张毅夫和江雄风一样，他在西北没有待多久，能力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3个多月后，也就是1936年1 月，张毅夫被戴笠调走另有他用，接替他的是江雄风。
江雄风是浙江温岭人，黄埔三期生，之前是共产党员，后来退党叛变。江对共产党的那套非常熟悉，能力也不亚于张毅夫，可惜他也没有在职多久，几个月后就被调去胡宗南处工作（当时胡宗南是唯一在西北的中央军，也需要特务人才，胡宗南和戴笠是超级死党，就差同穿一条裤子）。
西北区长于是又从江雄风换成了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王天木擅长暗杀，曾经刺杀了准备投降日本做华北傀儡的北洋余孽张敬尧）。更惨的是王天木上台也没有几个月，又被调走他用。主要原因是1936年底，华北情况恶化，日本扶持汉奸在冀东搞自治政府，又试图联合地方军阀搞华北自治活动。戴笠觉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况，把王天木调回华北区当区长去了。
西北区长，换上了跟张学良关系极其密切的原上海区长王新衡。王也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曾经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个能力出众的特务头子。
由此可见，戴笠对西北的特务工作还是很重视的，派来的西北区长个个都是强手。
虽然个个都不弱，但临阵换将，毕竟是兵家大忌。
而此时王新衡因为上海问题没有处理完，暂时没有上任，华北情况却非常紧急，王天木赶忙上任去了，区长位置空下来，只有由已经离职的江雄风暂时代理。此时，西安事变爆发。
可见，在从1935年底到1936年底短短一年时间，负责西北的情报头子连续换了四届，每一个人上任也就3，4个月，刚熟悉情况就被调走，导致军统工作出现很多问题。
所谓特务工作，有自身的规律，就是一定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成绩。主要是因为特务的渗透，跟踪，潜伏，窃听等等都需要时间，没办法一夜成功。所以照常理来说，特务的总负责人必须较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布置工作。
这样走马观花的安排如此重要的岗位，戴笠失职的责任是怎么也推不掉的。
西安事变中的江雄风也比马志超负责，他也化装逃走，但江在逃亡路上拼命找到一个没有被张杨抄走的电台，向南京发电：“十万火急，南京戴先生亲译(绝密)，据胡切悉：今天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难卜！江雄风敬叩。”之后，江雄风关闭电台继续逃走了。
由此，南京通过这份电报彻底了解到西安发生了什么。
陕西军统三杰之大哥曾扩情
除了马志超和江雄风以外，军统在西北还有一个情报头子，这就是曾扩情。
曾扩情的资历也很老，是蒋介石嫡系。曾为黄埔一期生，四川威远人，担任过中山先生的警卫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1928年10月曾挂陆军中将，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这个军衔在当时是非常高的了。
由于资历老，戴笠也尊称他为曾大哥。曾扩情1934年春起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
实际曾扩情和马志超，江雄风不同，他主要负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各部队中的特务工作，负责两军军队中的监视工作。曾扩情从事了多年特务工作，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特务工作也颇有成就，两军都有不少曾扩情安插的潜伏特务。
李克农和张学良3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就被军统特务得知。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67军内部的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
同时军统特务甚至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得知这个情报以后，大吃一惊，他立即命令：西北工作人员需严密侦查，随时报告。戴随即把这个情报告诉蒋介石，但蒋并不完全相信，让戴笠继续调查。
此类情报军统还搞到了很多。
由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合作打假仗没办法很隐蔽的去做，有些事情瞒得了上不瞒不了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些底层的军官士兵也是久经战争的人，真打假打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心照不宣的事情，其实人人都明白。
王以哲67军曾经和红军打过多次假仗，甚至还试图让红军让出瓦窑堡，这些事情67军很多官兵都知道，相关情报也像雪片一样报告到戴笠那边。期间发展越来越夸张，最终导致张学良不得不杀了一个骑兵团长灭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