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
两广事变
5月底到6月初，张学良，杨虎城，中共都接到两广特使的密报，要求三方合作反蒋。中共对此非常兴奋，甚至认为目前已经进入抗日讨蒋大规模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并且派出使者联络宋哲元等人，但张杨并不这样认为。
1936年6月1日，由两广控制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通电全国，攻击蒋介石中央对抗日不作为，声称两广愿意与日寇决一死战，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对各地方实力派的进逼。
蒋介石得知两广异动的消息，据称当时就勃然大怒，大声怒骂两广造反。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立即回电驳斥，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并痛斥两广为“地方将吏抗命”。同时军委会亦通电两广，严令两广部队不得擅自行动，双方矛盾激化。
双方一边论战，一边调兵遣将。中央军出动两个军，抢先进入湖南占领军事重镇衡阳。湖南军阀何健判断局势，没有投靠两广，而是归顺中央。由此两广失去了十万湘军的支持，处于劣势。
两广这边倾两省全部军事力量，一共出兵40万之众，飞机100多架，军舰30多艘，分兵进入湖南。两军和中央军在湖南对峙，随时可能开战。
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和张学良都感到震惊。杨虎城赶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张公馆和他面谈。
张学良对杨虎城说：两广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我还派人去联系过阎锡山，宋哲元和韩复榘。阎锡山以我父辈口气，明确同意愿意支持两广，宋哲元和韩复榘也表示可以支持。
杨虎城则说：这事我之前也知道，两广反蒋是真的，抗日则不可靠。日本在华北，他们打湖南说是为了抗日，怎么能否服众？我看他们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道义上先败了。至于阎锡山我最了解，这个老狐狸极靠不住，宋哲元韩复榘则面对日本人和中央军的夹击，自顾不暇，不可能起兵帮助。这些都是靠不住。
张学良说：两广起兵无非是因为蒋介石年初命令两广取消半自治地位的五项建议，还不是为了自保，抗日是无从谈起，但这确实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你看我们要怎么做？
杨虎城说：现在我们内外准备都没有完成，只能先看看。两人继续商讨，达成以下三个办法
1.张杨两人分别致电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武力进攻两广，要求和平统一，和两广共商抗日大计。但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他们两人，张杨致电要有明显区别。
2.如果蒋介石继续进军，张杨就进一步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召开全国救国会议。
3.如果蒋介石还是进军，张杨就破釜沉舟出兵援助两广。具体军事部署为，东北军出动两个军，由王以哲担任集团军指挥，先占领郑州，然后向武汉进攻。东北军另外出动一个军在甘肃监视西边的宁夏青海的二马实力，防止他们乘虚偷袭西安。陕军十七路军出动一个师又两个旅，先占领河南的南阳，然后向武汉进攻。十七路军剩下的那个师负责西安东边的防御，防止中央军从潼关进军陕西。
同时，陕西其他地域由红军防御。
可以看到，张杨已经准备军事部署，如果一切如愿，中央军和两广在南方鏖战，西安事变可能在7月就要爆发了。但时局变化大大出乎张杨的预计，中央军虽然急调40万大军南下，包括抽调了在四川，西康等地的大量部队，但大规模战斗却没有进行。
两广中以广东的经济，军事，政治力量为最强，广西经济上仅为广东的六分之一，正规军只有三万人，所以说广东是两广的核心，一旦广东跨了，广西自己根本无法坚持下去。
广东军民并不和陈济棠一条心，两广所谓抗日的借口被广大人民质疑唾弃，甚至内部也对其不满。广东是中山先生革命的故乡，也是黄埔军校的出生地，粤军士兵军官普遍不愿意打内战。
而两广和日本早有勾结，粤军和日本合作很多，除了大量购买日军装备以外，甚至内部还有大量日本顾问。广西桂军也差不多，桂军的军火及军事技术都来自日本，土肥原、冈村宁次都拜访过李宗仁、白崇禧，李自己也承认“九一八以后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
在1935年，日本和两广就有勾结。1935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反蒋，由日本在华北出兵以牵制中央军主力，使他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两广兵力能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则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据李宗仁的参谋长张任民回忆，李宗仁当时默认了日本这一阴谋，土肥原因此从广州到了广西，并在与白崇禧商妥协议后，满意而去。土肥原一走，白崇禧便积极准备以“抗日救国”为名的反蒋军事行动，但由于红军刚刚长征通过广东广西，两广自顾不暇，加上国内舆论关系，两广尚没有力量当时就起兵反蒋。
而1936年这次两广已经准备破釜沉舟，两军在起兵之前甚至和日本秘密联络过，日本答应提供军事物资的援助，日本军舰就停在广州外海准备运送军火物资。
5月30日，陈济棠在欢送部下将领的晚宴上说：“友邦（日本）军方也已联系好了，答应派出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
广西白崇禧则说：“湖南的何健一向与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也一定会支持的。”“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以再派人去联络，基于过去几年日本军方曾与我们有过联系，又曾向广西派过军事顾问和教官，并曾售卖过军火给我们，我们此次举事，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
日方积极响应两广，因为中国内战对他们极为有利。日本军方从两广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100多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这些举动瞒得了外人，却瞒不了粤军内部的军人，所以粤军将士从一开始，就认为所谓抗日是骗人的。
6月初，陈济棠最重要的大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宣布归顺中央（余汉谋和黄埔系将领关系很好），所部一个主力军全部倒戈。第二军军长李汉魂也说：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他效仿三国时关羽的举动，“封金挂印，奉还大命”，扔下部队赶赴香港，宣布反陈。
7月4日，陈济棠派出30名日本空军顾问去广州天河、白云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陈济棠和日本人有很多合作关系），引起粤军空军将士极大愤怒。其中一些飞行员怒骂：由日本人指挥去抗日？这不是天大的笑话！
于是当日粤军空军几十名飞行员在飞行员黄智刚带领下，率数十架飞机北上归顺中央，此举大大动摇了粤军士气。随即海军两艘鱼雷艇驶往香港，虎门要塞司令陈策稍后（实际为粤军海军司令）宣布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剩下所谓陈部最为坚定的第三军九师师长邓龙光潜赴香港，通电响应李汉魂倒陈拥蒋，并密使所部离开五华县，向余汉谋靠拢。
面对海陆空军的纷纷哗变，陈济棠措手不及。
7月13日，蒋介石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次日余汉谋率领粤军第一军向广州进发，并且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与此同时，广州的西南两机关政客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陈在政治上可以和中央对抗的力量也消失殆尽。
7月15日，粤军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剩余全部飞机归顺中央，陈济棠苦心经营近十年的空军全部瓦解（后戴笠携带200 多万元港币与黄光锐等广东空军的重要干部见面，奖励他们支持国家统一的行为。但黄光锐等人和全体飞行员都拒绝领取这笔巨款，理由是军人职责就是为了国家统一，并非贪图金钱），同时驻守广州的粤军第二军拒绝和第一军作战，纷纷后撤，第二军代理军长陈达在广州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虽然此时粤军还有第三军军长李扬敬一部支持陈济棠，但陈久经世故，见大势已去，拒绝李宗仁让他去广西继续作战的邀请，携带2600万银元巨款乘坐英国军舰逃亡香港（后在抗战中，陈济棠将部分巨款捐给国民政府抗日，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由此，陈济棠的20多万粤军被中央使用政治手段，一枪未发，全部瓦解。广东一倒，广西就危在旦夕。
蒋介石调数十万重兵威慑广西，试图借机彻底消灭广西分裂势力，但李白两人治军有方，广西铁板一块，没有大规模倒戈的现象。同时李白两人在广西征集大量民团参战，将部队扩大到44个团近10万正规军，还有10万民团武装，做出决一死战的架势，同时派出特使跟中央谈判和平解决。
虽然双方作出这么大的样子，但明眼人知道两广事变已经结束，下面无非是如何收场而已。而中央如此快的解决两广，是张扬两人没有想到的。
7月10日，陈济棠还没有垮掉的时候，蒋介石考虑到张杨两人不稳，以来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名，命令张杨两人来南京。
张学良跟杨虎城商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就等于表明心里有鬼，但是两人都去没人主持大局也不可。于是张学良一个人前往南京，杨虎城留在西安。杨虎城对局势很是担心，希望张学良还是不要去。张学良却说：我自己驾飞机来往，毫不误事。真有急事，我会赶回来。杨说：军事变化大，你还是不去好。张说：我告诉王军长，我未回时，军队归你指挥。你们看时机，随时行动好了。
走前，张杨两人根据之前商量好的内容发表声明，要求停止内战。
张学良刚到南京，蒋介石就使用老办法，派出心腹瘸腿将军熊世辉，外交大臣吴铁城整日陪着张学良去上海吃喝玩乐，不让张有时间处理政务。
这边两广形势急剧恶化，陈济棠和李宗仁求救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虎城在西安急的直跳脚，但他没法指挥东北军，而东北军在西安坐镇的只有王以哲军长一个人。
杨虎城几次找到王以哲问：少帅什么时候回来，这些事情都要跟他商量。王以哲说：少帅一时回不来，他让我们自己看着办。杨虎城急道：这种事情怎么看着办，一定要等他回来才能商量。张学良直到8月才回到西安，此时两广败局已定，出兵支援的事情也就不用谈了。
9月4日，国民政府和军委会发布命令，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员之职位不变，新桂系官员则隆重在南宁就职，宣布服从蒋之中央，由此历经3个月的两广事变解决。
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没费一枪一弹就解决了两广事变，消灭了广东军阀陈济棠，迫使广西军阀臣服了10年之久。
张学良回到西安以后，对杨虎城说：我看两广太无能，老蒋略施计谋，稍事斗争就垮了，我也就没急着回来。杨虎城对此虽然不满，但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点头称是，实则杨虎城对此次失去反蒋良机非常遗憾。
张学良杨虎城为什么没有借助两广事件出兵反蒋，归根结底在于两人认为万事没有具备，并没有任何成功的把握。而两广事变也让蒋介石有了一种错觉，也就是这种错觉导致他做出了之后最错误的一次判断。
在蒋介石的心中，两广无论兵力，财力，政治影响力均比张杨两人高出数倍，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的军政能力均在张学良杨虎城之上。而以两广之能，李白陈之高智狡诈，尚且被蒋兵不血刃的瓦解。作为穷途末路的张杨两人就更在蒋介石的眼里，而蒋介石认为张扬也绝对不敢效仿两广起兵反叛，因为这样做无疑于自我毁灭。
如果以张杨的力量和中央对抗，就等于以卵击石。在蒋介石看来，张杨目前失去一部分军队和陕西的地盘，但总还能做个集团军司令或者军长，也是极为尊贵的角色，总好过铤而走险的玩命。所以张杨不敢公然造反的概念，在两广事变以后就深深刻入蒋介石的脑子里。
两广事变结束以后，蒋介石立即将大军北调，压迫张杨两人，同时一改之前相对缓和的策略，对张杨步步紧逼。更错误的是，由于蒋认为张杨不敢自我毁灭，在最后赶赴西安的时候，居然没有带部队，而是仅仅带了二十多名卫兵而已。
红都瓦窑堡戏剧般的丢失
在两广事变期间，蒋介石暂时顾不上指挥陕北的剿共，但仍然下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向红军进攻。由于对张学良开始不信任，蒋介石直接下令到67军军部，严令其执行。
6月12日，东北军67军107师，117师，105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蟠龙镇和安塞方向进军，并且很快占领了延安北边的蟠龙镇。此时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坐镇西安也不在前线的洛川67军军部，而67军军部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所以出兵之前并没有通知红军。蟠龙镇是苏区的一个据点，驻扎着红军大量后勤机关和伤病员，由于当时苏区四面受敌，这部分人员已经无处可以安置。加之东北军进军之前没有通知，蟠龙镇的丢失导致苏区军心民心震动和恐慌。
周恩来急忙电告王以哲询问原因，王调查以后，17日下令东北军退出蟠龙镇，苏区民心才稍安。
蟠龙镇以北几十里就是瓦窑堡，而瓦窑堡为当时陕北苏区的首都。在下令撤出蟠龙镇以后，王以哲却提出另外一个要求，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占领苏区首都瓦窑堡，请周恩来给予配合，好让67军交差。
周恩来紧急跟毛泽东，彭德怀，林彪等人商量，他们认为瓦窑堡虽然是苏区首都，但目前已经暴露在前线突出地带，尤其中央军汤恩伯已经率领十三军两个师从绥德逼近瓦窑堡，守看来是守不住的，必须放弃。与其被中央军占领，不如做个人情，交给东北军。商量决定了以后，周恩来电告王以哲让其准备占领瓦窑堡，同时进行相关军事部署。由周恩来负责指挥部队抵挡中央军汤恩伯部对瓦窑堡的进攻，林彪负责撤退瓦窑堡的机关，彭德怀负责撤退红军大学和军委。
王以哲接到电报以后很高兴，电告107师刘翰东师长，命令其负责占领瓦窑堡。此时周恩来对东北军还是有戒心的，他一面组织各部撤退，一面组织部队对付汤恩伯的中央军，同时告知刘翰东等待红军全部撤退才可入城，到时候红军会跟东北军联系。
而刘翰东这边求功心切，得知红军同意让出瓦窑堡以后，已经向中央发布67军占领瓦窑堡的电报。所部在瓦窑堡附近驻扎，等待红军全部撤退。而就在此时，一个大意外发生了。
红军主力在准备阻击汤恩伯部两个团，红军留守部队又随红军机关撤出了瓦窑堡。在瓦窑堡内仅仅剩下几个排的小股红军武装负责搬运剩余物资，完全成为一个空城。
此时，驻守在瓦窑堡以北地方军阀高双成（榆林王井岳秀的接任者）的86师一个团得知红军机关从瓦窑堡撤退的消息。该部一个营长张云衢希望伏击一下红军非战斗部队，来检点现成的便宜，于是带领两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赶往瓦窑堡附近埋伏。
但这三个营部队埋伏了一会，既没有看到红军有部队撤出，也没有看到城内有红军武装，顿时大了胆子溜进城去。此时瓦窑堡内只有红军几个排驻守，自然不是两个营敌军对手，双方混战一场，红军留守部队不敌，赶忙保护非战斗人员突围出城走了。
张云衢击溃红军留守部队以后，惊讶的发现瓦窑堡内居然没有军队驻守，这一下真是喜得他直抓狂。他一面率部死守瓦窑堡，一面向南京发电邀功。
而周恩来从突围部队口中得知瓦窑堡被高双成部抢占，非常震惊，急调部队回师攻城。无奈主力都已经转移，剩下部队以民兵为主，根本缺乏攻城能力，很快被高双成守城部队击败。
周恩来只能撤兵，并向刘翰东说明情况。
此时刘翰东正等着红军跟他联系好进城呢，得到电报以后大怒，他已经向南京报捷，这样一来，无法收场。他愤怒地回电说到：贵方失信！上次跟贵方交涉时候一再说，送人情需送彻底。而贵方一再拖延，竟将良好机会送与他人，此乃我两方最大损失！！！
瓦窑堡一役可见红军，东北军之间合作的众多问题，所谓三位一体和西北大联合，谈何容易。
这边蒋介石从戴笠处得知张杨两人和中共勾结，戴笠甚至将张学良和周恩来谈判的文件交给蒋介石。蒋非常吃惊，全力解决了两广事变以后，立即将40万大军北调，准备彻底收拾张杨和红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