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入党
形势逼人，连一向保守的杨虎城都这样，早在6月就决定跟红军一起干的张学良就更不用说了。
6月30日，中共派驻张学良身边的代表刘鼎突然密电中共中央，其实最关键的只有一句话：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对这份电报，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次日，中央即在陕北安塞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了张学良的入党申请。会议中，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同意将张学良作为“特殊党员”接纳，认为此举对联合东北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最终中共决定允许张学良入党。同时也接受了张学良心腹67军军长王以哲的入党申请。
由于接收张学良加入中共事关重大，而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么重要的决定，必须经过苏联的批准。故7月2日，由当时党的负责人洛甫（张闻天）致电共产国际，请求对此事的具体指示。张闻天当天的电报上即有：“我党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等语句。
之后，1936年8月9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4人联名给张学良写一封长信，谈了17个问题。信中开头就称‘李宜同志’，李宜是张学良与红军联系的化名。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计8条。这封信里称张学良为同志，称杨虎城却没有称同志。
同志的称呼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当时只有除了国民党员内部，共产党员内部，军统中统特务内部会互称同志，其他是不会称为同志的。在之前写给张学良的信都称为先生或者将军，从无称过同志。
但共产国际方面的态度很微妙，在多次研究以后，共产国际在1个多月的8月15日后，回电报道：“关于你们申请张学良入党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心，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即两广事变)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最终共产国际的结论为：不允许张学良入党。
话虽如此，但目前对张学良是否入党的问题，学术上仍有较大争论。而争论关键在于相关资料的解密问题。
俄罗斯方面已经解密了他们的资料，当年共产国际已经明确拒绝了张学良的申请，因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一向反苏，甚至出动部队查抄了苏联驻北平的大使馆，绞死了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李大钊。而张学良自己在中东铁路事变中查抄了哈尔滨的苏联办事处，并且将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苏联员工全部武装驱逐出境，双方由此开战，各伤亡数千人。加上苏联支持蒋介石，冯玉祥，盛世才等中国实力派都没有好结果，苏联认为对这些新军阀都不能给予信任！所以拒绝张学良入党，在苏联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但关键是苏联拒绝张学良入党，中共方面就没有同意张学良的入党吗？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共就没有任何举动？难道张学良不是特别党员吗？
什么是特别党员？张闻天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
特别党员通常都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担任，常常需要党中央批准。
对特别党员的管理也很特殊。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一不编入支部，二是由高级别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这是为特别党员的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
如杨虎城的心腹部将赵寿山1942年由毛泽东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另外如国防部作战次长刘裴（桂系著名军事家），作战厅长郭汝瑰（民国著名军事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吉鸿昌，他们也是潜伏在国民政府内的特殊党员，而他们身份也根本没有人知道。吉鸿昌如果不是在就义前高喊我就是共产党员，谁又会知道这回事情。郭汝瑰如果不是在1949年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谁知道他是中共党员。至于刘斐更是厉害，他应该早在1920年就入党，之后潜伏了29年之久，不但骗了蒋介石，连一手提拔他的白崇禧都被骗了。直到今天刘的身份还是秘密，无法确定他如何入党的。而刘斐和郭汝瑰的地位非常特殊，他们几乎了解国军全部军事作战计划。刘郭两人合作，将内战中国府国防部制定的所有军事计划全部交给毛泽东，甚至文件还没有发到国军将领手中，毛泽东就已经先得到了。这也导致了国军在内战中的一再惨败！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张学良是中共特殊党员，也是最为机密的大事。这种事也必定只有毛周等高级领导知道，或者就是当时张学良身边最亲密的共产党员，如叶剑英，刘鼎，宋黎等人才会知道，其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西安事变后中，张学良被软禁长达70年之久，期间算是生不如死（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到，其实他这一辈子就活到35岁，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前）。中共方面虽然曾经希望释放张，但最终没有成功。如果有明确资料证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那么中共无疑于见死不救，牺牲了盟友成全了自己（周恩来曾经说过对不起张学良这个朋友），政治上会遭受很大的问题。
而如果蒋介石可以证明张学良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方面就会很轻易的证明西安事变就是中共策划的阴谋，也可以解释西安事变并非因为国府的无能，而是中共的狡猾。
另外，共产国际虽然做出明确答复，但中共有无将共产国际的消息明确通知张学良，这也是个秘密。要知道现在对比电报可以知道，自1936年初中共秘密与张学良接触后，就常常有选择地将共产国际的电告内容转告张，甚至到西安事变之后也是这样。这些目前为止都没有可靠的解密资料。所以，这方面的求证是非常困难的，恐怕也这几十年内也不会有相关资料解密。
但最近一些其他资料似乎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中共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东北军将领阎宝航之子，阎宝航是张学良的好友）在张学良的葬礼上曾经和张的心腹将领之一，后来为解放军铁道兵司令的吕正操将军（吕在东北军中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同张非常亲近）有过对话。吕正操将军明确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的宋黎（担任过张学良秘书的共产党员，学运领袖）曾对他说过，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张学良是党员这件事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当时为驻张学良处的中共代表）。宋黎曾经就这件事去访问过叶帅，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他和叶剑英谈话的内容纪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宋黎说，等我死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阎明复问他：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呢？宋黎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话虽如此，目前宋黎，叶剑英，张学良都已经去世，这份文件并没有公布。
其实就目前国内情况来说，对待抗战，文革，三年饥荒这类世界早已定论的事情仍然不能证实，怎么可能去颠覆西安事变这类严重的问题。即使有这份文件，就现在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公布。
现在已经得到证实的为，80年代叶剑英将军肯定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为中共党员，他同张学良都在6月提出申请，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85年公布了干审字460号档案，档案中可以查阅到共产党员王以哲的入党手续）。由于此事非常机密，连当时在东北军活动的共产党员基本都不知道王以哲已经入党这个情况，就更不用说张学良入党的问题。作为一个东北军军长的王以哲入党的事实，直到王在西安事变时被杀的50年后才解密。如果张学良本人是党员，至今不能解密也是必然的。
而且如果当时只批准了王以哲的申请，却不批准张学良，会对张有多大的打击？这无非是暗示苏联和中共不信任张学良。张之所以敢于反蒋，无非第一得到中共愿意和他合作，第二得到苏联愿意援助支持他的承诺。如果没有苏联援助的肯定，没有中共愿意军事合作的肯定，张学良单纯联合杨虎城反蒋同聚众集体自杀没有任何区别。
事实证明，在西安事变中，张杨捉蒋以后，苏联拒绝援助张杨，中共也不愿意出兵。张杨虽然抓了蒋介石，但在仅仅二周内迅速垮台。张杨先后被捕，一个被杀一个被终生囚禁，东北军和西北军很快被瓦解，两个军事团体就此消亡，这可谓对张杨最坏的结局。
拒绝入党就是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不认可，这点稍微有点智商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情况下，张就是再傻，会毫无顾忌的冒着这么巨大的危险捉蒋吗？如果说苏联认为张学良是军阀靠不住，那张的部下王以哲军长难道就不是军阀？
有些人说，中共曾经第一次拒绝张学良入党，是因为如果张学良入党，只是争取了一个人，对全局不利。但中共为什么在几十天以后张学良第二次申请的时候，却同意了张学良的申请？当时情况有丝毫变化没有？
所以有很多东西是无法经得起推敲的。
目前尚不能肯定张学良就是共产党员。但即使张就是共产党员，他毕竟还是东北军的领袖，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以他之后的作为，他也没有像彭德怀，贺龙那样把整个部队拉走成为红军。
所以张学良入党的目的，和当年杨虎城两次申请入党如出一辙，也就是想彻底获得中共的支持，从而获得苏联的彻底支持，和新疆王盛世才入党的目的一样。
苏联对中国军阀虽然顾忌，但对中共的援助一向不遗余力。远的不说，9月11日，共产国际即欲从外蒙古提供给中共第一批物资，包括1.5到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弹药，足可以把现在陕北3万红军全部武器换一遍。后又准备通过新疆向中共提供一批1160吨箱装货物（用苏联卡车运输的话，需要近500辆），200万卢布和35万美元的现金，15万美元用于采购飞机的拨款和484名相关的专业军人，可见数量之多。
而苏联对于后来成为苏联共产党员的盛世才也给予大量军事援助，仅在1933年12月就援助给盛世才300万卢布的军火，其中包括30架飞机（包含机组人员）、机枪、步枪、通讯器材等军火和战时物资。1935年8月，苏联向新疆省政府提供500万金卢布的借款，用以战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偿付苏联军火款。1937年1月，苏联又向盛世才提供250万金卢布的借款。
就之后的行为来看，张也好，盛也好，一个是身边不明的中共党员，一个是确实的苏共党员，但都并非真正以共产党员自居。
中共和国府的谈判
张杨迫于形势先后作出了这样的行动，中共方面也在积极活动。此时中共情况很不妙，他在陕北的部队有三万人，但仅有一万支步枪，弹药方面虽经张学良大力支持，但终究无力进行一到二次大规模战役。
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以后，迅速调转约30万大军北上，加上原本在西北的约10万中央军，中央军总数可能达到40万人。这些部队都是中央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早在长征期间，薛岳领导9万多中央军，一路击败数量多达8万多人的红军，将其从江西中央苏区打到陕北苏区。一路上红军损失了接近10万人（沿途招兵），最终仅剩下约6000到7000人到达陕北。一路上，薛岳中央军仅在第二次遵义战役被林彪出奇兵击败一次，损失也不过只有几千人，其他和红军的交手都是完全获胜。当时中央军不过9万多人，而现在中央军数量多了4倍。红军数量却只有中央苏区的三分之一，此消彼长，将来作战结果可想而知。
除此以外，陕北虽然遍布沟壑，是防御的好地方，但如果蒋介石继续采用步步推进，层层紧逼的战略，红军就无法集中兵力打伏击战，自己的优势无法展现，很难获得决定性胜利。
另外，即使没有中央军的进攻，红军在陕北生存也非常困难。此时红军有3万多人，而陕北整个苏区人口仅有40万，地广人稀。当时陕北很多村镇只有十几户人，一个县城只相当于江西的一个镇子大小。就算是在延西公路这样的大路边，也是经常走上几十里没有一户人家。
而在四川被击败的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和长征而来的红二六军团1万人，可能在几个月后到达陕北。这两支部队都是新败之师，战斗力虚弱，在短时间内无法起到什么作用。而一旦他们到达陕北苏区，红军总数就达到8万多人，相当于苏区每4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红军士兵，这在自己也经常遭遇饥荒的陕北人民来说，根本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之后的抗战，也大约100个老百姓养活一个抗战国军士兵，就这样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红军处在这种绝境下，除了军事上奋力自保以外，也在寻求其他方式解决。
早在1935年蒋介石就希望苏联压制中共和谈，合法解决中共武装。双方在苏联和南京多次接触，但在1936年初谈崩，苏联表示不愿意压制中共谈判，蒋介石愤怒的撤回正在谈判的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此同时，国民政府方面在国内也跟中共搭上了头。
1月，中统陈立夫部下曾养甫（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硕士，他和中共北方局有些秘密关系）联络上中共地下组织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张子华。国民党提出三个要点：1.中共协助国民政府联苏；2.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3.帮助国民政府先统一，然后抗日。
这也是国民政府之后和中共谈判的基本点，一直没有变过。
由于周小舟他们不过是北方局，只是中共一个支部，不可能做如此决定性的谈判。所以国府安排共产党员董健吾，张子华两人赶赴苏区谈判（董张两人无法进入苏区，只好拜见张学良，由此被张发现蒋介石在和中共谈判）。他们此次带去几点交换条件，如果中共同意收编，国府可以不进攻红军，之后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
2月份董健吾他们赶到苏区时，毛周对国府的收编要求有明确认识：无非是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在共赴国难口号下节制红军，最终将其瓦解。
他们回复为，如果国府同意以下要求可以考虑谈判。这些条件包括：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红军迅速集中河北，准备抗日。释放政治犯，开放政治自由；内政经济上必须改革。
可见，中共提出条件和国府的要求相差很远。
其后，3月，苏联正式和外蒙古签订武装协定，也就是和外蒙古建立军事联盟，由此违背了之前和中华民国的约定，也是苏联占领外蒙，分裂中国的最好注解。蒋介石再次勃然大怒，由此基本停止和苏联的谈判。
这边直到4月底5月初，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等人再次和国府谈判，提出希望国府停止在山西对红军的进攻。
国府这边在5月15日再次提出了几点要求，其中要求红军将主力部队集中起来，赶赴察哈尔绥远边境靠近外蒙一侧驻扎，国内其他零散部队向国府投降。国府可以改组，加入抗日人士；和日本正式宣战以后，给予红军正式编制，一起抗日；希望红军领袖来南京谈判，同时帮助国府联合苏联。
可以说，此次国府提出的要求更为实际，也非常中肯。其中将红军移驻绥远察哈尔靠外蒙边境，表面上对红军有明显好处，也就是红军可以得到苏联的军援。
但察哈尔北部东部已经为日军控制，而日军扶持伪军准备进攻绥远。红军驻扎在察绥就必然要和日伪冲突，这样苏联如果支持红军，就必然和日本反目，对中国有利。如果苏联不支持红军，那么红军荒凉的察绥边境自然无法扩大，不被日伪消灭也会始终保持小规模，不会对国府再造成威胁，对国府非常有利。
此次谈判意图传到陕北苏区的时候，正好是两广事变开始，中共觉得情况一切大好，所以对这个建议不感兴趣。毛泽东甚至直接说出：满纸联合抗日，其实是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导致日苏战争。
所以周小舟在7月再次和曾养甫谈判时候，虽然说了很多点，但始终在外围绕圈。
双方之后多次联络，均没有达成协议。而最终开始有诚意讨论这个问题，则是在11月。
虽然在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3大方面军会师，全国规模的红军长征终于结束。但此时红军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中央军几十万主力纷纷准备开入西北。而最可怕的是红军准备靠近苏联求生的宁夏战役基本失败，红军剩余最有战斗力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5万大军在黄河一线，刚渡了一半就被中央军击溃。最终只有大约2万1000多人渡过黄河，剩余3万多主力在中央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回到陕北苏区。宁夏战役失败，就意味红军无法得到苏联援助。而光靠渡过河的西路军2万多主力部队是无法占领宁夏，也很难穿过青海到达新疆（后西路军在马步芳的打击下全军覆没）。由此红军第一兵力大减，第二四面都是敌军，第三试图获取苏联援助也失败，按照当时情况是极有可能被中央军歼灭或者被打出陕北苏区的。当时红军高层已经开始计划再次放弃陕北苏区进行长征。
此时的谈判才是有实质意义的，由于战场上的胜利，国府方面此时非常强硬。
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见到潘汉年的时候，一改之前客气的态度，对潘提出的中共方面的要求一概不理，还说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陈立夫直接提出蒋介石的条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目前可以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领袖一律出洋，半年后才可录用；中共的党和政府干部可按照适当比例分配到南京政府机关服务。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如果红军按照这些办了，也就等于比无条件投降好一些。。陈立夫表示以上条件不可以商量，大有中共要么同意，要么就武力消灭的势头。。潘汉年这位特工大师也不是泛泛之辈，他直接质问陈立夫：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吧？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
陈立夫表示这些条件确实有些苛刻，但目前红军处境潘汉年自己知道，他可以和蒋协商，或许将红军保留数量增加到1万人。
后在11月21日，由于王以哲的配合红军作战（王以哲故意不进军，导致中央军一部突出），中央军胡宗南第一军一部孤军进入山城堡，遭遇了红军数倍主力伏击，损失了第78师第232旅。
胡宗南赶忙率领第一军后撤，由此红军稳住了阵脚。这时，国府才在谈判桌上让了一步，在11月19日到22日潘汉年和陈立夫的第二次谈判中，陈立夫表示同意红军数量扩大到3万人，并且同意留用红军军官继续指挥部队，其实也就是不再强调收编红军，让红军保留现有部队。
可以看到，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宽松了不少。由此可以说，这基本是之后西安事变解决的条款了。
而此时中共已经得知张杨将要扣蒋，形势会有巨大的扭转，所以并不看重这个谈判，双方再一次没有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