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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48:西安事变的前奏两广事变(西安事变12)(1/2)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八

张学良不愿坐以待毙,提出西北大联合计划

张学良和杨虎城出于自保的心理,先后跟中共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协定。相比保守稳重的杨虎城,年轻气盛的张学良甚至直接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见面,并且直接商谈了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事项。由此,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达成了互不进攻的协定,还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西北的局势顿时大变。

中共和东北军的互相试探

虽然东北军和红军在延安会谈中达成了互不进攻,帮助东北军打假仗,给红军提供弹药之类的协定,但双方并不那么确信。东北军这边,主要希望红军在最近这个阶段配合他打假仗,而且最好能放弃一些据点给他们占领,好对上面有个交代。

进入1936年来,蒋介石认为剿共已经到了最后时候,在他的部署下,红军剩余主力部队都遭遇重创且被压制在西北的边缘地区。蒋介石在迫使川军击溃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将其八万多部队消灭一半以后,认为红军必将覆灭,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蒋根据局势判断,最迟在1937年初绝对可以将红军全部消灭。红军这方面在到达陕北之前曾经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未来的形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高层对未来的局势非常担忧,毛甚至说,如果我们被蒋介石打败了,我们也可以继续带领小股部队打游击,像当年东北义勇军一样,甚至可以去白区做地下工作。所以,蒋介石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剿共作战督促的非常严厉,开始只是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自行制定作战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进军。后来蒋干脆直接命令张学良杨虎城,限时占领某地或者限时将部队行进到某地。

蒋介石下给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他们两个人是不敢公然违抗的。但如果按照蒋介石命令的那样做,又不想损失兵力,就只能期待红军给予配合。双方做做戏,红军让出一些地域给东北军占领,糊弄蒋介石。在张学良和周恩来的第一次延安会谈中,张就明确提到了这点,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话虽如此,实际执行起来却问题多多。双方本来是敌人,积怨多年,互相杀了对方不少人,有刻骨仇恨,一下子想冰释前嫌,哪有那么容易。对于让出所谓苏区地盘给东北军,一些红军中低级指战员就无法理解。所以东北军和红军双方的摩擦是难免的。

4月末,东北军王以哲的67军刘翰东105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从甘泉出发向鄜县进军。105师一个营在龙坊西北泊村和肖劲光红二十九军遭遇,东北军根据命令要占领这个村子,但红军表示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并不相让,一个要进一个不退,很快闹僵,双方开枪交火,互有死伤。

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双方都深感震惊。因为这个事件处于第一次延安会谈之后,正是张学良和中共的蜜月期,出了如此事件,让双方面子上都无法挂住。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马上派参谋去刘翰东105师处交涉,但刘翰东师长此时并不在甘泉前线,而和红军合作这种事只有军长师长这类高级军官才知道。刘翰东的部下根本不知道红军和东北军合作一事,他们将红军派来的参谋关押起来,然后紧急电报询问刘翰东应该如何处理。这事导致105师很多基层官兵都知道红军和东北军合作的事情,天大的机密外泄,一时间传的沸沸扬扬。张学良对此深感震惊,随即找到中共派到他这里的代表刘鼎:请红军切勿随便派人来,不然我们实在没办法处理。

随即张学良跟周恩来联络,说明这个事件纯属误会,主要是东北军67军没有把军事行动提前报给红军,导致双方出现的误伤。周恩来表示可以接受这种解释,但指出东北军从甘肃方向而来的57军,目前也在直罗镇附近抢修碉堡,向苏区步步推进,并没有和红军联络。周恩来表示红军可以退出一部分苏区,但希望东北军一定要提前告知行动,双方达成一致。

中共这边,他们信奉的是马列主义,如张学良杨虎城之流都是老军阀,正是他们最需要革命的对象,也是他们认为最不可靠的。所以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东北军需要考验考验,不能随便相信。在1936年4月9日周恩来跟张学良延安会谈的几天后,周立即要求张学良兑现谈判中许诺的帮助中共购买3000支步枪,提供60万发子弹,无线电器材,兵工厂设备和医疗用品。

让周恩来惊讶的是,张学良立即安排部下帮助中共完成购买,虽然受西安经济不发达的限制,一些装备没有买到,但红军最需要的步枪和子弹,张学良大量供应给红军。张其实自己也没有兵工厂,武器弹药也靠中央提供,但张还是比较爽快,没有耍手段。他直接命令军械处长范长庚从驻扎在延安部队的仓库中调出70万发子弹,交给了红军,还从洛川军械库里面拿出2000多支崭新的毛瑟步枪,用汽车送到苏区。

稍后,5月间张学良密令将洛川军械仓库所有步枪子弹尽数秘密拨给红军。受命后,第一二九师副官处长吕伟绩派副官吴惠民、少尉副官陈洪涛带马驴400驮,送往延安东10里天主教堂交给红军联络站,共送了2次,有210万发子弹,雷管2箱,甘油1大桶(制造炸药的原料)。

当时陕北苏区有约3万红军,仅仅有步枪1万支,子弹极为匮乏。主力部队每把步枪40发子弹,地方部队每把步枪只有10发子弹。张前后两次提供给红军近300万发子弹,相当于为红军每支步枪提供了300发子弹,使得红军战斗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也是张学良有诚意的最好表现。

同时早在3月,张学良安排王以哲带着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到达西安采购。钱之光伪装成王以哲67军的军需官,在西安大量采购,当地买不到的就去北平,上海,天津订购,所有费用都是东北军垫付(当时红军很穷,没有什么现金)。最终用了2个月时间,购买了包括石印机(印纸票用,当时苏区物资极为短缺,红军连钞票也印刷不了)、无线电器材、烈性炸药、贵重药品、高级纸张在内的大量物资,再经王以哲安排汽车运到洛川军部,然后调集20多匹牲口,连人带货送到与苏区交界处。

这种物资援助,张学良慷慨的做了很多次。

除了物资以外,张学良知道苏区经济非常困难,当时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穷的叮当响,只好向驻扎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借钱。而红十五军团自身经济也非常困难,他们一共只有7000块大洋,徐海东一咬牙将其中的5000块交给了中央红军。

4月10日张学良和周恩来第一次延安会谈的时候,张学良问:贵党有几位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答,有五位(指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听后讲,那我就送点生活费给五位领导人,表示一下意思。事后,张学良派自己的粮秣处长张政枋用2辆汽车,将2万银圆,分装在23个麻口铁桶中,送给红军。

除了银元以外,张学良又送给红军20万法币的巨款(当时法币和银元的汇率为1:1,一法币可以换一块银元)。

之后张学良多次援助红军巨款,其中10月份红军由于经济困难,部队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周恩来向张学良借款30万,张学良答应了,但由于张自身军饷也靠中央提供,没有这么多现款,最终设法先筹集了5万元送给了红军,并且送给红军1万套冬衣和5000双棉鞋。

从4月到12月西安事变开始,张学良先后援助给红军约76万银元的现款,这对于本身也很艰难的东北军来说,算是非常不容易。

至于杨虎城,他的态度还不明确,在4月和中共特使王世英谈判以后,杨虎城刻意拒绝再和中共继续接触。杨部只是在购买小股物资和帮助红军运送干部上面帮了一些忙。

总而言之,双方初期的合作算是比较不错,但仍然局限在初期合作的范围。

这边红军东征失败,被迫于5月5日全部渡过黄河回到陕北。而东边阎锡山和中央军十多万大军蜂拥追击,形势更加不利。

张学良的突然转变

突然,一个意外事件发生,5月初在张学良身边的中共特使刘鼎向陕北发出急电,因为保密起见,信中用了隐语。

原文为:你看他(张学良)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东北军)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争取杨虎城十七路军);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东北军内部将领)。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反蒋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争取西北实力派军阀)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争取阎锡山的晋绥军)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爱国,抗日)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蒋介石)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彻底反蒋其事)。老头儿(张学良)提出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指得到苏联的支持),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蒋介石)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可见,张学良准备破釜沉舟和蒋介石翻脸。这点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大感激动,因为仅仅一个多月前,张学良还咬定不能反蒋,要求和红军归顺政府一同抗日。

现在为什么仅仅40多天时间就变化如此之大,刘鼎一言道破,也是信中的原文: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东北军内部抗日停战浪潮四起),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指蒋介石借机消灭东北军的计划)。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这一个多月来,张学良四面形势急剧恶化。

首先,红军东征山西失利,蒋介石乘机将汤恩伯10万大军进入山西(已有4个师共18个团向黄河开进),这是西北局势最直接的变化,也是蒋介石准备武力解决西北问题最直接的注解,更是张杨最为害怕看到的东西。但既然中央军已经进入山西追击红军,那么进入陕西只是时间问题。

其次,蒋介石对张学良逼迫加剧,5月6日,蒋介石命令在西安的代理人晏道刚逮捕了反中央刊物《活路》的嫌疑人郭增恺(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专员),将其秘密押解回南京受审。而《活路》是张学良用来在东北军宣传和中共合作抗日反蒋的最重要刊物,可见蒋介石已经感觉到张学良的部分意图。郭增恺本为杨虎城的一个专员,而军统特务将其逮捕根本没有告知杨虎城,也没有告知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可谓敲山震虎,实则是蒋介石对张杨两人的威慑(实际郭增恺跟《活路》根本没有关系,是被军统误抓的),这让张学良感到恐惧。

再次,张学良已经接到李宗仁和陈济棠特使的报告,两广准备在6月前后起兵反抗中央。张学良得知以后大喜过望,当时广西和广东为国内残余军阀力量中最为强大的。广东陈济棠占据富裕的广东省,有20万粤军,不可小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也有战斗力极强的三万主力部队和八万民团武装,两军加起来足有30万之众。如果象李宗仁说的那样,云南,湖南等省也加入他们,总兵力就高达50万(中央军只有60多万),足可以和蒋介石大战一场。

如果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领30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北起兵响应,中央军不但要被迫在地跨上千公里的两线作战,而且面临兵力不足的严重危机,在军事上是极为不利的。这是1931中原大战以后仅有的一次机会,所以张学良非常激动。

最后,张学良深感形势急剧恶化,按照他的估计,最迟1936年底蒋介石就会对张杨两人动手,按照张学良的性格不可能坐以待毙。而反蒋这样的大事,最起码也要做数月的部署和联络,所以必须提前一点联络中共。

除了以上几点以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国际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张学良准备和蒋彻底决裂。

外蒙古自清朝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沙俄在清末通过清朝腐败无能,指示外蒙的封建王公贵族等傀儡分裂势力将外蒙古分裂出中国,但包括满清在内的历任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

1913年11月5日,沙俄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宣称:“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外蒙古土地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外蒙古以独立为幌子,实则成为沙俄的殖民地(当年日本吞并朝鲜时,也是迫使中国满清政府首先承认朝鲜独立。但朝鲜和外蒙古不同,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有相对独立地位,而外蒙古当时就是直接为中国管理)。

1917年沙俄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很快垮台,此时俄国国内出现激烈内战,无暇管理外蒙。早就对沙俄奴役统治不满外蒙王公贵族和喇嘛活佛借机向中国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回归中国。

此时北洋徐世昌政府顺应国内民意,于1919年10月派出北洋大将徐树铮率领中国东北边防军第一师,计步兵二旅,骑兵一团,挥师出塞,向乌兰巴托进发,准备收复外蒙。

1919年11月,徐树铮将军的部队顺利开进了乌兰巴托,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外蒙古包括久被沙俄占领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全部回归中国。

但好景不长,苏联红军很快在内战中获胜,他们以追击白军残部为由,迅速向东推进,占领了外蒙古。1921年3月1日,苏联扶持的傀儡外蒙古人民党成立,通过武装叛乱,消灭外蒙古的中国势力,建立了临时人民政府。

4月10日,外蒙古傀儡临时政府装模作样的请求苏俄政府提供军事援助。7月6日,苏军进入乌兰巴托,由此中国再次失去外蒙古。话虽如此,苏联当时在国际上被各资本主义大国封锁,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苏联一再向中国示好。

1924年5月31日,中国北京政府同苏联政府在北京签定的《中苏协定》中规定:“苏联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取代北洋军阀成为中国的控制者。蒋本人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收复外蒙是他最大的心愿。从1935年开始,苏联和中国开始秘密谈判,除了联合抗日,就是如何处理中共,和外蒙问题。此时苏联还试图和中华民国合作抗日,存在压迫中共归顺国民政府的意图,中苏存在合作的可能。

但1936年3月22日,苏联和外蒙古突然签定了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苏联此举在事实上承认了外蒙古独立,它是对《中苏协定》中有关条款的否定。《苏蒙互助议定书》重申共同抵御来自“第三国”的入侵,第三国除了日本,美国以外,自然也包括中国在内,这是对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严重破坏。

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勃然大怒,他在4月7日和11日两次通过外交部发文强烈谴责苏联,同时命令中断所有和苏联的谈判,由此中苏合作陷入僵局。

由此,张学良判断苏联既然不能跟国民政府合作,那么要想联合抗日,必将找中国另外的势力合作,张学良的机会就来了。一旦有苏联的支持,张杨联合中共对抗就是非常可能的了。

所以,他找到刘鼎,表示了彻底联共反蒋的愿望,刘鼎也大喜过望,赶忙向中共中央报告。接到这个报告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都非常高兴,因为张学良随信说:要求与恩来见面,中共也感觉需要和张学良马上联络。

5月12日,周恩来第二次赶赴延安和张学良面谈,双方密谈了整整一晚,13日凌晨张学良派部队将周送出延安。

第二次延安会议的内容是相当秘密的,张学良本人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写明,周恩来也没有通过电报和信件形式记录过该会议,但根据之后很多细节可以判断出双方谈了以下几个内容:

1.红军东北军之间误会的解决,之后类似问题的处理

这点双方迅速谈拢,因为张学良已经决定和红军彻底合作反蒋,这点就是小事了。周恩来表示对东北军奉命占领苏区一事给予全力支持,而且提出让东北军占据红军目前控制的黄河西岸部分地区,因为中央军必将从此处渡过黄河,一旦东北军占领这些区域就可以阻挡中央军从此处通过。张学良表示同意。

2.和苏联联络,争取外援的问题

这点早在第一次延安会谈时,张学良就已经提过。张学良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不能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他就没有办法和蒋介石对抗。他的20多万东北军一年军饷至少需要400万银元,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开支,一个月没有200万银元很难坚持下去。同时东北军需要的武器弹药和各种作战物资的数量也非常可观,光靠陕西,甘肃这种省份不可能支持下去,必须由苏联给予全力支持。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说明已经指派邓发(曾经的中央苏区保卫局局长)赶赴苏联讨论具体援助的事情,但需要张学良配合,将邓发从西安送到新疆。张学良表示这是小问题,关键是苏联态度如何。周恩来表示苏联绝对支持(其实苏联并没有明确表态)。

3.西北大联合计划

张学良和周恩来明确达成西北联合政府计划,也就是以张学良控制的甘肃兰州为中心(张学良部将于学忠目前担任甘肃省主席),红军和西北军密切联合,进而形成西北各实力派联合反蒋抗日的所谓西北联合政府,建立西北政府国防军计划。计划明确提出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和苏联外蒙古签订联合抗日协定(其实苏联当时不可能同意明确抗日的计划,他要尽量避免和日本对抗)。

以上三点中,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张学良和中共已经通过第二次延安会谈明确决定联合反蒋抗日的主张,这也是之后西安事变的根结,也是东北军和红军合作的基石。

相比第一次延安会谈的试探和互不进攻协定,张学良明确表示和红军合作,和蒋介石中央军对抗,割据西北自立,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话虽如此,但目前八字还没有一撇。

首先,苏联态度不明,如何援助的方法和援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提供,没有这点确定就无法起兵。6月中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终于恢复直接的电报联系。16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长电中称: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在电报中,中共中央提出当前主要困难是经费和装备问题。电报称:东北军一旦脱离南京政府,则财政来源完全断绝,加上红军,每月至少应得到共产国际300万元的资助。同时,东北军脱离南京后,武器装备的来源也完全断绝,因此飞机、重炮、各类步枪、机枪、架桥设备以及各种弹药,都需要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但苏联方面并没有明确表态。

其次,杨虎城目前始终保持低调,他仅仅在3月和红军达成互不进攻,互相通商的协定,根本没有提供和中共如此联合的计划,甚至刻意保持和中共的距离。东北军、红军如想在陕甘两省起事成功,没有杨虎城这个陕西王支持是不可能的。

再次,单单依靠杨虎城,张学良,中共的力量相加,也不过只有战斗力不强的30万人,这点力量如何和中央60多万大军对抗。当年中原大战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集合了近80万大军仍然被中央军击溃。此时中央军已经开始德械化和正规化,战斗力和兵力较中原大战时期远强,更控制了四分之三个中国。单靠30万人和陕甘两个省,肯定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尽可能的获得西北诸如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马步芳,盛世才等实力派的支持,进而还需要华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四川刘湘,杨森,西康刘文辉等其他实力派支持。此时这些外援除了不可靠的阎锡山曾经有过模糊表示以外,一概没有。

最后,东北军也好,陕军十七路军也好,都是封建军阀部队,部队内派系林立,思想混乱。高级军官颇多军阀思想,很多自顾自,这种反叛中央的大事让他们参加,看起来并不容易,需要一段时间争取。当年新桂系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广西起兵反蒋,就是因为部下不支持,最终三个部将黄权、吕焕炎、杨腾辉倒戈投降蒋介石,拉走了三个师。俞李两人瞬间成为光杆司令,逃出广西。除了高级军官以外,中低级军官也颇多混军饷,挨日子,心靠中央的,就是基层士兵也很多认为蒋介石是领袖,中央军是政府军,和他们作战就是叛国的。所以内部必须经过整顿,军官需要进行思想教育,士兵必须经过宣传。

因为这几点,导致张学良和杨虎城不可能在短期内反蒋作战,也就是导致他们只能放弃和两广合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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