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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萨说史46:西北军和中共的合作(西安事变10)(3/3)

老萨的历史真相档案之四十六

王世英也是西安事变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他和南汉宸等人在延安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江青原是王世英部下),被江青痛恨。后王世英和南汉宸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在申伯纯赶赴天津的时候,突然又出了一件大事。

1935年11月下旬,杨虎城控制的陕甘接壤处的长武县县郊出现了一个中年人。这个人身强体壮,一身陕北土商人的打扮。身穿一件破旧的青布大棉袄,头戴毡帽,腰间系着一条布腰带,肩上还背着一个陕北商人常背的捎马子(搭在肩头的一种布包),放着账簿算盘,手里还拄着一支木棍。这个商人打扮的人由一个当地老乡领着,在大道上赶路,却意外的遇到两个长武县的民团便衣。长武县接近甘肃,而甘肃这一带有红军活动,所以民团一般设有土特务,负责检查来往旅客。这些土特务把这个当做有油水的差事,经常借此敲诈客商。

两个土特务立马叫喊着迎了上去,商人看到这种情况也没有躲避。两个特务走到商人身边,随即问他:哪儿来的?干什么的?商人用陕西蓝田腔的陕西话从容不迫的回答:甘肃来的,做皮毛生意。

年纪较大的特务干了几十年,是个老油子。他仔细看了看这个商人,样子倒是标准陕北商人的派头,也没什么特别的,还是敲点竹杠就算了,于是向年纪小的特务使了个颜色。

那个特务立即说:我们是长武县的便衣,打开你的行李,我们要检查。商人明显犹豫了一下:长官,我们小商人出门在外的,赚点钱不容易,关照关照。随即两块银元从商人手中塞到那个年轻特务手中。

年纪大的特务看到塞了两块银元,很满意,正准备带着另外一个特务走路。谁知道那个年轻的特务比老的还贪心,他看一下就给了两块银元,知道是个有钱商人,想再多敲诈一点:我说了,打开包袱,我们要检查。

商人愣了愣,傍边带路的老乡说:长官,这就算了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嘛。那个年轻特务大怒,拔出驳壳枪说:方便不方便还轮不到你教我们,马上打开包袱,不然开枪了。

年长的特务一把抢过马褡子,一阵搜索,搜出了100多块银元,全部装到自己腰包里面。年轻的特务继续搜索,突然搜出三封信件,其中一份上面写着:杨主任亲启!

两个特务大吃一惊: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有给杨主任的信?商人沉稳的说:实不相瞒,我是杨主任部下,来长武县是有公务的。

两个民团特务顿时不敢造次,放了吧,到口的肥肉丢了太可惜,抓吧,万一真是杨主任的人,他们不是用木棒捅老虎鼻子。两个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将这两个人先送到长武县政府去,让上级处理。

年长的特务说:先生,我们得罪了,但现在匪情严重,我们还是去县政府说个清楚,你看行不行?商人说:进城是没有问题,你们县长是不是还是党伯弧?年长特务说:是的,党县长还在长武。

商人又问:长武县有没有中央军的人?年长特务说:有几个军统特务在城门口负责检查。商人说:我有特别任务,不能让中央军的特务知道,我写份亲笔信给党伯弧,让他到这里来跟我见面。

两个特务看到这种场面更是屁滚尿流,猜想这个可能是杨虎城主任的什么亲戚,他们让一个特务去送信,另一个留下来殷勤招待。

长武县县长党伯弧当时正在吃午饭,但看到这份亲笔信的时候,顿时大吃一惊,险些从椅子上翻倒下来。写这封信的这个人就是党伯弧之前的上级,中共陕北刘志丹二十六军的政委,负责在十七路军地下情报工作的汪锋。

党伯弧以前曾经入过共青团,受汪锋的领导。他知道汪锋是个重要角色,是刘志丹的左右手,现在到长武县来,肯定是带着任务的。

党伯弧赶忙赶到郊外,见到了商人打扮的汪锋。汪锋开门见山的说:约你出来是因为县城里面有中央军特务,我怕进城就被他们知道了。我此行目的是去见杨主任,请你赶快安排。

党伯弧知道汪锋肯定是个使者,他将汪安排在自己的县政府里面睡了一晚,第二天就用一辆卡车秘密送到西安。由于陕西土匪和军统特务都很多,党伯弧怕不安全,还特地派了长武县的保安大队长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车同行。

汪锋是原来是刘志丹对十七路军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对十七路军了如指掌。毛泽东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就开始试图联系十七路军停战。在仔细思考以后,还是认为汪锋做使者最为合适。因为汪锋在十七路军做地下工作时间最长,认识包括杨虎城在内的很多高层,容易跟他们打交道。

毛泽东找到汪锋,交给他三封亲笔信,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让其去西安设法联系到杨虎城,达成双方停火合作的协议。汪锋接到命令以后,随即化装,准备先从长武进入陕西,然后从大道步行赶赴西安,走路的人不容易被盘查,这是最安全的方法。只要到了西安,汪锋就马上去找自己亲共的老朋友,杨虎城的军师杜斌丞,由他安排去见杨本人。

没想到刚到长武县就意外的被民团土特务拦住勒索,险些穿帮。但这一来反而因祸得福,省去了很多麻烦,得以用最直接的办法见到杨虎城。

汪锋到了西安以后,被党伯弧的人送到杨虎城的心腹,也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军法处处长张依中处。张依中也是一个亲共的人士,和汪锋也是老熟人了。汪当即表示这次来是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想和杨主任面谈合作的事情,并且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张依中。张依中赶忙将信交给杨虎城,杨虎城当时正派申伯纯去天津联系南汉宸,没想到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事情。

接到信以后,杨非常高兴,因为南汉宸毕竟只是中共北方局的一员,而北方局是陕北中共中央的下属机构。如果汪锋是真的使者,和他交往就等于直接跟中共中央谈判。

杨虎城和冲动的张学良不同,他做事一向老练沉稳。杨觉得虽然毛泽东派人来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排除这是军统戴笠设的一个陷阱,派出特务汪锋来试探杨虎城是否会投共。话虽如此,机不可失,跟汪锋见面还是要见的。

他命令张依中好好招待汪锋,但为了掩人耳目,暂时还是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不要随便释放。张依中随即把汪锋安排在军法处看守所中最好的一间单身牢房(为受到内部纪律处分的十七路军高级军官专门设置的牢房),好酒好肉养着,但不允许汪锋离开看守所一步。

期间,杨虎城派军师杜斌丞来看守所查查汪锋底细。杜本人是个很亲共的人,他和汪锋谈了好久,也介绍了一些杨虎城现在的想法。杜告诉汪锋,杨虎城现在其实迫切想和红军停战合作,但由于历史原因,杨虎城认为红军不守信义过于凶狠,所以顾虑很多,怕被红军欺骗利用。杜给了汪锋很多建议,包括杨虎城可能问的问题。

期间杨虎城的机要秘书,也是心腹的王菊人(共产党员)曾经会见过汪锋,但是双方没有谈什么深入的东西。稍后,张依中在一个晚上乘夜色将汪锋送到新城大楼,杨虎城已经等在这里。

为了保密,当时仅有汪锋和杨虎城两人面谈。汪锋跟杨虎城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切入整体,表示红军愿意和十七路军合作。杨虎城就立即问了汪锋三个问题:

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曾经跟我们达成和平协议,为什么还要违背协议突然进攻驻扎在汉中的十七路军孙蔚如部?这是不是背信弃义?我部很多人因此对红军不满。

红二十五军俘虏我们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明明是共产党员,之前蒋介石下令将其逮捕,中统陈立夫甚至亲自来跟我谈过。我以人才难得为名,拼死保护了他,结果却被红军俘虏后杀死了?之前张汉民已经表明了身份。为什么共产党对自己人这么凶狠?

共产党主张联合一切力量抗日的主张很好,但具体怎么帮助东北军和西北军?

这些其实都是杨虎城在试探中共政策。

汪锋做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也是老江湖了,他一一回答:

违背协议打孙蔚如,主要是红四方面军被胡宗南部在川北封锁,需要调动他们出来,这样才能度过嘉陵江。杨将军是个明白人,知道军事上只能这么做。

张汉民被杀完全是误会,是战争时期难免的失误,也是我们红军的惨重损失,我们已经追封他为烈士。

八一宣言中说的很清楚,我们第一步要保证互不进攻,其他的可以以后再谈。

杨虎城对汪锋的回答表示满意,也愿意达成双方停火的协议。但杨终究不知道汪锋的底细,不能轻信,让汪锋先住下来,等他们讨论后再做决定。就在此时,申伯纯在12月带着南汉宸的亲笔信回到西安。这是南汉宸的上级北方局高层讨论的结果,一共包括六点:

1、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

2、在现有防区内,互不侵犯,必要时候可以打假仗,互为进退。

3、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

4、杨虎城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红军人员来往交通进出苏区。

5、杨虎城方帮助红军购买通讯器材,药品和其他物资。

6、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于来往交通。

申伯纯把内容说给杨虎城听。杨虎城表面不动声色,其实心里非常高兴,如果这六条实现,至少可以保证十七路军不用再和红军战斗,白白的消耗自己的力量。同时他让申伯纯向南汉宸查一下汪锋的底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毛泽东派来的。

申伯纯再次风尘仆仆的赶往天津,找到南。南汉宸考虑了一下,还是派一个共产党员跟杨虎城面谈比较好。南汉宸自己虽然很想回西安,但他是军统和中统长期盯住的目标,只要一动就很可能被抓住。他找到自己的老战友,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部长王世英,让他回到西安跟杨虎城面谈。王世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山西省洪洞县人,黄埔四期生,做了近10年地下工作,经验比张学良身边的刘鼎还要丰富。王世英以前也在十七路军搞地下工作,对杨虎城等人很熟悉。

王世英在2月到达西安,此时杨虎城情况更加严峻,红军已经开始准备东征。杨虎城知道阎锡山不是对手,肯定会向中央军求援。一旦中央军几十万大军进入山西,整个西北形势就会大变,杨虎城控制的陕南是西北的核心省份,自然是首当其冲倒霉的。

王世英到了西安以后,杨虎城也是很谨慎的接待了他,

杨虎城首先让秘书王菊人把把王世英带到九府街的杨公馆,将王世英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并且反锁上门。杨虎城后一步到杨公馆,他把侍卫和亲随支开,从王菊人处拿到了钥匙,然后秘密会接了王世英。王除了把汪锋的一套说了以外,还站在杨虎城立场上提出三点建议

1、和红军停战,保存自己实力。

2、和东北军合作,解决目前燃眉之急

3、和西北其他反蒋实力合作。

杨虎城表示这些他都知道,也愿意去做。但杨也说了他的难处,他的部下思想不一致,真正可以信赖的只有孙蔚如一人,而且中央军在陕南附近有数万军队,一旦来硬的,打垮他很容易,是惹不起的。所以现在杨虎城不能破釜沉舟,只能一步步来。

在和王世英详细讨论以后,杨虎城提出五点意见,他同意和红军停战保持和平,同意提供交通运输,同意设立秘密电台联系,但杨虎城提出,红军必须第一不能策划他的部队哗变,第二必须不再派汪锋一样的特使随便来找他,因为一旦穿帮后果就极为严重。第三让红军尽量搞好和陕北榆林军阀井岳秀的关系,为将来打通和苏联的通道服务。

最后王世英表示汪锋确实是他们同志,同时表示要去陕北见毛泽东汇报情况。杨虎城表示没有问题,随后他再次反锁房门,将钥匙交给王菊人。王菊人随后送王世英回到秘密住所。

此时汪锋在看守所里已经住了一个月,虽然食宿都非常好,但心急如焚。

杨虎城从看守所中请出汪锋,让他跟王世英见面。接着杨虎城让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中共地下党员)秘密保护王,汪两人赶赴陕北苏区。杨虎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还让他们带了一大批钢笔,墨水到苏区,当时苏区非常缺乏文具。

王世英赶赴苏区以后,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汇报情况。毛周非常高兴,称汪锋,南汉宸,王世英是高福源一样的敲门人,都是大功臣。后来在4月王世英再次被派往西安跟杨虎城确定了细节问题,此时周恩来李克农已经在延安跟张学良正式谈判了。

由此十七路军直到西安事变结束,再也没有跟红军交火过。

同时杨虎城命令爱将王劲哉旅长在富县前线搞了一个所谓的军队合作社,给了一笔钱,还调拨了一辆卡车专用,实际负责给中共提供急需的物资和运送来往人员的。这辆卡车以十七路军名义在陕西各处购买物资,然后运送到苏区,包括大量的药品,无线电台和一批枪械弹药。当年重病的邓小平就是靠这些运送的药品保住性命的。

由此在1936年4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几乎同时和红军达成了和平协议,陕西的局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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