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
张学良准备和周恩来在延安正式谈判，这是张学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谈判，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谈判，他决定了中国之后半个世纪的命运。在谈判之前，又有一个新的事件发生，这也是对西安事变有重要影响的一件事。
特使刘鼎
张学良刚从洛川回到西安，就接到上海李杜将军的一份密电，电文只有五个字：朋友已找到。
张学良大喜过望，知道李杜联系到上海共产党了。张当时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在上海，所以虽然已经和李克农接触，但还是更相信共产国际的力量。
他随即派出原来是李杜副官的高级参谋赵毅，将这个朋友秘密接来西安。这边朋友还没有到，另一路神仙却先到了西安，他就是军统领袖戴笠。戴笠这个人能力极强，白手起家组成了不亚于苏联克格勃，美国CIA的军统组织。军统的前身复兴社分子遍布全国，在东北军内部有不少人潜伏。
张学良自认为跟李克农联络的事情做得密不透风，实际上3月5日他和李克农见面的时候，潜伏在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张李两人会面的情况立即汇报到南京，甚至还汇报了两人达成协议的大概内容。
戴笠深感惊恐，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正在全力围剿困居四川北部的红四方面军和山西境内的东征红军，尚没有精力处理这样的事情。况且蒋介石并不相信亲如兄弟的张学良会做出这种事情。
蒋问戴笠这个情报可信度有多少，戴笠说有七八成。
蒋介石斥责戴笠说，谁都可以说七八成，就是你不能这么说。你是搞情报的，知道这种重要情况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不确定性，就会导致我们大政策的决策失误。
戴笠不敢多说，随即表示自己马上亲赴西安去了解情况。于是戴笠赶赴西安，进行新的情报部署，同时拜见张学良，探探口风。当时中央情报系统在西安势力还是比较强的，对西安的各方面都有监控，主要有四股力量。
第一就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讯处处长曾扩情，他是军统的人。其主要力量都是深入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军队，负责监视两军，是从事军方工作的。曾扩情资历很老，为黄埔一期生，也是复兴社的创始人之一，此时俨然是西安军统的领导人。中统体系形式上也受他领导，连戴笠也称他曾大哥。
第二就是西北剿匪司令部第二处处长江雄风，他兼任西安军警督察处处长，也是军统的人。西安的军警都受他指挥，是从事除了军方以外其他所有领域的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第三就是省会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马也是军统体系，除了自己的治安警察以外，还有武装警察500多人，是有武装的一支情报力量。他受江雄风领导，是实际工作的主要领导人。
第四就是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它就不是军统体系的情报组织，而是陈果夫陈立夫建立的中统情报组织，设有行动队的武装特务，负责直接执行南京方面的各种命令。党部表面上是国民党在西安的最高党务机关，权力高于西安政府。
根据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惯例，任何一个地方都设有中统和军统两个组织，这样可以互相合作，也可以互相监视。
戴笠一到西安，各情报的密报雪片般飞来，都说西安中共势力活动频繁且大胆，甚至超过当年江西中央苏区。戴笠看到这些情报以后，也不觉吃惊，随即向蒋介石立即汇报。
蒋介石还是认为张学良不可能通共，但他对杨虎城不放心，加上向来小心谨慎，还是做出了一些应对的部署。他派出自己身边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给张学良担任参谋长，实际是是监视张学良的，同时领导在西安的中央情报机构。
晏道刚在长征期间都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做事尽职尽力，深受蒋信任。不过晏道刚没有什么军政经验，之前都是做副官的任务，经受考验也不多，加上人比较老实，没有什么手腕，所以他担任这个职务其实是不能胜任的。
戴笠稍后跟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会面，张学良当时还有喉病，不能太说话，一行人就稀里哗啦打起了麻将。
打麻将中戴笠几次用语言挑张学良，暗示已经知道张学良的一些行动，张装聋作哑，以风月事情岔开话题。当时盛传戴笠想追著名影星蝴蝶，张学良和赵一荻都以此取笑，戴笠也讪笑着应对。
几圈麻将还没有打完，突然张学良的副官孙铭久进来汇报，说是给张学良治疗喉病的医生到了。张学良说什么医生，之前不是看过医生了吗，我正在和雨农兄打牌，让他回去，明天再来。
孙铭久得令以后出去，没有几分钟又回来了。孙铭久说那个医生说他是副司令之前托朋友请的名医，副司令可能忘记了。张学良少爷脾气发作骂道不是让他明天再来吗，你闹什么？
孙铭久面露恐惧说他从上海来的，刚到西安就赶来给副司令看病。他还说病情紧急，早一点治疗早恢复。听到是从上海来的，张学良开始醒悟了。
戴笠能在国民党高层混的如鱼得水，自然也不是泛泛，他察言观色说既然是医生来了，张副司令还是赶快去看病，自己先告辞了。赵一荻也赶忙说，学良这几天话都不能说几句，还是赶快治疗好。张学良跟戴笠客套几句，随即送客，然后去看那个医生。
这个医生，就是李杜介绍来的中共党员，也是张学良需要的中共联系人。张学良对这个人的印象不错，他看起来文质彬彬，一副知识分子的派头，但是气质不俗，处事得体果断，一看就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鼎。
刘鼎原名阚尊民，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刘鼎是四川省南溪县人，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的童年和少年跟现在的大部分人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味读书求学。到了1920年，刘鼎离开家乡到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4年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在柏林被朱德推荐加入中共。其后几年，他先后就读于德国著名的哥廷根大学与柏林大学，是当时中华民国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25年刘鼎因为参加共产党活动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即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任教了三年，他兼作翻译，还担任过东方大学中国支部书记。期间学习了包括兵器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技术、电报电话在内的很多军工知识，也为之后刘鼎成为八路军兵工系统领袖打下了基础。
在苏联时期，刘鼎认识了在此处进行特工培训的女共产党员吴先清。吴先清1925年底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她之前结过婚，她的丈夫宣中华在四一二事件中被捕遇害。吴和刘鼎属于革命夫妻，也是自由恋爱，他们结婚以后，感情非常好，两人生了一个孩子，在苏联几年平静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1929年两人接到命令，要回国参加中共的工作。他们忍痛把仅一岁的孩子送到苏联的保育院（类似于孤儿院），先后回国。
1929年刘鼎回到中国，立即加入最危险的上海中共特科二科。上海中共特科二科是当时中共最为重要的一个组织，科长是陈赓，更高的领导者就是周恩来。二科主要负责中共的情报收集工作，刘鼎此时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但擅长化装，跟踪，侦查，情报传递等基本特工技能，还精通地下无线电台。刘鼎记忆力极强，能够记住整本复杂的译电密码。除了这些以外，刘鼎还擅长投毒等暗杀技巧，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1929年时特科还是全胜时期，虽然国民党在1927年前后成立中央调查统计局（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组（军统的前身），但由于两个单位组织时间短，没有系统训练，有经验的专家极少，经费不足，总体力量比较薄弱，无力和中共地下组织对抗。
当时中共派出所谓的龙潭四杰胡底，钱壮飞，杨登瀛，李克农四个人潜伏在中统内部，尤其是钱壮飞为当时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所谓机要秘书就是负责处理一切机密文件的秘书，由他挑出重要的文件给徐恩曾处理，其他不重要的就交给下属执行科处理。由此，钱壮飞得知所有中统秘密情报，导致中统的工作在1929年底到1931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至于杨登瀛更是了不起，他是中统在上海特务组织的主要领导人。由于上海最繁荣的就是租界，而租界为英法美等各国管理，中国军警在此处没有执法权，无法逮捕和审讯。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和租界的洋鬼子，上海三教九流人士交往密切的人物来协调联络。杨登瀛就是这么一个任务，他是中统和几国洋鬼子打交道的负责人。杨登瀛是这方面的高手，在上海不但和英美法日租界的高层搞得如胶似漆，更在上海青帮红帮极有面子，通吃黑白中外几条道。
杨登瀛为中共工作以后，立即对上海的中共机关不遗余力的保护，导致中统在上海的行动一再失败，中共叛变的叛徒通常刚和中统接触即被中共锄奸科暗杀。
中共也留出一些过期的资料，一些已经撤离的机关，还有一些不坚定和叛变的共产党员给杨登瀛处理，杨由此在中统内部功劳最大，是当时最红的人物。
虽然如此，但秘密工作从来都是极为险恶的，单单上海租界的外国巡捕就有3000多人，四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中共特工人员随时可能被捕或者遇难，必须有极为坚强的意志才可以。
在特科期间刘鼎遭遇过无数风险，他多次改变社会身份伪装自己，包括办成卖糖果的小贩。他曾经担任最为危险的情报传递工作，将双重间谍杨登瀛的情报带回科特。由此中共连续营救了一大堆同志，也处死了诸如出卖了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在内的众多叛徒。
其中有件事情最为有名，1931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关向应在法租界被捕，绝密的手抄文件也落入巡捕手中。
法国巡捕头子看不懂中共文件，托国民党中统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找一位“鉴别专家”。杨登瀛向法国人推荐所谓德文学者刘鼎，刘鼎去了以后，非常从容。他向法国人报告，这些德文的文件都是一些技术资料，没有什么政治色彩，只是有些激进言论。其实真正的机密文件已经被刘鼎偷偷替换了。
法国人没有质疑学者味十足的所谓专家刘鼎的鉴别，既然这些文件都不是政治性的，关向应应该就是个有些激进的读书人，不是共产党分子，稍后在中共的巨额行贿下将其释放。
刘鼎由于工作出色，被中共任命为特科二科副科长，他的夫人吴先清也跟其一起活动，她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长（后吴在1937年苏联肃反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处死）。
但是特科工作确实非常危险，1931年4月中共特科行动三科科长，中共情报三巨头之一的顾顺章叛变。由于顾顺章领导的特科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消灭叛徒和武装对付国民党特工，顾顺章对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了如指掌。顾顺章叛变以后，虽然有卧底钱壮飞抢先的汇报，但中共在上海组织仍然受到灭顶之灾，刘鼎的上级杨登瀛被捕，二科科长陈赓和特科负责人周恩来侥幸逃走，而中共领袖恽代英和毛泽东的好友蔡和森先后被捕遇难。
中共中央对顾顺章叛变一事极为痛恨，立即下了锄奸命令。
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历数顾的种种罪行，并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后周恩来奉命亲自带领康生等特科队员对顾顺章家锄奸。顾顺章是老江湖，自然不敢在家。顾当时可谓全家革命，他的岳父母，兄嫂，妻子，甚至小姨子都为中共机关服务，或者看门，或者做饭，或者买东西，都不知道顾顺章已经叛变。由于自认为家人没有叛变应该没有危险，顾一没有转移家人，二没有派出武装人员保护。结果周恩来和康生认为顾顺章叛变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庭人员应该有参与，都是叛徒。所以周恩来和康生等一行人没有杀到顾顺章，反而杀死了顾顺章全家9口人。
最倒霉的是当时顾家在打麻将，请了朋友。结果来打牌的一个朋友斯励（共产党员）和顾家保姆也都被用绳子勒死灭口。顾顺章知道被灭门以后，在报纸上谴责暴行，并且悬赏捉拿周恩来等人。中统局长徐恩曾后来为顾找了一个南京女孩做太太。
